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内
国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叁一年）七月至十月，第叁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於渖阳。於是[63]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法对日」的局势，使我不能不於当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党匪军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此後中共匪军的活动，就是对准这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着着进展，无异是其双方对国民政府，内外夹击，互相策应。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於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於淞沪停战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画，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叁省匪军着手。[64]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击溃了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匪部西窜川北。同时鄂西洪湖贺龙匪部亦败窜鹤峰。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叁月，长城之战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围剿计画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後，我即於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议，订定第五次剿匪计画，对江西匪区，采「叁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着着胜利的时候，共匪乃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琛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但是事变不到一月，迅归平定，剿匪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至二十叁年（一九叁四年）夏季，而湘赣鄂豫皖五省匪区乃束小至赣南山岳地带，其面积不过四千方里，与二十一年相较，几乎是五十与一之比。
及至二十叁年十月，其赣南的所谓苏区，外受国民革命军的压迫和封锁，步步缩紧其包围圈，而其内部的农业集体化又造成农业生产的衰落，和农业人口的减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窜与崩溃的一条路了。
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匪奉行其共产国际命令，作成决议，认定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到中国，视察匪区。罗明纳兹回俄後的报告，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史达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到了二十叁年，在我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八个游击区完全瓦解，残馀匪军不能不化整为零，突围流窜。於是莫斯科共产国际过去在其六次大会指使中共的武装暴动、苏维埃组织、「土地改革」、对中国整个的赤化计画，至此乃告一结束。
徐向前部窜入川北，企图入陕，我国民革命军迎头截击，并由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联络川中各军，督率会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泽东部亦由赣南窜到贵州，企图偷袭贵阳不成之後，潜渡大渡河，与徐向前部会合於懋功松潘一带，两路残匪在毛儿盖会议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转入云南。毛泽东彭德怀率部北上，展转流窜，转入陕北，投靠当地土共刘子丹与高冈的老巢。其所残馀部队共计不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
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民国十八年苏俄侵略者的满州里事变，与二十年日本军阀的九一八事变，明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要从日俄两个邻国夹攻之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中东路事件虽以「地方事件」而暂告解决，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装暴动策应日阀的侵略行为，仍然是这两面夹攻的变形。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决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军对於国民革命军的围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窜。他到了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号，求作政治的解围。
二十四年（一九叁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於中国主张成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史达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史达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略了。
这时候，朱毛匪军转徙川黔，渺无出路。八月一日，他们从毛儿[67]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其所谓「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为了解救陕北的粮荒，派刘子丹部，伪称「红军抗日的先锋」，渡河侵入晋西产粮地带。但匪军在同蒲路被国军击败，刘子丹就歼。朱毛至此自知无力再作军事冒险，便不能不向国府乞降，要求「停战议和」了。
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种中立团体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和发展。
就华北来说，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了反对日军在华北设立「冀察自治区」，游行示威。这本是爱国运动，却被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来执行其中立战术。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叁十个以上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匪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68]
「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开政客式的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路线，来破坏政府剿匪安内的政策。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後，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
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军事上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後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九一八事变之後，日本军阀在我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接着又制造内蒙自治，制造冀东特区，并且制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国二十叁年之秋，发表一本「敌乎？友乎？」的小册，对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说明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悔改，停止其对华侵略，则中日两国[69]斗争的结果，就是同归於尽，并且一再明白的说：「日本必能明悉，窥伺於中国国民党之後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但是日本军阀并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继续施用压力，企图孤立中国，以遂行其军事的侵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政变，威胁其天皇及政府。广田内阁成立之後，把他们侵华的计画，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叁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对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断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颜惠庆与李特维诺夫在日内瓦公布中俄复交。但此後中苏关系没有进步，并且苏俄侵犯我中华民国主权的行为继续发生。二十四年叁月，苏俄不顾我国抗议，出卖中东铁路於伪满洲国。这对於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到了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广田叁原则，我认为对苏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西和平的途径。但是到了叁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协定是公布了。鲍格莫洛夫企图阻止我国民政府的抗议，竟到[70]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谈话相要挟。我政府对於他这一无赖的插曲，置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
这时候苏俄的对外活动是两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缓和国际间对他的防范，故他对外进行着「和平外交」。而他的国际共产党部却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对西方各国进行着反战运动和颠覆工作。他的远东政策也就是这两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对中日冲突表现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对日本力谋妥协；他的共党对中国则通过其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各种团体，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时发起「联俄」运动。这是我们对俄关系的一面。
然而当时环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并不是单纯的日俄两国的斗争。具体的说：日本要求我们与他「共同防共」，并不是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对付苏俄。共匪及其外围团体的联俄运动，也不是要求中俄两国联合对付日本。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固然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所以当时如果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广田叁原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又或[71]於抗战发生以後，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停战议和，则日本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抗日而联俄，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的覆辙，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得而知的。总之，当时我们中国无论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祸者总是西方国家。如果这样，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将要改变一个写法了。
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蒋廷黻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