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反送中起义至今已经五年。这段时间里，中港政权变本加厉，出言一次比一次苛刻，手段一个比一个毒辣，但我们却无还手之力；23条立法，对香港社会的压抑比国安法尤甚，港人政治上已无退路，思想上更陷入了一种困境。
回顾三十多年来，香港人纪念六四，无非是希望中国政权庶几复归人性，能够反省；我们支持中国民主化，也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善意的寄望。但仅仅如此，已然足够让我们背上里通外国、欲推翻政权等后果极其严重的罪名。政权如此狂妄对付香港人，背后显然还有更彻底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换血”、殖民。祖祖辈辈香港人付出辛劳把自己的土地建设好，其后更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了少说也是一整代人的心力，到头来却被逼离乡别井、播迁海外、远走天涯。然而，“祖国”不仅不要你，还要把你当敌人追杀。
至此，香港人已无法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无法再相信“一国两制”，更不愿意继续标签自己为“中国人”；弃中、自决、独立因此成为港人共同的思想走向和最终政治共识。
中共政权如此狂妄对付香港人，背后显然还有更彻底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换血”、殖民。（美联社）
不过，徒有态度、立场还不济事；任何一个试图建立自治体或独立国家的运动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阐明其建国目标、理由、步骤和行动范式。1776年北美殖民州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提出的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通称《美国独立宣言》，为其后还延续了六年的抗战指向独立。1897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Zionist Program—亦称《巴塞尔纲领》，为1948年即半个世纪后以色列人最终复国揭示了一条道路。这两个建国纲领在近世最著名，学术界也研究得最透彻。我们香港人的光复运动距离产生一个那样的政治纲领尚有距离，但学习其他民族历史上相关的事例以作准备，却应该尽快提上运动的议事日程。我向东京大会提交的这份报告，因此不是纲领本身，而是一个号召，一个个人倡议文件，旨在催促大家开始注意这方面所需的努力。我期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团体坐言起行、共同负起艰巨的建国责任，在不久的将来的另一个 Hong Kong Summit上踏出重要一步，协力提交一个正式的、具代表性的港独纲领。
这个报告因此是为香港民族解放、独立、建国的前期工程设计的一份工作建议，提出运动现阶段需要进行的研究（知）和实践（行），并号召各方仁人志士按自身条件组成一个一个乃至无数个的自主战斗/工作群(autonomous combat/work swarm)，在参考这份建议之余，或选择或发明若干项目自发投入工作，并在适当时候与其他战工群交流意见、交换心得，累积建国知识和有关工作经验。
“知”的方面，我向大家提出“光复三学”这个概念。钻研此三学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帮助运动替换中港政权。
此三学都不是传统学术界认定的标准学科，但在一些标准学科里，大量个别研究都触及上述三种学问里的关键议题；我们应该尽量收集、消化这些个别研究，并以之为基础提炼出对运动有益有开创性的见解。
1.“失败学”：任何工程学里都有专门研究系统故障或失效的 failure analysis，而近年最能从失败中不断学习而不断成功的最明显例子莫过于 Elon Musk的 Space X。我们的运动又如何？三十六年香港民主运动传播了民主观念、教育了群众、在在影响了西方国家对香港政事的态度，功劳很大，但就运动的主要目的即争取《基本法》制约之下的有限度民主双普选而言，却彻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能只说成是政权使出了不可抗力，也需从运动自身之内找，找到了才会对未来的运动产生指导作用。争议会很多，研究过程也可能让一些人不高兴，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课题，因此至今未能在运动内部跨派系广泛开展，但今起必须老实面对、寻根问底，以期达到某种共识。同时，我们的运动也需知道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类似的运动的失败经验，从中吸取教训。这是从运动的整体而言，是宏观学问。但除此之外，失败学还有微观层面，研究运动每一环节都出了什么问题。举凡组织型态、经济模式、动员规范、所要求民众的参与程度、抗争使用的手段和口号、派系之间的意见冲突、历次起义中的任何可商榷之处和操作失误，等等，都须作深刻检讨。大多数这些环节的失败，背后其实都有丰富的学术参考系帮助我们作深度分析。
