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北京大屠杀已然过去了35年，中共当局还是像大屠杀刚刚发生时那样，极端恐惧。中共当局虽然用暴力手段残酷地镇压了这场和平的民主运动，但是，八九民主运动并没有成为过去，它的影响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对于这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学生运动，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的评价，乃至，在不同人的那里，有着不同的叙述。中共当局曾经在64北京大屠杀前后，对八九民运极力诋毁和污蔑，并对事实进行曲解、歪曲，虽然，自八九学运被镇压后的第二年，中共当局便开始避免提及这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当局的那套鬼话就会消失。时至今日，捍卫历史，还原真相，依然是一个重要使命。八九民运和六四北京大屠杀的真相昭示天下、为所有中国人所知的那一刻，便是正义在中国实现的那一天。
关于记录和分析八九民运和六四北京大屠杀的著作有很多，其中，吴仁华先生的著作因为他的严谨和客观，无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另外，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因为搜集广泛而全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史料。而赵鼎新博士分析八九民运起因的著作《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这是一部近乎全景式反应和分析八九民运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先用英文发表，后来发表的中文本，出版机构分别是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想了解当年八九民运和六四北京大屠杀的人，对于这本书，或许，在阅读之前，都抱有不小的期待。
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著作，正文共有10章，此外，还有前言、导论和结论。其中，近三万字的导论，既是整部著作的索引，同时，也浓缩了整部著作的精华。导论的第一段，便提到了1989年4月22日上午的情况，这天上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追悼会将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约有五万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想参加这场追悼会。赵鼎新博士在文章中写道，“整个上午，来自不同大学的学运积极分子举行了形式多样但又各自为阵的抗议活动，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与胡耀邦的追悼会无关。在这些活动中，最能引起学生共鸣的是三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请愿。他们手捧请愿书，跪在那里长达半个多小时。
所谓先入为主，如果没有看过其他的相关史料，赵鼎新博士开篇的这段描述，想必会让读者觉得学生在借题发挥、寻衅滋事，因而产生极大的反感。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起因，就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引发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激愤，进而让学生开始考虑需要向中共政府进言，期望中共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然而，学生的热心和努力遭到中共政府的漠视，甚至，遭到了中共军警的残酷殴打，因而，引发了学生的强烈抗议。学生们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沿途高呼“反对暴力”“爱国无罪”、“铲除官倒”、“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贪官污吏”等口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其实，胡耀邦追悼会的时间，只有几十分钟，而这些学生，为了能够在当局天安门广场局部戒严之前进入，只好在前一天的晚上出发，在午夜时分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知道，北京的四月份，凌晨还相当寒冷，最低气温可能低于10度。《炎黄春秋》杂志刊登过一篇“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在追悼会前有“部队进入大会堂集结，裹着大衣，在大会堂过厅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而数万学生则是在空旷的广场上席地而坐，彻夜在广场上等待。数万学生步行数十里，来到天安门广场，当然是为了表达他们对胡耀邦先生最后的敬意，并送他们尊敬的胡耀邦先生最后一程。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至于那件与“追悼会无关、三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手捧请愿书”的事情，发生在追悼会结束以后，而且，请愿书的第一条是“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第二条则是“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可以说，这两条都和胡耀邦有直接关系，其他几条都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有关。学生们要完成胡耀邦未竟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悼念胡耀邦。
在书的第六章，赵鼎新详细诉说了胡耀邦追悼会的情况，他认为，“许多学生并不把追悼会本身看得很重。”他的一位受访者注意到，“当哀乐响起的时候，许多学生还在吃冰棍”。吃冰棍这个情节确实很生动，只是，这个情节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先不管当时的气温如何，毕竟，大冬天也有人吃冰棍。问题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处于封闭状态，学生们是从哪里买来的冰棍呢？如果说，有学生吃他们从学校带来的面包、烧饼，或许还有一定的可信度，说许多学生吃冰棍，让人无法相信。
