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几经摧折之后，再难以在中国社会激起共同回响。（美联社）
编按：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35年。本报与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通讯》合作策划专题，第三篇由清大社会所陶逸骏教授执笔。1980年代曾经是中国开放思潮和行动的黄金年代，但中共在1989年血腥镇压之后，备受缅怀的开放氛围已一去不返。陶逸骏分析后天安门世代的成长环境和世界观，并指出这个时代和前时代的显著差异。本文对话对象包括当代中国人、海外华人、和台湾人，他的目标是促成理解和对话。
在当代中国社会，“三十五”是个别具意义的年数。许多“年龄线”画在三十五岁。举凡公务员和教师招考、企业招聘、高校青年项目等诸多领域，一旦超过三十五岁，机会往往也就随之消散。“三十五”似乎武断区隔了稚嫩与风霜。横跨三十五年，免不了留下几层“世代差异”。
也就是说，八九那年出生的婴孩，今年在中国很多场景当中，已经不被视为一个具有“潜质”或者“可能性”的青年了。思想与职涯相当程度已经定了型。而所定的“型”，又来自三十五年来中国体制与社会的各种必然与偶然。其间长成青年与中年的中国人，相较于八九天安门广场上及各地响应的年轻面孔，已是换了人间。
而在台湾，尽管“三十五岁年龄线”不那样处处横亘，但世代政治经验、中国想像，以及对“八九”的关注，也都起了很大变化。集结喊话、隔海声援中国社会运动的盛况，已经难以重现。然而，中国“政体转型”的前景，与台湾的关联未曾减弱。1980年代中国许多思想和行动遗绪，构成政体和平转型的条件。三十五年来，这些条件逐渐溃散。但近年变局下的体制间隙，似乎可以察觉若干思维与行动的“新生”。这些思维与行动无意也无法“继承”1980年代，未必使“和平转型”的渺茫路径更加具体，却与台湾最有“理解和对话”的可能性。
一、体制：八九震荡之后
实际上，当年广场内外的年轻面孔，在被捕或流亡之外，就有相当多数在惊诧中被震慑，起身输诚或匍匐噤声。鱼贯转而赶搭1990年代进一步经济增长的班车。中共政权牢牢把控这种“绩效合法性”。八九时已经或正在懂得世事的几代人，仿佛带着别无选择的理所当然，成了敏锐追随务实主义以自保生存的几代人。钱理群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系统性增生，不只是在校园。
尽管一些人牢记1980年代的理想开放，甚至成为其后数十年不少“公民行动”背后的启蒙能量，但见识过政权手段之狠辣，多少也更加明白，需要以什么样的务实手段策略来伸展理想。赵鼎新描述八九学运前夕那种略带随意的“自发性”(spontaneity)，在八九过后较为罕见。体制内的谨慎者寄望于“地方政府改革”、“治理创新”甚至“党内民主”等折衷渐进手段。更积极者则不断尝试“擦边球”、“高级黑”、“戴锁链跳舞”，进而“公民倡议”，试图在红线边缘引起共鸣，推动改变。
在这种“少数人务实掩护缓行、更多人抛弃理想以图自保”的举国潮流中，中国的确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并试图向全世界展现出融入市场秩序的和善之姿。不过，当巨兽面向世界秩序、但也间或扰动世界秩序之际，一种“支配游戏规则”的快感，在“务实自保”两三世代之后，带来一种“已经站起来、富起来，还能强起来”的共同想像。“崛起”作为躬逢其盛的历史必然，未必需要冠上“和平”二字。而崛起过程中种种社会代价，反复被“发展”和“富强”的叙事碾压。如果江、胡时期还看得到一些倡议“创新改革”的“擦边球”，其中部分原因，也许是各求务实自保的新兴社会阶层，恰好碰上碎裂分化的集体领导权威，足以探得一点“自我表达”的余地。
在压制、隔绝、分化与丑化十数年之后，“宪政民主”的解读思维，离中国大多数人已经相当陌生而遥远了。（美联社）
但事实上，在经济增长激起的广泛冲突下，当时政权已有意识地积极摸索和展开控制社会的手段。偶有的缤纷空间，只是摸索过程中的缝隙而已。社区网格化、舆情数据监测、抓捕维权和异议人士，在2000年代中后期都已经形成大军压境之势。2017年蔡奇清理北京“低端人口”的许多作为，早在北京奥运之前的2007年，就可见于北京的都市计划和人口调控方案。《零八宪章》使得刘晓波遭到重判，也是胡温任内的事。只是在“治理技术”成熟的今日回头看来，似乎都不再令人讶异。
