第四节 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以上四点乃是我们反共组织与行政技术上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都还是可以设法补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补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决心能够坚定，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那我们虽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争取最後的胜利。现在我再对过去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加以检讨。
我们反共斗争的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在那-呢？一般以为我们第[233]一个错误，是我们接受雅尔达的条件，而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因为雅尔达密约是损害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来作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我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而与苏俄订约（注一），徒然给予苏俄对我东北的侵略行为以条约的根据，构成了中共祸国殃民的张本。但是我们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是承认雅尔达密约而受其拘束。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达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谘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在日俄两面侵略之下，为国家独立自由与国际和平安全而奋斗。至此日本侵略主义者已告投降，我们为了结束东方的险恶局势，而要保全国家生存，不能不谋取二十年至叁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而望与苏俄和平相处的途径。这是当时我们订立这个条约的决心。我们亦预想到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如果他对这个条约破坏的时候，怎麽办？那就是我当时在中央常会-所说的：「即令苏俄此後对我们中国继续其侵略政策，则这个条约亦可以作为国际上衡量苏俄侵华行为的尺度，和我们中国对俄交涉的根据。」所以这一着并不能遽然断定我们的政策为有重大的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当然，中共接受美国调停，只是利用其一纸停战协定，来运用其中立战术的阴谋，阻止我们政府的动员，束缚我们的军事行动，以致坐待[234]他匪军的袭击。（注二）我政府为什麽要接受美国调停，签订停战协定，来作茧自缚呢？但是我们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如不签订中俄条约，并接受美国调停，将使我们更陷於孤立，政府此时虽有力量解决中共问题，却没有力量单独对抗苏俄共产帝国主义，而阻止其侵入东北，策应中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为了和平要仁至义尽，对待朋友要开诚布公；只要我们尽其在我，而在道义上无所愧怍，即不能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有重大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叁个错误，是我们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因为剿共作战，必须全国国民意志集中，而行宪时期，各省县市各职业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坚人士，由於选举上的竞争，而分化乃至对立，不仅影响各政党间的主张纷歧，矛盾百出，并且使我们本党的组织和纪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现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这个机会，在「民主」与「自由」的掩护之下，加紧其渗透、分化，散布失败主义，因此遂使剿共战事归於失败。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国家，而在抗战之初，我们预定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宪政开始之时。所以对日抗战军事一经结束，我政府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行宪政。在当时，倘如我们真是为了行宪而招致失败，那麽我们对於这种失败，是决无遗憾亦不後悔的。到今天，事势的演进，更说[235]明了我们民主宪政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我们确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主义，-是我们击败共产极权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这部民主宪法，与苏俄帝国铁幕统制相对照，-能暴露共匪对人民施行恐怖和残杀的罪行，而注定其最後必归失败的命运。故在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对於剿共军事虽有若干不利的影响，但亦并非是我们什麽重大错误。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以上叁点是剿共失败的重大因素，那麽我们在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又在那-呢？我以为下列四点乃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叁七至一叁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七叁至一七五页； 第二十六节，第一九一页。
（甲）对俄复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後，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的北进，就希望中国对他复交。我政府对此极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宣布中俄复交。（注一）此後的事实，可以证明下列四点：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这五年中间，中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其与日本接近，最显明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侵犯我中华民国在东北的主权。（注二）[236]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後，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注叁）并订立了易货协定。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而他对我国输入的武器都没有预备零件，且不能适时应用，并於民国叁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叁）叁十年四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注四）鼓励日本的侵略，同时违反「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中俄互不侵犯协定」，事实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经丧失其根据。
（四）中俄复交之後，苏俄派驻中国的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其贸易机构，就是他部署其间谍组织，和指挥中共匪徒，颠覆我国家的机关。西北的国际交通路线，为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苏俄驻迪化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注五）
由此可见我们对俄复交，对於我们抗战，不独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抗战前後十四年的经历，可以说明当时一般人以为「只有联俄-能抗日」的见解，完全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八节，第六八至七一页。