与以上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一书中记录的、当天早上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的情景：“几万名学生在国旗迎著清晨耀眼的骄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肃然立正、行注目礼。我们面对国旗行礼，并用如雷的声音高唱国歌。我们用感天动地的歌声震撼了天安门广场。国旗缓缓地降到了旗杆的中央，以纪念胡耀邦的去世。我们开始唱《国际歌》，这是一个对死去的敬爱领袖唱的庄重的挽歌。很多人洒下了泪水。……”（第五节“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这样令人刻骨铭心的情景，赵鼎新博士却给遗漏了。显然，学生们对胡耀邦充满了敬意，他们极为真诚地悼念这位死去的领袖。顺便说一下，当时这些学生对五星旗极为崇敬，对国际歌充满了敬意，他们怎么会质疑和反对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此外，吴仁华还记录了学生们在广场上的三个请求，第一，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先生的遗体。第二，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第三，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结果，学生们的要求全部被拒绝，灵车由人民大会堂西南门开出，取道大会堂西路，径直从西长安街向八宝山开去。而彻夜未眠的数万学生却被晾在东门外广场上，连看一眼灵车这一愿望都无法实现。至于学生们跪请领导人李鹏出来见面的请求，更是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不要说领导人没有出来，就连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书。不要说学生极为愤怒，就连许多中共的高级干部都十分不满。前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提到，“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长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正是中共当局对学生正当要求的无视，迫使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升级，不得不进行罢课抗议。
四天后，中共当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公然将数万学生忧国忧民和对国是的关心视为动乱，宣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学生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不仅学生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局最为仇视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也极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学生们进行抗议，只是想让中共变得更好一些。而且，这些活动坦坦荡荡，正大光明，完全没有任何阴谋。当局这样定性，不仅是对学生一片赤诚之心的践踏，更是对数万学生人格的侮辱。正是这篇霸道、专横而荒谬的社论，彻底激怒了北京的整个高校。此前，当局已经通过各级党组织，传达了相关部署，告知将严厉制裁任何违背禁令的学生。然而，北京高校的十多万学生不顾当局的严厉威胁，不顾师长的真心劝阻，也不在意学生自治组织的决定，在4月27日自发举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游行。沿途，有上百万的社区民众在街道两旁为学生欢呼。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在出发之前留下了遗书，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出去可能会有武力镇压，会流血，但他们还是勇敢而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在427游行中，学生们除了打出反腐败、反官倒的标语，还有学生打出横幅：“妈妈，我们没有错！”这条充满感情的横幅显示出学子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持。
当时，中共的总书记赵紫阳在朝鲜访问，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有这么多的学生冒着被开除、被逮捕、甚至被打死的风险走向街头，进行抗议，以及超过百万的北京民众积极地支持、声援学生，大大出乎当局的意料，乃至让他们惊慌失措，被迫放弃了预定的镇压方案。吴仁华还提到，在当天，李鹏和很多人就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民众站出来支持学生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只得表示和学生对话，这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事实上，在学生最为关注的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上，中共当局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关于四二七大游行前后当局的表现，赵鼎新博士是这样写的：“大部分文献都把政府策略的摇摆，以及随后运动的发展看作是政府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派系斗争的结果。赵鼎新博士认为，这种说法不能就几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给出解释，比如说人们一般认为赵紫阳是改革派的领袖，4.26社论的出台是因为赵当时身在北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但这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在4月27日重新采用让步策略，并在4月29日跟学生进行对话；而此时赵紫阳仍在北朝鲜。”
是的，那几天当局的不同表现，确实和派系斗争无关，但是，把它说成是由强硬转向让步，根本就不是事实。按照当局的预案，四月二七日那天原本是要进行镇压的。只是，由于学生抗议游行规模大大超出预料、再加上上百万北京市民的支持，导致当局的镇压预案完全失效，被迫放弃了镇压。因为，当局非常清楚，按照原定的镇压方案，不仅不能震慑住学生，反而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反弹，所以，只能放弃。此后几天，面对这种令人震撼的局面，当局一时无计可施，不知所措，不得不假意和学生进行了一次对话。这个所谓的对话，根本就是在虚以逶蛇。尤其是，在这次对话中，当局的首席代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对话中装腔作势，回答问题避重就轻，引起各界极大的反感，被人戏称为“袁木求愚”。这次对话，反而加剧学生和社会对当局的不信任和不满。当局所做的这一切完全谈不上让步策略，既没有让步，更不策略，充其量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谋划对策。其实，就在导论中，赵鼎新博士自己也说，政策反复的关键，是中共早先处理学运的政策屡屡失败所致。也就是说，政策反复变化，只是政策屡屡失败的后果，根本不是让步。甚至可以说，直到赵紫阳下台前夕、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发表正式讲话之前，在对四二六社论给学生运动的定性上，中共当局并没有任何的让步。