二、社会：对经济增长代价的解读歧路
“崛起”的社会代价依然灼热存在。中国许多群众也深知：官方强调举国政策方针，往往硬气宣称“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不是“我们”，而是那个“代价”。2000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看似又开始蠢蠢欲动。除了受到日益精进的“治理技术”抑制，这些暗潮面对经济增长的诸多“社会代价”，主要有两股截然不同的解读路径：一种解读是“问题在于没有政治改革。而‘宪政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另一种解读是“问题在于经济改革走得太远，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毒害，毛泽东路线才是正确方向。”
两种世界观分别自圆其说。前一种解读路径，的确承袭某些1980年代即有的改革思维。后一种解读路径看似匪夷所思、与“邓小平路线”相背，却是一股无比强大的漩涡。并在2000年代助长所谓“毛化”的社会基础。权力阶层当中，因而有人发出无关痛痒的“文革遗毒犹在、悲剧可能重演”论调。但很容易看到，“毛化”解读更便于纳入中共既有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民气可用，“唱红打黑”则是直接有效的手段。相形之下，对于经济增长代价的“宪政民主”解读路径，则彻底被否定、丑化。胡温后期也就有了“五不搞”的说法。
虽然文革灾祸曾经勉强促成了改革共识，但对于毛泽东时期的诸种“遗绪”，1980年代仅以“实事求是”的发展叙事稍加“封印”，从未真正解决。“不争论”也使得对于毛时期和文革的反省，相当程度转化为对于“异议”和“冲突”的排斥。尤其八九事件之后，1980年代各种“思想之光”悉数沉没于这种恐惧当中，从而被有效肢解为务实主义的“自保”和“遮掩”，终于披上一件“和谐社会”的外衣。整个胡温时期，尽管诉求“公民人权”的行动开始偶然浮现，但处于体制“治理技术”和“毛泽东意识形态”面向市场化社会“适应学习”的间隙，如果还留有什么关于“理想”的议程，也已实质远离了1980年代。个别知识分子在《零八宪章》的串连呼喊，试图重启1980年代的思维与行动，但再也唤不起广泛的社会响应，迅速受到打压清除。
尤有甚者，北非中东的“茉莉花运动”，以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政治转型经验，被中共官方论述反复渲染。务实自保的多数中国民众，以及对“西方民主”曾有过多天真幻想的不少知识分子，很快也就接受了“如果照搬宪政民主，中国会陷入分裂与动乱，无法解决当前迫切问题”的说词。历史遗绪的积重分化、国际局势的变动，受到政权刻意而巧妙的操弄。
此外，八九以来海内外民主运动社群，行动固然受到严峻限制，但自身的确也存在品质良莠不齐、分歧争议不断的现象，缺乏从中国体制内、广大社会群众、甚至社群自身凝聚共识的条件。当中国内外社会思潮“对崛起的幻想”与“对社会代价的毛化解读”合流，陈宜中所谓“反民权的国族主义”，终成为习近平上台之际的庞大资产。
三、治理技术与意识形态结合：“七条件”的溃散
陈宜中所指的“邓小平路线”，先是收编了群众“对异议的恐惧”和“稳定、秩序”的执念，竟从而助长群众对经济增长代价的“毛化”解读，使“反腐斗争”及“反民权的国族叙事”成为习近平上台之际巩固政权的“理性”方向。与此同步的是，“治理技术”已臻成熟。“网格化”、“舆情监测”、“枫桥经验”、“脱贫攻坚”到“四个意识”，都指向一种官僚干部充分掌握与整合资讯，“行政下沉”而能自我运转、落实到最基层的严密指令控制体系。COVID-19封控防疫三年期间，这个体系性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自上而下的严密体系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事实，政权得以垄断关于“稳定、秩序”的可能性。（美联社）