此学所需人手包括政治学人、战略战术学人、运动人、政治人、观察人等。
2.“流亡学”：古往今来世界上的流亡运动恒河沙数，绝大多数都在一两代人之间消失，其中包括1917年俄国革命后流亡海外数约三百万人中的各种反布尔雪维克运动，起初有声有色，却早在苏维埃联邦倒下之前销声匿迹。有政治意识的流亡人为何如此不济，大有学问。香港人组成的流亡社群要避开此夭折厄运、最后成功实现光复、建国，必须对流亡运动普遍出现的内部问题有深入认识。例如，西藏人的经验历历在目，台湾人流亡海外百年终有所成，犹太人两千年流亡经验则尤其丰富，都值得仔细探讨。这方面的知识是香港人弱项，必须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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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人手包括社会学人、经济学人、历史学人、运动人、政治人、商人等。
3.“建国学”：这是失败学的反面，但视野更宏大，触及的问题更多更复杂。要解决的问题起码有两个。首先，我们需要清楚提出香港独立的理由；国际上对此有一些不成文但很高的标准。香港人争取独立的理由已经很多很充分，但如何选择最重要的、如何表达，都有学问，要参考历史上的重要典范。第二，要取得国际上的支持，最起码要提出一个理论上吸引、实际上有可能的独立模式和大致的路线图。对香港的光复而言，最重要的参考包括美国、瑞士、爱尔兰、蒙古和以色列这五国的建国经验。其中，香港民主运动过程中从“和理非”到“勇武”的过渡、反共扩及“反蝗”、“大中华”转化到“港独”、引渡（送中）法例激化独立意识等现象，与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夜里发生的事情比较，如出一彻；这个未了的平行，因而是香港人建构独立论述的首选材料。此外，在大国博弈中能出现小国独立建国、之后能和平稳定存在几百年至今、其存在对各方都有好处的案例—瑞士，更是一个能启示香港的终极出路的范例，国际友人容易明白，我们走这个方向在国际上或有吸引力。更近世的事例则有爱尔兰全民反英抗暴独立、蒙古和以色列以弱势民族之身静待时机复国，三者都对香港人有指导和鼓舞作用。
所需人手包括国际法学人、国际关系学人、历史学人、经济学人、政治人、运动人等。
我们可视“光复三学”为“香港学”的一个特殊子集，是最直接服务运动战斗需要的功利学问。此外，还有一些学问对运动的各方面健康发展有指导意义，也不可或缺。下面我列出若干这类学问并简述选择的理由：
其一，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学：无论是至今影响巨大的1648年西伐利亚和约提出的“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观念所建构的国际秩序，还是近年在西方发达国兴起的以超国家主权的“人权至上”观念为核心的环球主义，对香港自决、独立运动都有十分不利的一面；2019年之后，港独概念在国际上缺乏支持，甚至一如藏独、台独一样，在主要民主国家里也受到种种有形无形压抑，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两个涉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为在此不利的环境之下推动香港自决、独立，有必要深入认识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学，以求得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突破、令主要民主国家承认所有中国周边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当性。
其二，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语言的功用不止于沟通，还可以相反地作为身份认同的符号，起著独特而强大的区隔作用；社会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充分，有利于我们体认、提倡“香港话”而不是广东话作为香港人的母语。注意：我们不仅不反对广东话，反而十分珍而重之，因为它始终是香港话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提倡广东话更是中国之内的广东分离主义运动的有效武器；不过，在与中国切割的过程中，为要最坚实地在香港人社群里、在国际政、学界和媒体人的眼中建立“香港人”这身份观念，我们不宜继续接受“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这个语言学上并不准确的说法。社会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正好能提供按此思路开拓“香港话”所需的学理基础。