赵鼎新博士在这部专著中，反复提及中共政府一直在让步，似乎他始终都没有看到中共的底牌。然而，他在书中却引用了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中共常委姚依林在国务院部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姚依林说，“各位在学习（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后退一步，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进而使其组织合法化的话，情况会如何呢？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有这个疑问。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题斟酌过很多回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反对党……如果我们做这样的让步，中国就会步波兰的后尘。波兰、匈牙利所发生的一切就是退让的结果。我们党、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就取决于这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们已经反反复复仔细考虑过很久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让步，绝对不能。”如果说，当时的学生、学者、中下层官员、乃至民主党派的领袖不知道中共独裁者的底牌，还能理解。而姚依林的这个讲话已经公开之后，还在继续宣扬中共当局的所谓让步，就让人无法理解了。说来，中共的独裁者总是在用亡党亡国来恐吓党内、恐吓民众，是何等的无耻、何等的无知。其实，一个政权的存亡，除了天意，就是民心。中共那些领导人，总是考虑他们政权的存亡，而不在意百姓的生死。这样的政权不灭亡，还有天理吗？
[page]
赵紫阳在5月17日凌晨发表正式讲话，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确实做出了让步的姿态，然而，仅仅十四个小时以后，中共真正的最高领导邓小平便决定调动军队实施戒严了。赵紫阳缓和局势的努力是真诚的，但是，他的真诚不过是邓小平利用的工具，对外显示一下让步的姿态，以便把军事镇压的罪责归咎于学生。实际上，应该是在赵紫阳发表讲话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决定动用军队了。因为，当天下午在邓小平居所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的表现都和以往大不一样，特别是姚依林当面大肆攻击赵紫阳，让赵紫阳大感意外。显然，李鹏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知道邓小平已经做出军事镇压的决定，只有赵紫阳一人被蒙在鼓里。
有人认为，在赵紫阳正式讲话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之后，学生应该立刻停止绝食，撤出广场。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可行性。首先，赵紫阳的讲话并没有正式改变4.26社论的定性。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明确说，我当时就感到，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赵紫阳本人也清楚，他的这个讲话并不能完全打消绝食学生的疑虑；再者，这毕竟是一场数十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单单绝食的学生就高达数千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甚至来自不同的地方。一场完全是自发的学生运动，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根本无法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尤其是，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中国社会已经被严重地原子化，没有民间的组织，更没有民间的权威人物。八九民运从爆发到被镇压，仅仅几个星期，那些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学生领袖，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威信，更谈不上权威。这就需要当局进行真诚的合作，帮助说服绝食学生放弃绝食。只是，当局的让步，原本就是虚晃一枪，根本就没有给学生留出反应的时间，他们更不会和学生真诚合作。假如真想让学生和平撤离，至少也应该给学生几天的时间进行讨论协商，允许一个思想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在赵紫阳被解除职务之后，中共内部的顽固派根本就不在意学生是否停止绝食以及撤离广场，反正他们是要采取镇压措施。甚至，他们害怕绝食学生停止绝食，害怕学生撤出广场，让他们失去以大屠杀制造恐怖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主张撤退的知识精英，最为中共当局所嫉恨，大屠杀之后，他们都被打成黑手，遭到抓捕或者被通缉。
在书的第七章（207页），赵鼎新博士谈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他认为，在实施戒严之后，中共高层精英仍然在通过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不断与学生领袖沟通，试图说服、甚至威胁他们主动撤离广场。为此，他列举一些学生领袖的回忆为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涉及到邓朴方。他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邓小平的儿子曾派助手前往北京大学，他们对学生领袖常劲说，如果学生主动撤离广场、不再坚持反对戒严、不再坚持推翻4.26社论，邓朴方可以在事态平息以后力劝邓小平退休。它的出处来自德国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联合出版的《回顾与反思》一书，这是十七位学生领袖对八九民主运动共同进行的回顾和反思，记录了当时大量的细节。然而，赵鼎新博士言之凿凿、郑重其事引用的这段话，却和书上的原文有很大的不同。原文是这样的，常劲说，邓朴方有个秘书，残联的一个秘书跑到北大去找，说是你们如果有力量能够帮助他们的话，邓朴方愿意劝邓小平辞职，然后解除戒严，所有的学生从广场上拉下来。