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表示，前总统川普的对外政策就是现实主义的展现，亦即透过“权力手段”或“实力原则”达到目的。图：翻摄自川普脸书（资料照）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近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以实力回归和平：为川普的外交政策辩护”的评论，为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理念及其内涵做了概括性的论述。贯穿全文，川普的对外政策就是现实主义的展现，亦即透过“权力手段”或“实力原则”达到目的。
一、“透过力量达到和平”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川普延续此一路线
欧布莱恩认为川普的思维延续了西方或美国外交重要的精神，在许多政治人物的演说中都能找到这样的斧凿：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是一个出现于四世纪的拉丁短语，意思是“如果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这观念可追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他指出：“通过力量达到和平”。这一思想也在老罗斯福的格言中有所体现：“说话要温和，但要拿着巨棒”，这就是著名的“巨棒外交”的典故；雷根直接借用了哈德良的话，在竞选总统时承诺通过力量实现和平，必须注意的是，彼时卡特政府正陷入伊朗大使馆危机，其外交政策备受批评。
换言之，川普的外交只是这些思想的传承。欧布莱恩表示，2017年，川普在后奥巴马时代之后将前述精神带回白宫，并抨击民主党削弱美国军事力量。川普也兑现了他的承诺，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总统宣示美“通过力量实现并缔结和平”。
欧布莱恩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成果验证“川普透过实力创造和平”此一说法：在他执政的最后16个月内，美国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为以色列与中东邻国带来了和平；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同意了美国斡旋的经济正常化协议；美国成功推动埃及和海湾国家的裂痕，并结卡达束对该阿联酋的封锁；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在川普政府最后一年时间内，没有发生一件美国士兵战斗死亡事件。
这位前总统从未试图将其外交政策概括为“川普主义”，因为他不遵循教条，而是从传统的美国原则与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这些原则比所谓“全球主义”更为深厚，这个诉求就是“美国优先并不等于美国孤立”。在其担任总统期间，北约以及美国与日本、以色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合作都得到了军事上的强化。
二、川普外交政策的调整，是针对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来，美中经贸大战只是具体实践
深入观察，川普外交政策可视为对民主党倡议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在1990年代至2017年间实行的全球主义的缺陷与问题。川普认为“自由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存有巨大落差，许多“外国政府”利用高关税、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盗窃来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尽管军费开支巨大，美国其国家安全机制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很少获得胜利，却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遭受了明显的失败。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反省全球主义施行的对象与政策内容，并积极采取相关作为。这些论述批判，可视为川普启动美国经贸大战的正当性。
此外，中国与俄罗斯这类的修正主义国家却透过一系列改变现状的作为，试图建构新的政治价值、全球体系与生产供应链，他们是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却对美国与西方世界造成巨大威胁。中共的崛起是依赖于巨额补贴、知识产权盗窃和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此外，中共试图通过在电动车、太阳能、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取代美国，使其成为全球领导者来扩展其霸权。
欧布莱恩指出，中共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对手。它经常透过各种手段威胁民主台湾，其海警、海上民兵与菲律宾持续处于“灰色冲突”的状态，将在南海引发战争冲突隐忧。此外，北京现在是华盛顿在网络空间中的主要敌人，经常攻击美国的商业和政府网络。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和商业行为损害了美国经济，并使美国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甚至一些重要药品。