其三，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的史学（historiography，即研究写史人书写历史时所持观点和承载该等观点的史料取舍和铺排方法等的学问）：清帝国为了有效管治，策略性地认同于一统大中华，直接塑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术界形成的“民国中华史观”，这个史观被中共大体上接受，后来更透过二战时期及1949年前后南来香港的大批中国文化人渗入港英治下的中小学历史教材。今天，这个史观依然强力影响着不少香港人，不利香港走向独立。同一套中国历史事实，既可配上中华帝国大一统观念和写史之法，也可配上中华帝国大解构的相反观念和写法，此中选择应由香港人自己作出，最终形成“香港人的中华史观”。
其四，帝国、后殖民与文化批判：这主要是西方学术左翼当中兴起的跨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学问，我们可借以解决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港独如何处理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有助香港民主运动中的“大中华派”𨍭化为“华独”，使成为香港独立运动重要一环。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尽管是在流血革命中诞生的新兴国家处理这类问题做得很温和，效果也比较好，例如美国之于英国文化；另外一些这种国家处理得不那么好，例如爱尔兰，后者虽然独立了102年，却至今无法完满解决与英国文化之间的纠结。
还有其他的有用学问，我不一一列出。
由于这些学问大部分都十分专门，我希望播迁系香港人当中的各门学者能花时间帮助运动中人准确扼要地吸收上述学科里的知识。
“行”的方面，我向大家提出“光复三实践”的概念。我的本业是经济学，故我会以有效分配资源的观点贯串这方面的分析。所谓“光复三实践”，就是：
1.服务：此乃内视、面向流亡社群本身的保育、维系、实力提升等工作。此类工作又可细分为三，即生活性的如帮助新来人安居就业、提供心理辅导；文化性的如教授香港语和历史、推介香港料理和电影等，以提振香港人社群当中的身份认同；政治性的如主办游行示威、6/4纪念抗遗忘、努力与沦陷区内蛰伏于地下的反抗运动保持联系、互相支持等。
2.国际游说：面向外国政商界同情者的求助和倡议工作，即所谓的“走国际线”。有些游说是间接服务性的，例如求取资源注入流亡社群；有些是间接攻击性的，例如说服外国政府制裁一些行径特别恶劣的中港官员。此外，也有为了更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中港政策而在各国开展的合法参选工作。
3.对政权的直接攻击：直视中港法西斯极权作出直接打击、致痛致损的工作。最近有些中国运动人做了几件这类的事都很好：揭露中共在外国的秘密警察局、反消息封锁的“拆墙”运动、向外国暴露中国真相的大翻译运动。这些抗争的特点都是与中共短兵相接、直截了当打击政权，值得香港人参考。攻击政权不一定要学爱尔兰 IRA扔汽油弹，况且我们不在沦陷区、没有地头据点做那个，但只要大家敢想敢干，无论在哪里都大有我们“用武”之地。
关于上述三类实践功夫，我有几点观察。
首先是，出亡初期，服务和带服务性的游说工作需求最大，我们的人手、时间和心力的投入也最多、成效显著，让我们的社群得到各种西方国家给予的公共津贴、享受多种救生艇计划。但是，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服务性工作逐渐进入收缩阶段，因为较晚出来的香港人的移民准备比较充分，财力、资历和语言方面所需的援助不多，实际服务需求逐渐减少；而且，西方国家近来因为有太多更迫切的支援对象，于是开始削减对香港人的资助，我们的服务供应也因此减少。供需皆跌，服务环节因此会出现人手过剩。这不一定不好。
香港人要在运动灰飞烟灭之前回到我们的福地，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美联社）
服务工作本身并无直接光复意义而必须由服务者一一导向、赋予动力，最终让服务对象自发直接间接参与打击政权。就以政治性服务工作为例：在海外搞游行示威、6/4集会抗遗忘等，都是好的，但便是记住了事情，年年参与不遗忘，政权也不会因此倒下；以前几万几十万人一齐搞维园烛光晚会、七一游行，也撼动不了政权分毫，现在分散海外就更不堪，因为那些活动只能产生最基本的政治维系作用，没有攻击性。旧约圣经《约书亚记》记载，耶和华著以色列人前往敌占区耶利哥城，告诉他们绕城游行呼喊吹号，第七天城墙就会倒下；以色列人听命去做，果然得手，遂轻易进入福地迦南。但那是神迹。三十多年来我们无论多少人喊破喉咙、多少人吹号吹多久，中港政权也未损丝毫，遑论因此倒下；以后也不外如是。这是所有服务性工作本身的局限，大家对此要保持头脑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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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际游说工作中的间接攻击性部分，也会遂步出现效益递减，一是因为还未受西方制裁的中港酷吏减少，一是因为西方还在多方面倚赖中国，特别是还要和中国做点生意，故过度制裁对他们也有不利，因此必然有限。大家也许留意到拜登政府的驻中大使月前说中美关系已囘复到了某种稳定状态。其实，游说外国政府制裁中港狗官，有点是要求这些国家代我们搞光复的味道；这对他们有代价，对我们却没有。这种免费午餐我们不可能再吃很久，革政权的命还需香港人自己干。这意味游说工作也将人手过剩。