注意这几个关键词的顺序：邓小平辞职、解除戒严、学生从广场上拉下。显而易见，赵鼎新博士的叙述和原文大相径庭。至于邓朴方这个秘书的身份究竟如何，常劲并没有细说。关键是，邓朴方愿意劝邓小平辞职，然后解除戒严，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很令人怀疑。也是在这本书中，当时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提到了一个涉及邓朴方的重要情节：有记者看到邓朴方就说：“哎，朴方，现在学生又闹事了，你怎么看？”他在轮椅上说了一句话，“天还是天，地还是地”（《回顾与反思》第230页）。这种霸气、狂妄的言辞，是普通人编造不出来的，这种话，也只有邓朴方这样的人，才能说得出来。他在告诉人们，让学生们去闹吧，统治者依然还是统治者，被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只能受压迫。在这句话里，有丝毫妥协退让的影子吗？有沟通说服的意思吗？只是，这个重要的例子，赵鼎新博士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说法，选择了忽略。
赵鼎新博士在他的著作中，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来解释八九学运的兴起和发展。谈论国家、社会关系，前提当然是要确定国家的性质。赵鼎新博士断言，在80年代的中国，国家处于威权体制之下，然而，关于国家的结构，他却没有做出任何论证。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部书中，赵鼎新博士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体制，另一类是威权体制，在威权体制中又包含了极权政体。这种分类本身就存在着概念上的混乱，因为，已经有很多学者论证过，极权政体是以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体，它和威权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根本不能归为一类。尤其有趣的是，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府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革命政体，而“革命政体”并不在他的国家分类当中。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典型的极权政体。极权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改良，任何结构上的改变都将导致极权政体走向崩溃。虽然，赵鼎新博士把极权和威权归为一类，然而，他在使用威权概念描述中共政权时，却是一般意义上的威权内涵，甚至，把中共政权和韩国、台湾的威权体制相提并论。可是，无论是韩国的军人政权，还是台湾的两蒋政权，他们都不敢公开宣布要永远专政。其实，根本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就可以看出中共政权与两蒋时期国民党政权的重大区别。用威权体制来描述中共政权，根本就无法解释中共政权为何选择军事镇压学生的和平抗议运动。其实，赵鼎新博士对极权政体有非常深刻的认知，他说，极权国家下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针对国家的，因为，极权国家控制一切，甚至，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变得政治化了。政治化，不正是中共当局对学生行为的反应吗！
在这个导论中，赵鼎新博士宣称，八九学运是由一群人数不多的亲西方的知识精英和少数受其影响的学生发动的，但普通学生和知识分子很快就参与其中。赵鼎新博士的这个指控似乎是照抄了中共当局和李鹏、陈希同的说法，然而，却缺乏最起码的证据，更是没有说服力。
[page]
可以说，包括在北京大屠杀之前被当局秘密逮捕的几个知识精英、以及大屠杀之后公开通缉的几位重要的知识精英，他们都没有在西方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更是和西方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充其量不过是接受了普世主义，接受了人道主义。这些人大多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甚至是理想主义者。其中，被邓小平点名斥责为“全盘西化”的三个典型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更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中共的组织，而且，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只是由于文革前那些年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意识到，中共的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导致他们主张进行全面的改革。这里，列举一段方励之的话。方励之在被邓小平斥责之前，经常进行演讲，其中一次在演讲中谈到中国的人大，他说，你选上了这届人大代表，你五年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去说话。美国国会拨给每个议员一大笔活动经费，他可以雇人去调查某个问题，也可以自己去调查，调查出来他就到议会上发言。这并不是为难政府，而是对政府有利，对人民有利。如果我们也这样做，这并不需要改变体制，也不会改变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方励之做的演讲中的一段话。中共当局说他们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是诬陷。显然，这些知识精英，他们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是中国，甚至是中共，而不是西方；他们这些知识精英是亲中国，爱中国，而不是亲西方。他们后来流亡海外，完全是迫不得已。说他们亲西方，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
更重要的是，这场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根本不是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和少数受其影响的学生发动的，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是在胡耀邦意外去世后，无数学生对那些年来中共当局的错误施政、特别是对反自由化运动做出的自然反应。他们最初，不过是替胡耀邦遭受的磨难感到不平，对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宽松表示感激。当然，中国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社会腐败现象弥漫，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也是让学生心怀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能把学生运动和社会割裂开来，学生运动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赵鼎新博士在导论中承认，在80年代曾经发生过成百上千次的集体行动。他这里所谓的集体行动，应该就是最初被中共定义为“群体性挑衅”、后来改称为“群体性事件”的抗议活动。这些群体事件的主体大部分都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难道，这些人起来，也是知识精英煽动的吗？显而易见，在当时，对中共政权不满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学生不过是表现得更加理想主义，更加单纯。