[237]（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八节，第六八至七一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九节，第七一至七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八节，第九六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乙）收编共军
民国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对俄复交，到了二十叁年剿匪胜利之後，亦即着手於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注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之後，更进而收编共军。（注二）这一政策固然是我们受了日本军阀侵华战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战的时期，反得袭击我抗日部队，扩张其武装暴力，到了我们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更传播失败主义，企图与日军夹击我後方，而颠覆我政府。（注叁）
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收编共军，并容许共党与其他政党以同等地位来参加抗战，对於我们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证明，九一八以後，一般人所谓「抗日不反共」的论调，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卫「人民阵线」虚伪宣传的流毒。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238]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节，第七二至七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二节，第八叁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
二十一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线。而叁十四年至叁十五年之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收东北的计画，最後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注）更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239]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画。
然而我们决策之後，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後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四四至一四六页。
８７０９０８１０３２自由人注始 阅读至此时，自由人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 调遣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赴东北接收国家主权是绝对正确！ 反之，如果当时国军真的坚守榆关，并向联合国提出公断要求， 如意算盘是联合国断定东北隶属中国，但是国际政治不是我们所 能左右的，如果国际间有人唱出「榆关为界，重立伪满」，那不 是全盘尽墨？所以接收东北主权是绝对正确！ 因此致使华北军力减弱，导致强权鲸吞大陆，只能说是中国之命 运如斯也！ 啊--！！ ８７０９０８１０５５自由人注止
（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
叁十五年一月，停战协定签订了，而政治协商会议也开会了。这中间，中美双方坚持一个正确的方针，就是东北问题不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而「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不受停战协定的影响」。（注一）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东北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东北领土的主权，而莫斯科也承认东北没有共军，因此不应受停战协定的影响。
二、我政府为了接收东北主权而对苏俄交涉，乃是根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这是国际外交问题而不是国内政治问题，因此不应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
但是，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与其外卫之民主同盟，要把东[240]北接收主权问题转变为国共问题，而进行军事调处，而且主张其由「美苏调停」；同时要把东北的国际问题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而进行政治协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非法行动和非法的事实。所以中共为了苏俄对东北问题的阴谋策略，乃在热察冀鲁各地以及苏北，发动其全面攻击，（注二）致令叁人小组不得不继续与其商谈东北的军事调处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终拒绝政治协商会议或其综合小组讨论这个东北问题。
所以当时中共对政府的争执，实际的焦点乃是东北问题。政府认为接收东北，已非中俄两国双方所能解决，更不能作为国内政治问题，而中共硬要将其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中共利用关内的武装叛乱来迫使政府对东北问题的让步，而政府也只有决心阻止他这一企图的实现。当时政府如其对外关系不太过顾虑，以致处处陷於被动，而能积极的集中力量，执行叁十五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对於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後胜利的。至於东北主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节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於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初的决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这种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241]（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一五八至一五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一七叁至一七五页。
第五节 共匪在中国反共斗争中所以致胜最重要的一个魔术-- 反战运动与暴力决战
共党与我们叁十年斗争中所施展的各种政治战术，我将在补编中另行叙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战中所使用的最後一着，就是他一面以反战的口号阻止敌人的攻击，而一面准备其武装以展开他自己的攻势，实行准备决战。分别说明如左：
（甲）失败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施展
列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已提出「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说：「政府军队的失败，可以削弱政府，并使反抗统治阶级的内战较为容易。」（注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军事失败主义，乃击败了其临时政府，而建立他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零年各国共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其第四条规定各国共党必须「在其本国军队中，坚决而有系统的进行其宣传与煽动，并在其每一军事机构中，组成共产党团」。於是施展失败主义，乃成为各国共党的[242]重要政治战术。中共在我们国内所施展的失败主义，最显明的事例如下：
一、中共施展这失败主义来制造变乱，最早是民国十五年一月至二月之间，季山嘉与中共宣传北伐必败的谬论，随即演成中山舰事变。（注二）
二、民国叁十叁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粤汉路，深入我西南的後方。中共此时一方面宣传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已经失败，必将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图乘机突破我国民革命军的封锁，向西北打通他与苏俄的交通路线，并从我大後方与日军来夹击国民政府。（注叁）