当这个自上而下的严密体系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事实，政权得以垄断关于“稳定、秩序”的可能性，“群众、民意”也经由“舆情回应”机制，被代换为有机集体的“人民”，成为强化中共权威的养分。在体系控制范围之外的社会行动，几乎全部可被视为“稳定、秩序”的威胁。借此，政权得以压制一切对于自身可能产生挑战的意见、诉求、行动者。然而，将这些“可能的威胁”打压、分化得越彻底，“民主会使中国陷入混乱”、“推翻中共可能换来更差的政权”的说词，对于中国一般群众也就越有说服力。因为，“可能的威胁”乃至“秀异而团结的反对派”，正是相对稳定有序的民主转型过程所需要的条件。
2013年《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提出的“七不讲”，事实上就归结了对于中国“和平演变”、有序开启民主转型至关重要的“七条件”，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的普遍认知、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的清算、“权贵资产阶级”的松动，以及“司法独立”的确立等等。但就如同许多独裁政权，中共采取的手段是：以“民主会带来混乱、推翻中共可能换来更差的政权”为由，将这些条件逐一硬生生压制、拔除。拔除之后，再理所当然昭告大众“民主会带来混乱、推翻中共可能换来更差的政权”。某种程度上，这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够使更多人畏惧中国民主转型。
只是，这么做的直接结果是，一般人民对各种政治社会代价的“毛化”解读更成常态，也更仰赖中共体制。基于“七条件”的思维和行动渐行渐远，“和平演变”更不可欲。如此，正中政权下怀。在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前，中国社会提出抗议诉求的行动能量，已历经十年左右的低潮期，在论述、策略、剧码、时机判断等面向，和胡温时期相较，都显得略为生涩。“白纸”匆匆上阵，难有组织动员，以至在分散于各城市的宣泄之外，其实不应承载“催化体制转型”的期望。
这并不是说胡温时期较为“进步”。如前所述，只是胡温时期对“治理技术”初步探索的过程中，“七条件”还能找到零星空间。实际上，“七条件”真正在体制内及广大社会进入思维、慎重讨论、提上行动议程、产生影响，还是1980年代的事。八九事件的重大冲击，除了北京城内的鲜血与人命以外，更在于“七条件”从公共场域分头转往“治理技术”的缝隙。2000年代许多缝隙中的行动者，大都曾受1980年代“三宽”社会思潮背景的深刻影响。[5]但历经八九，这种影响已蒙上一层“务实自保”的黯淡。在缝隙被“治理技术”逐一填塞后，对“七条件”的公然诉求，也就不再可能。
四、八九记忆的疏离：中国与台湾
无论如何，在压制、隔绝、分化与丑化十数年之后，“宪政民主”的解读思维，离中国大多数人已经相当陌生而遥远了。“中国的民主化”已欠缺笼络社会行动的能量──尽管政权对此仍持续极度警觉、恐惧。除了北京四通桥和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偶然烽烟，不容易想像中国的群众为着“宪政民主”的理想而群聚上街、冲撞官署。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几经摧折之后，再难以在中国社会激起共同回响，恐怕不仅仅是言论管控和历史的遗忘，而是体制在“民族复兴”名义下对于“稳定、秩序”的垄断挟持，已经成了一种社会事实，使得“民主转型”鲜少成为中国人以具体行动表达偏好的选项。
不止是中国。回望三十五年后的台湾，如今，假若在台湾街头询问“中国是否应民主化”，可能有相当多台湾人回应“干我何事”。有意见偏好的台湾人当中，除去“觉得中国现行体制很理想”这类叶公好龙的观点（或许不少），许多台湾人即使偏好自由民主，对中国“拆掉网络防火墙”、“开放媒体”也未必乐见，只因为难以预期“排山倒海中国人倾巢而出”的后果。而“中国的民主化”更令人充满疑虑。诚然，一个拥有“成熟完善的”宪政民主体制的中国，或许能够和台湾及世界保持更为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在“和平演变”的“七条件”被中共政权逐一消灭后，中国走向“成熟完善的宪政民主体制”的路程，很可能更加漫长颠簸，未必能在几个三十五年后成真，实在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台湾是好或坏，殊难断言，以至于无从寄予期待。