赵鼎新博士这部著作还谈到了另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大部分普通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何对现实不满。他认为，一些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或是一些同政府官员有关系的人，成了第一批暴发户，这个情况刺激了学生和知识分子。这句话，似乎在暗示学生们是基于自身学识的优越感，而感到愤愤不平。其实，普通学生和知识分子厌恶暴发户和那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无关，只是因为他们发财的方式不道德。真正刺激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并不是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而是那些依仗权力发财的人。事实上，学生运动自始至终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所谓官倒，就是利用权力，倒卖国家管控物资、乃至倒卖政府批文的那些人。
另外，赵鼎新博士还提到，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深陷危机，知识分子生活水准下降，学生毕业后要找个称心的工作也倍加困难，面对这个现实，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情绪沮丧。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深陷危机会让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情绪沮丧，但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情绪沮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个人因素，特别是当时的大学生主要还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当时，大学的招生人数只有几十万，相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真是微不足道。特别是位于北京的名牌院校的学生，更不必担心就业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考虑到海外留学。至于赵鼎新博士所说的，大部分学生支持八九学运的初衷都是出于经济和其它利益上的不满，他们认为一些改革政策减少了自己的收入，并阻塞了向上流动的渠道。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是事实，对于在校的大学生来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收入减少的问题，即使毕业了，工作由国家分配，工资由国家确定。至于向上流动，更不是普通大学生所考虑的事情。当时，民众和大学生对新的世袭制的出现确实极为愤恨，对于那些无德无能的中共高干子弟大批做官感到不平。这只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上的批判，并不涉及个人利益。大家知道，不是谁都可以做官，也不是谁都要做官。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确实是忧国忧民，乃至，颇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情怀。平时，他们只是找不到报国的机会，有些人选择了消沉，或者无所事事。正是八九学生运动，给了这些青年学子施展抱负的空间和时机，他们便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
赵鼎新博士认为，在整个运动期间，学生们通过要求政治改革来挑战国家。这应该是赵鼎新博士对这场运动的关键性定义。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假使它像在东欧国家发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样成功，那么，它不仅会推翻政府，而且，将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带来剧烈的变革。”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论断，基本上是中共当局指责学生运动的言辞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在本质上和中共的说法并无二至。事实上，学生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口号和要求，就是在以生命为代价进行的绝食请愿的过程中，也只有两个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运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的、民主的学生运动。公民请求政府和自己平等对话，这难道不是最卑微的要求吗？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称自己是公仆，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应该在人民面前更加谦逊一点吗？把学生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最优秀的赤子之心，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学生们当然愤恨难平。而让政府为这次学运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不正是认可政府的表现吗！这哪里有什么革命？