叁、抗战结束以後，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一面与我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商谈，同时对我国民革命军到处肆行袭击；而一面在我国民革命军的後方，散布失败主义和制造厌战心理，使一般社会中间乃至政府-面，流行一种论调，以为戡乱军事没有胜利的可能，只有和谈-是一条出路。（注四）
民国十五年，我们制止了中山舰的变乱，誓师北伐，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叁十叁至叁十四年，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奋战到底，卒能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都没有被他失败主义的战术所击败。但是到了[243]叁十七年至叁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败主义的反战运动，竟瓦解了我们的士气，颠覆了我们的政府，其影响所及，徐蚌战役以後，除了登步岛之战与金门之战以外，几乎没有坚强的战斗，而大陆各省就相继沦入了俄共的铁幕。
当时中共匪党及其外卫团体，最显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中，都保持着他的阵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迹。但是他的这些外卫组织变相的渗透工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态深入於政府内部与民意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之中，甚至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宗教团体，和秘密结社的哥老会之流，而且曾对共党斗争、对匪军作战的军人，还有一些以奔走国共之间为其政治资本的政客，都被他渗透包围，而直接或间接的全为共匪所操纵利用。一般人以为落伍的军阀官僚、投机的商人掮客，总不会是共党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党要想颠覆国家、扰乱社会的时候，对於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後的废物，更是无孔不入的来利用他们，为共匪明目张胆，奔走呼号，以其所谓反征兵、反徵粮、反动员、反内战等口号，动摇社会的基础，瓦解士气和民心。我们政府虽明知其为匪作伥，但在民主法治制度的拘束之中，和共匪及其外卫之「自由」与「人权」的烟幕之下，只有听任一般宗教团体、秘密社会、叁教九流．黑团体、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机商人，受其煽诱和操纵，而成为共匪反对政府的後备军。这亦就是如本[244]编第叁章所引述的列宁所谓对其敌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来」，供他利用，以达到他作战的目的。就是这样，他利用一切中立主义和失败主义，使其很迅速很广泛的传播社会-，散布於政府和军队之中，来挑拨离间，造谣生事，也就是这样在社会与政府中间发生了矛盾和离心的作用。於是我国民政府正在必须动员的时候，无法实施动员；而我国军正在最後决战的关头，亦不能集中力量与共匪作最後的决战，而遭受这样悲惨的挫败。
（乙）暴力决战的准备
无论是苏俄对自由世界，乃至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对其政府，不仅准备暴力，并且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所以苏俄集体的内部，固然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也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说：「直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後胜败决定以前，恐怖战争的状态必将继续下去。」（注五）就是这个意思。
８７１０１７２０００ 自由人注 是什麽力量促使共产党「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 是马克思的歪点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苦大仇深」 。全世界的民主政府都在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唯独毛共 鼓励以穷为荣、以粗为荣，打击（五十年前）「一部分先富起来 的人」，歧视（二十年以前）有知识的人。 民国叁十八年以前毛共流窜时期，中共内部有「右顷机会主义」 、「左倾冒险主义」等人，可是没有资本主义者。 叁十八年毛共夺取政权之後，已经是「所向无敌」，应该好好建 设他的无产阶级政权，奈何在这「高枕无忧」的年代，共产党内 部反而冒出了大大小小数不完、抓不尽的「走资派」？！ 是吗？掌权的人就会变为「走资派」吗？这不是正好说明马列毛 的「理论」毫无价值吗？ ● 所谓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没有企图消灭人性， ● 认知人有私心、有爱心这种天赋的本能， ● 而容许及适度节制人性的自然流露。 不止是资本主义，除了反人性的共产主义之外，叁民主义及所有 其他的主义都容许人性的自然流露，警惕节制私心，鼓励发扬爱 心。五十年前，中央政府要照顾全国所有的百姓，而提早执行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本此，毛共把中央政府侮蔑为 「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 今日不抓走资派的中共、 今日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中共， 应该要为五十年前「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恢复名誉」！ 对於「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的毛共表示遗憾就可以了！ 安定团结第一嘛！ ８７１０１７２０３５
但是我们中国与共匪相持叁十年的经历，指出了一个事实，共匪真是使用暴力来作战的时候，他胜败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们的手上，而并不是完全取决於他的。唯有我们在共匪的战争威胁之下，自陷於动摇与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谈，而以为从此可以获致和[245]平，这-是百分之百的失败。这个事例，在我国最明显的确证就是：
一、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叁年，共党发展至八个游击区，蔓延至七个以上的省区，拥有武装部队号称五十万人。而我们国民政府对他五次围剿的结果，最後终能得到全面的胜利。（注六）
二、到了民国叁十四年，抗战军事初告结束，当时匪军非法盘据的地区不过七十县，即在受降时期，他一时发展，也不过二百县。如果共匪以暴力对我国民革命军作战，他的结果必定是与民国二十叁年时在赣南一样的命运，被我国军消灭，毫无疑问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对我们国家的颠覆工作，最後虽施用其武装暴力来决战，但是他制胜的因素，并不是在於军事，乃是共党最後决战的规律，就是他对於「从量变到质变」和「从渐变到突变」的辩证法之运用。他在全面叛乱期间，其军事上所发生的效用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其国际宣传与情报活动的力量之大，实在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馀百分之叁十，就是他在我们国内所运用的统一战线与中立战术，以及散布失败主义的宣传。而他全面叛乱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国民政府失却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运用其接触、渗透、宣传、情报、组织等诈术，复以其假和平的「反内战」口号为掩护，而来准备其[246]最後的武装暴力。故其真正的军事武力战争，不过为其决战阶段最後使用的武器之一种而已。（注七）
（注一）列宁全集第八册一四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叁节，第叁九至四二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九一至一九二页。
（注五）列宁「新经济政策」，选集第九册二四二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四节，第六二至六四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有关和谈与调处各章； 第一叁九页、第一四九至一五零页、第一六六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