1980年代的中国，“七条件”得以真正在体制内及广大社会进入思维、慎重讨论、提上行动议程、产生影响。讨论和行动中弥漫的理想开放，与1980年代初期的台湾相较，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当时台湾官方和民间普遍抱持中华国族主义及反共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民主化前景由衷关注，大批台湾学生因而有动机在中正纪念堂前群聚隔海喊话，政治人物和演艺人员也愿意声援。然而，政体歧路三十五年来，随着“七条件”在台海两岸迥异的处境，这样的场面已经不可想像。相对平和有序的民主转型，使得大多数台湾人对“主权”、“宪政”、“公民”等概念有了更为近身、切实的认知，抽象想像中的“共同体”，也已经不再涉于中国大陆。
中国已经远离1980年代，台湾也是。而“纪念八九”的动能，分别因为完全不同的理由而流失。中国群众对于八九事件的否定及遗忘，除了宣传、恐惧、压制，更是“邓小平路线”涵育“毛化”土壤的后果。习近平任内作为，不过是充分利用这个土壤以巩固权威。而台湾群众对于八九事件的漠然与疏离，则是主权国家民主转型的自然作用。中国政权造成的鲜血与人命，对于一般台湾人而言，只有人道主义的关注，一如世界各国新闻中仍然常见的暴力杀戮。甚至透过新型短影音及社交媒体，许多台湾人也接收、共享了“邓小平路线”之下中国若干的“毛化”叙事，认为“中共带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而最终共同承认的也许只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宏大叙事，在三十五年后已经过于渺茫。
五、回不去1980年代，“七条件”何以重生
对于台湾人而言，“中国民主化”或许仍然遥远而充满不确定性，但与“毛化”叙事铺天盖地的“战狼中国”相较，“七条件”倘若重新渗入一般中国人视野，或许更蕴含相互理解、平和往来的契机。短短几年前，这种契机还是完全难以想像的。不过，随着近期台海、中国及世界的危机重重，这种渺茫似乎有了些许变化。尤其在COVID-19封控防疫三年，有些中国人对于“社会代价”的解读方式，稍稍褪去了“毛化”色彩。这是因为，当前中共政权已然彻底垄断了“毛化”理念下的“民族复兴”及“稳定发展”叙事。在这些叙事现状当中，假若再面临系统性的庞大“社会代价”，对“毛化”解读路径就不再容易照单全收。
经济下行，更加难以掩饰社会代价四处流窜。在本地劳资、性别压迫、退休养老、退伍军人、医保社保、烂尾楼、村镇金融、编外人员及“不稳定劳动”等诸多场景，都不是“境外资本毒害”或“美国阴谋”的说词足以完全解读。毕竟，贸易战加上疫情三年过后，还能留下提供工资和岗位的“境外资本”、“美国朋友”，很难扣上什么帽子。真要扣，也找不出多少。
三十五年来，体制压迫从未平息，甚至随着“治理技术”精进，“碎裂威权”回归“新极权”。（美联社）
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危机和民营企业困境，导致中国青年高失业率，因此“考公（务员）、考编（制）、上岸”成了大量中国青年职涯的“宇宙尽头”。这不仅使市场经济雪上加霜，也为原本即已渐显紧缺的体制资源增添了沉重负担。负担之下，一方面激化了反腐运动以来的另一波干部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也促使体制以更多欠缺保障的形式聘用人员。当前，许多基层党政单位都有大量的“编外人员”、“临时工”。众人在勉为求生自保之余，能够如何解读自身处境？即使“毛化”路径依然，与“民族富强”叙事也不再轻易共容──“强起来”与我何干？这些人未必采取任何挑战体制的行动，然而，十数年来与“治理技术”彼此支撑的严密指令控制体系，恐怕也就不再容易维持“严密”。