至于赵鼎新博士提到的，假使它像在东欧国家发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样成功，那么，它不仅会推翻政府，而且，将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带来剧烈的变革。只是，赵鼎新博士的这个假设，忽视了中国和东欧国家重大的不同。东欧国家民主革命浪潮的成功，得益于东欧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基本上都是苏联的代理人，缺乏统治基础，长期都受到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挑战，以及宗教力量的抵制。一旦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这些政权自然就会土崩瓦解。而中共政权早就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而且，在中国建立了空前严密的极权统治。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力量，更不可能推翻中共政府。所谓学生运动一旦成功，就会推翻中共政府的说法，完全就是“一钱斩吏”的逻辑。古时，有个小吏偷了一文钱，结果，被杀掉了。理由是，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小偷都应该杀掉，所有的罪犯都应该处死。这其中的荒谬显而易见，中共指责学生就是这个逻辑。作为一个学者，做这样的假设，很是奇怪。
赵鼎新博士在其著作中，最重要的论述是解释八九民运悲剧结束的原因。他认为，国家上层精英集团和一般民众对于国家合法性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导致双方的对抗无法化解，最终当局只能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只是，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论断，也大可质疑。按照赵鼎新博士的说法，当时的大部分中共高层精英仍然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共高层精英认为，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大部分学生和北京市民对政府的评价，却是依据政府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表现。
姑且承认赵鼎新博士对中共高层精英的判断，问题就在于，学生和一般民众根本就没有质疑过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说，学生们完全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而且，学生的抗议，正是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相信共产党是为了理想，而不是私利。特别是，在四二六社论之后，学生们最核心的诉求，是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而这个国，当然是中共统治下的国。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爱国，前提当然是他们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学生们认为，中共只是一群毫无理想的土匪、一帮毫无信念的光棍，他们绝对不会向中共政府绝食请愿，更不会一再要求这个政府承认他们爱国。可以说，从头至尾，学生们都没有质疑这个国家的合法性，没有质疑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学生们只是抗议这个政府不民主，而且无能，而民主恰恰是中共自己提出的政治口号。赵鼎新博士认为，大部分学生和北京市民对政府的评价，是依据政府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表现，这种说法在平时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针对八九期间的情况，这种说法明显把学生抗议活动的精神给阉割了。学生们要求政府倾听百姓的呼声，实现民主，而政府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糟糕表现，只是引发学生抗议的一个原因。
[page]
至于，所谓的中共高层精英是真的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吗？或者说，中共真正信仰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其实，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是打江山坐江山。说得斯文一点，就是坚持中共的领导。因为，单单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推导出，必须军事镇压学生运动。在这部书中，赵鼎新博士特意提到后来逃离中国的许家屯先生，说他即使到了美国，还一直信仰共产主义。其实，不仅许家屯信仰共产主义，赵紫阳、胡耀邦，乃至上书反对军队进城的叶飞、张爱萍、萧克等七位上将，也都信仰共产主义，至少，这些人到死，都是中共党员。然而，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反对军事镇压。此外，还有公然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以及消极对抗的28军军长何燕然、政委张明春等人，他们难道不信仰共产主义吗，否则，怎么能够成为中共军队的重要骨干？显然，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政权并不能划等号，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解释中共高层精英对国家合法性的认知，进而推论，中共高层基于共产主义理想而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论断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
其实，在书中，赵鼎新博士也明确提到，“在80年代的中国，国家依然以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术语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并将其写入宪法的序言。”而这四项基本原则，当局最在意的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共的领导，这两条其实是一回事。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邓小平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只能摸著石头过河。可以说，中共确立国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的绝对权力不容挑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不容挑战。也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说明党国国家的性质。