我因此相信，香港人的运动如果不大幅调整一直以来三类实践的人手配备，很快就会愈发低效。直觉估计，三类工作的人手或时间投入比例目前大约是7.9:2:0.1，而今后为了光复，最优的比例应该大约是2:2:6，亦即要大大加强直接攻击力。作这种调整需要运动中人高度自觉，因为没有大台可以发号施令、让人手配置达到理想的高效率。
不幸，自觉性不是传统香港民主运动人的强项；还在香港的时候，示威游行静坐的地点、时间、动作、口号、蜡烛等都是大台替大家安排好的；2012年之后，运动的自觉性有所提升、2019年达到高峰，可惜为时已晚。其实，在绝大多数香港人的成长过程里，父母期望的是他们读好书、毕业找一份好工，鲜少是鼓励他们当兴业家艰苦创业；读完书做生意的也多是继承祖业，也不是人人都愿意。但现阶段建国工程所需要的，却是大批晓自发、能兴进击之业的运动人。因此，我劝谕大家，出来了便要下脱胎换骨的决心，原因是我们过去得到的培养和训练，往往与建国任务所需不匹配。
最后和大家讨论光复的学问和实践怎样接驳、知行如何合一。
上述研究计划几乎还未开展，故这个接驳问题暂时无法完整解答，但有些想法却可以先行探讨。我举两个国际线例子说明。
想法一：如果研究结果认为一个平和的“瑞士模式港独”是可以在某种可能出现的国际环境里实现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早在国际上进行这个模式的推介和游说，使能水到渠成。过去，国际游说工作都是滞后的：有了国安法,我们才向西方国家游说要救生艇；中港官员作恶太厉害，我们于是游说要制裁。这两种滞后的游说都比较容易做，因为可怕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了；但像上述港独模式的推介游说主要是前瞻的，因此历史和理论的研究都要做得特别充足，说出来才更动听、才能打动人心。
想法二：上述“建国学”的焦点放在建国前，研究新兴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产生、走的什么路径。但新兴国家产生之后，如何建立、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建立了能否畅顺运作，等等，都大有学问。孙文建国过程太仓促，这些问题未研究好，清皇朝就颓然倒下，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以致他的有关建国后如何运作的论述如《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竟然都是辛亥革命后大约十年才出台的，未免太迟。新的国家如何建构体制、如何运作，固然有大量政治学研究作参考，但如果有一批已有真正民主体制运作经验的人从第一天就操盘，新兴国家就更易上轨道。故我的建议是，我们由现在起就在西方各国成立香港人的政党，积极训练政治人才参政；选票数量不足的话，可以连同海外的藏、维、蒙、台人合作，所组政党称为 Third Nation Party（First Nation在新大陆国家里通常指原住民），每个民主国家里设一个，形成网络。起初，这些政党不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只致力公开调动选票支持同情中国周边民族解放独立的其他党派及其各级候选人。这个做法的好处是容易取得资源并能引起国际媒体注意，更有利推动新的推介性的游说工作，使各国友好党派同情我们的光复纲领，愿意支持我们独立。由于各民主国家的政体都不尽相同，这个政党网络里的香港人得以亲身认识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度的特性，有利设计香港建国之后最适宜的新体制。如何在海外成立政党、怎样取得资源、怎样结盟，都有学问，最好一面做一面学，知行合一。
我建议成立一批战工群，从光复三学三实践的框架提取若干研究主题和行动项目而从事之，所得成绩和心得作成报告提交予下一次 Hong Kong Summit召开时讨论，这样就可朝产生一个香港独立纲领行进一步。如是者若干回合之后，一个内容坚实、具说服力的港独纲领就在望！
流亡运动如逆水行舟，我们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红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却没有神迹助我们把海水分开，没有天降马纳让我们活命，更没有一个耶和华给我们诫命石板，惟有迎难摸索前进。要在运动灰飞烟灭之前回到我们的福地，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而且转眼已过了十分一或五分一，大家不可以蹉跎岁月。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练乙铮为香港经济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前副院长、《信报》前总编辑兼主笔。本文为日本东京一桥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举办〈日本香港民主峰会〉主题演讲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