因而几年之后，体制的“缝隙”可能再次浮现。何种力量进入和填充这些缝隙，引导了一般群众解读处境的方式。这影响社会思潮与转型方向，乃至习近平死后的中国前景。当然，对于这种“缝隙”和“力量”，不容任何乐观。作为一个大一统专制国家，中国社会凝聚任何初步改革共识，往往都来自广大群众身陷其中、切肤之痛、饿殍遍野的“重大代价”。如果代价不够“重大”，就会有“原来还不是很多人活得好好的”的声浪阻挠改革。即使毛时期规模的重大代价，也只为中国争取到1980年代为期十年左右的契机。契机之中，大量问题未及解决，终以八九震荡收场。八九鲜血与人命代价，带来数十年“务实自保”和“恐惧异议”的秩序。这种秩序对于“宪政民主”叙事的抑制，直接导致1980年代“七条件”思维行动的溃散，反倒促成“毛化”的肥沃土壤。
目前看来，COVID三年代价及“白纸运动”，远未“重大”到在体制内和社会引发任何改革共识。未来倘若体制和社会缝隙重新闪现，或许也难以期望“七条件”的思维再度受到慎重讨论、提上行动议程、产生影响。然而，在另一场足以凝聚共识的巨变代价之前，中国、台湾以及更多海外华人如果能够从“八九”的纪念意义当中找到某种认同的力量，那或许是1980年代“七条件”的相关思维与行动经验在当下处境的解读，而未必是八九事件的勋章或伤痕本身。
诚然，八九六四的鲜血与性命，是亟需悼念和追问的。但这种人道立场，同样适用于八九以来数十年间，种种经济社会代价背后流逝的大量鲜血与性命。三十五年来，体制压迫从未平息，甚至随着“治理技术”精进，“碎裂威权”回归“新极权”。死难控诉，固然是八九及其后诸多代价的其中一个关键追念意义，“宪政民主”的宏大叙事，也仍然有丰厚的行动议程。然而，倘若八九有更多足以凝聚未来社会思潮和行动的特殊意义，更将包括1980年代“七条件”的思维行动在数十年来的日常微观实践处境。包括劳工、性别、族群、城乡、医病、环境、体制内官僚的彼此折腾。连绵不绝的质问，在乌鲁木齐火灾和贵州大巴的呼号、在李文亮微博哭墙的万千留言、在上海四月封城死在家中的老人、在奶粉用尽被铁链锁在家中的母婴、在迅速到了老干部病房的人体器官、在稀土矿开采无须在乎的土壤河川、在忽然消失的民营企业家、在反复爹味说教及卖弄书名的领导讲话里，这些，一直就是体制本身。反抗尽管零星偶然，甚至深怀恐惧，但“务实”更难“自保”之际，多少浮现一点共识基础，有助于“反共”和“反极权”共享、“民运”和“平权”融通。“秀异、团结的反对派”首先是以“秀异、团结的反抗者”之姿，在相隔更久远的世代间传递行动思维。
吴国光说：“把你的不满表达出来，用你认为尽量可能安全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当所有的人都在表达自己不满的时候，哪怕这个方式是最低限度的一个表达，我觉得也会形成一种力量。”回到不同世代的切身经验，当官僚干部控制公共言论与行动场域的能力退化，“冲塔”、“翻船”更加常见的同时，回到“七条件”的前提，或许就如1980年代的许多论坛集会，彼此“平等地、好好说话”。而在“运动式反腐”、“政治先行”的处境中，体制内官僚干部对于“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反复折腾”早已强烈有感，若逐渐警醒自身同属徒劳卖命的“内卷”、“韭菜”、“人矿”处境，即使持续“晋升”，指向的不过是胡锦涛、李克强的风烛残年，转瞬即逝，那么“躺平”的消极抵抗，难免更成为日常心态。就算不是改革动力，也是墙倒时助推的众人。如此，“七条件”或许在缝隙新生，成为渺茫转型想像中的理念契机。
这种空间、契机或许终究微弱，但只有以此再度产生的“体制内外连动”，以及一定社会群众基础的响应，才可能形成充分的体制转型条件。而这一次，早已走上另一条路径而反复演练“七条件”的台湾，对八九事件的回顾纪念，不再需要1980年代那般的中华国族共同体想像，也不仅是人道立场对政权死难者的普世关注，而是在中国“体制内外”人心浮动、对立锐化的背景之下，对于彼岸“和平演变”现实条件和具体效应的理解、评估与展望。思维行动与台湾越能相互理解，演变条件似乎也就越充分。毕竟，随着习近平步入晚年，“演变”的可能场景越来越被中国内外各方所考虑，并且更明确地认知与接受：倘若终究缺乏“和平演变”的“七条件”，中国体制内外远离的并不会是“演变”，而是“和平”。届时演变的后果，恐怕也会是台湾更难以理解和预期的。
※作者为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所助理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通讯》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