让邓小平等人感到紧张的是，经历了惨痛的文革之后，中共的高层精英中，很多人痛定思痛，已经明显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不赞同领导人独裁，而认同和主张民主制度，这就是邓小平最为恼怒和忌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其中，就涉及胡耀邦和赵紫阳——文革后两任中共的总书记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若真是沿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路子走下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共未必会失去政权，但是，邓小平个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绝对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八九学生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不仅教授、学者和普通的民众公开支持学生，就连官媒的记者、警察、法官、乃至军队的文职人员和基层军官都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这４个民主党派负责人致函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他们的信件就刊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信中写道，我们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学生的合理要求，我们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予以解决；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主党派从来就是中共的附庸，这一次四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的作为，是极为罕见的。这足以说明，当时的民心所向，而中共当局在政治上显得极为被动。应该说，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破解困局，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也是可以实现的。
赵鼎新博士在书中也提到，北京各行各业的市民都参加了游行、敦促政府迅速跟学生谈判并化解危机。在这些游行队伍中，甚至包括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的骨干力量，如中低级官员、警察和解放军军官。书中还提到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事情：新闻出版总署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机构，直到5月18日，仍未有人去游行。该单位的许多职员都感到非常难受，有的职员甚至公开在单位说：连国务院和残疾人都上广场了。在北京，只有两个单位还没上街，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另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赵鼎新142页）
这里，顺便提一下，这部书的第五章，是赵鼎新博士整理的一部“八九学运简史”。在这部简史中，赵鼎新谈到了绝食请愿以后，成千上万的学生以外的参与者。只是，他并不认为，那些人支持学生。他写道，我要强调的是，此时参与运动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出于对身体已经很虚弱的绝食学生的同情。而且，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游行在组织上都带有半官方色彩。
其实，过分强调参与运动的大部分人，只是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同情，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明显有违人的正常情感。要知道，学生绝食并非无缘无故，自伤自残，这一点所有参与运动的人都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对于绝食多天、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学生抱有真切的同情，却对政府的冷漠和强横无动于衷。不可能不去想学生的诉求，不可能不理会政府的顽固坚持。可以想见，对绝食学生同情越深，对强横政府的愤怒就会越烈，这是正常感情的一体两面，根本不能分割。如果仅仅只是同情这些学生，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最高当局颁布戒严令后，北京有成千上万的各界民众，不惜牺牲身家性命，涌向街头阻拦军队强行进城，甚至，在军队开始大屠杀之后，还有无数的民众进行抗议，这其中，很多都是体制内的人员。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上街游行依然还是属于政治行为，依然有政治风险，故意排除成千上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的政治意涵，忽视民众对政府的反感和愤怒，显然是别有怀抱。
至于大部分游行在组织上都带有半官方色彩，这种判断可能只看到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内在的实质。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不光北京市，一些周边省市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游行活动，就连很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机构都有大量的人员参与。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氛围中，人们向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合情合理，但是，并不合规矩，而且，确实存在政治风险，所以，很少有单位的党政领导直接出面，但是，他们也无法阻止其他人参与，领导不便公开支持，更不敢公开反对。所以，就像赵鼎新在书中提到的，他们一般是默许。也就是说，是官方机构的人员参加，却并不具有官方色彩。当时，社会上对此并非不清楚。这正是最高当局感到恐惧的原因，这样下去，大家都会倒向学生，他们会真的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显然，学生并没有推翻中共的意图，但是，中共内部有可能出现对最高领导的质疑，出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质疑。支持学生，支持民主，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恐怕才是邓小平真正感到恐惧的原因所在。这样下去，虽然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但是，中共内部或许会有人取代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等人的紧张，也并非毫无缘由。邓小平未必懂得什么极权主义的理论，未必知道极权政体的特征，但是，他知道绝对权力的重要性。他知道绝对权力一旦受到挑战，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就可能失去绝对权力，那就会失去统治的意义。邓小平要的就是他说了算。邓小平杀学生，重在警告中共内部。为了维护他的独裁者的地位，邓小平撕下一切伪装，赤裸裸地用屠刀摧残公义、用强权取代公理。为了一己之私，他不惜给中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危机，在这一点上，他和独裁者毛泽东没有任何区别。