尽管“中国模式”不像6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对于第三世界革命者，以及西方左派激进分子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危险的中共领导人，但在他领导下，中南海仍然有足够信心逆转经济改革道路，镇压香港的自由，并与美国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挑起争端。更关键在于，中共尚未因COVID-19大流行而被究责，该病毒源自武汉。
如果中共试图削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华盛顿应该以牙还牙，如同冷战期间削弱苏联经济一样。川普当时对大约一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逼迫让北京有机会恢复正常贸易，现在更必须进一步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并对任何可能对中国有用的技术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华盛顿也应该与北京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但美国应该将其太平洋外交重点放在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盟国上，同时含括新加坡和新兴伙伴如印尼和越南。
三、清晰的政策与强大的国防实力，才能有效吓阻创造和平
他认为，为了吓阻中共的扩张野心，对于国防与军事现代化投资就是“实力”的物质基础，然而当下的作为显然不够充分：军队越来越缺乏保卫美国及其利益所需的工具。
针对台湾安全议题关系，欧布莱恩直接指出，台湾每年在国防上的支出约为190亿美元，占其年度经济产出的不到3%。尽管这比大多数美国的盟国与伙伴要好，但仍然太少，因为许多区域成员国在危险情势下需要增加国防支出。“台湾的不足并不完全是其自身的错”，过去的美国政府对华盛顿对台湾提供武器与协助防卫意愿发出了“混合信号”。下一届政府应该明确表示，随着美国持续的承诺，台湾也需要增加国防支出，并采取其他措施，例如扩大军事征兵。
此外，国会应该通过向印尼、菲律宾和越南提供类似美国长期向以色列提供的补助金、贷款和武器转让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国家增强其武装力量。特别是菲律宾，需要在与中共在南海的对峙中迅速获得支持。海军应该开展一个紧急计划，翻新退役的船只，然后将它们捐赠给菲律宾，包括目前在费城和夏威夷储备中的护卫舰和两栖攻击舰。
他示警美国的力量正在自我削弱中，特别是在面对中共与俄罗斯的核子挑战中，此一关键仍在于美国是否再度享有战略吓阻的优势。
事实是，海军拥有的舰船数量目前少于300艘，雷根政府结束时为592艘，这将让美国不足以全球18个海域中维持常规吓阻。国会和行政部门应重新承诺在2032年前拥有355艘舰船的目标，这是川普在2017年早设定的。这其中包括更多隐形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这些潜艇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核心战略，该系统允许华盛顿从空中、陆地和海上部署核武器并拥有战略优势。
三位一体其他关键部分也需要改进，特别在于战略轰炸这个面向。国会必须拨款给所有计划中的100架正在研制中的B-21隐形轰炸机，以取代老化的B-2轰炸机。事实上，专家与权威人士中指出空军需要至少256架这种穿透性打击轰炸机，才能持续对抗一个同级的竞争对手。为了避免像B-2出现的采购问题（最终空军只拥有21架，而不是最初计划的132架），空军和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必须努力确保稳定的生产过程。
随着中共和俄罗斯对其核子储存进行现代化与升级，美国必须在“三位一体”上保持技术和数量上的优势。为此，华盛顿必须自1992年以来首次在现实世界中测试新的核武器，以检验其可靠性和安全性，而不仅仅是通过计算机模型。如果中共和俄罗斯继续拒绝参加善意的军控谈判，美国也应该恢复生产铀-235和钚-239，这些是核武器的主要裂变同位素。
四、选举加温，外交议题将成为两党攻防重点
随着美国大选跃上时程，欧布莱恩自然对民主党外交政策多有批判。举例来说，他认为拜登政府喜欢口头上重视联盟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似乎对现实世界中的民主盟友关系的兴趣不大，反而更倾向于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样的虚构抽象概念，这种言论反映了一种伪装成支持民主理想的全球主义自由精英主义。
此外，他也认为民主党标榜的“人权外交”也是口惠而实不至。过去卡特亲自写信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沙卡夫，雷根在白宫会见了苏联异议份子纳坦.夏兰斯基，并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会见了其他人。相比之下，拜登很少公开谈论个别政见者，如香港出版商和民主倡导者黎智英，中共官方以政治理由将其监禁。尽管国务院对中共对待其公民的方式提出了抗议，并没有实质与严肃的人权意义，这或许也是美国右派对所谓“自由派”的挞伐。
仅仅拥有更高效的军队不足以挫败和威慑新形成的北京-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在自由国家之间建立强大的联盟，并提供清晰的“承诺”。换言之，这符合吓阻理论的两个基本内涵，亦即“信心”与“实力”这两项关键指标。很明显地，欧布莱恩为川普昔日政策辩护时，也批评拜登既有外交政策的问题。相信这些论点将成为年底总统大选双方阵营的攻防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