在导论的最后，赵鼎新博士特意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对这项研究工作的认真和仔细，那就是他对“新华门惨案”的分析。在4月19日晚上，很多学生来到新华门前，呼吁中共当局对学生的请愿做出回应。结果，遭到了军警的驱赶和殴打，个别学生伤势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冲击新华门，学生没有歹意，更不会去打砸抢。他们只是想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让他们知道学生的存在。毕竟，在政府和人大，学生没有自己的代表，这个政府又不在意学生的感受，不理睬学生的请求。学生不得不做出极端举动，逼迫当局做出回应。
赵鼎新博士确实收集了许多资料，也对资料进行了仔细推敲和筛选，最后，他“不失信心地总结如下:在那天晚上确实发生了警察和学生的冲突，警察也确实打了一些学生，但是，所谓的“新华门惨案”则很可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他的依据是，有学生流血，是因为，他们打碎押运他们的公共汽车玻璃，自己不小心被玻璃划破。确实，是有学生被玻璃划破，但是，这并不能排除有学生流血、甚至重伤、是由于军警的残酷殴打。吴仁华就明确记录了一位在当天参与新华门抗议的学生，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这个学生就是政法大学的王志勇，他的头颅破裂，缝了三针，多处淤血，两眼充血，眼眶发乌，左眼无法睁开。
当时，政法大学就把王志勇的血衣挂在校园内，看到血衣的学生，无不愤慨。下午，出现了标题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被复印成传单，在各大高校广为散发。北大、人大、清华也出现类似的大字报，知名的有《新华门血案》《血》《“420”惨案》。而且，就在他们准备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路上，他们沿途对背有照相机的人询问是否是记者，向他们讲述“新华门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经过，请记者到学校去看血衣和医院证明，要求新闻界为他们说公道话。这个事情在当时极为轰动，影响非常之大。实际上，无论是在八九年之前，还是在八九年之后，这样的事例难以尽数，更何论中共还制造了64北京大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惨案。回过头来再看新华门血案，确实感觉，当时这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在激愤之下，对这个事件的表达是有些夸张。但是，新华门血案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赵鼎新博士几乎是搜集尽了各种资料，然而，王志勇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却被排除在外，反而认定，“新华门惨案”很可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就这一点来说，赵鼎新博士这个著作很不严谨，甚至，很不严肃，它的客观性非常值得怀疑。
也许，赵鼎新博士认为，王志勇遭到军警殴打的地方，并不在新华门前，而在距离新华门不远的地方，因而排除在外。需要强调的是，新华门惨案是军警残酷殴打前去新华门抗议示威的学生，事件的核心是流血，而不是地点。就如同当年人们说64天安门大屠杀，核心是大屠杀，而不是地点天安门，天安门只是这场大屠杀一个抽象性的标志。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种话，来否定天安门大屠杀，完全是无耻的诡辩。
64北京大屠杀之后，中共当局编造了一整套谎言，为他们的阴谋和罪恶进行辩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当时北京市长向中共人大宣读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只是，刚刚经历了这场运动的人根本就不会相信那些颠倒黑白的鬼话。然而，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时过境迁，一些对八九民运的叙事也明显发生了改变，甚至有人认为，军事镇压是唯一的选择。杀人是不对的，但是，不得不如此。就这一点来说，赵鼎新博士的这部专著，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整部书看下来，赵鼎新博士似乎在建立一个八九民运的完整的、特别叙事，重构这段历史。只是，他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和解读，都距离真相甚远，很多论点更是自相矛盾。
赵鼎新博士的专著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中国政府几乎用遍了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可惜都没有奏效；最后，留给领导层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镇压，要么就像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那样下台。但是，当时大部分国家领导人早在共产党上台之前就参加了革命，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强硬派，让他们放弃数百万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军事镇压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赵鼎新博士的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事实。
赵鼎新博士随后说，我这里的分析并不是为杀戮制造合法性，杀戮平民这一事实的本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辩解的。对此，我想，读者自有公论，历史也会说话。
谨此，八九的英灵永远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