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共领导人缺少中期选举，也缺少民调检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则，也需接受自己同志的检验。而三中全会，正是他们接受初步检验的时机。
中共建政到现在，人们喜欢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在官方正统史家眼里，后三十年中，最重要的时刻某过于在1978年12月18日开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开放来说具有开天辟地的作用，所以，人们提及其他的“三中全会”，比如即将在今年十一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以为必然会来个扭转干坤的改革。这里似乎存在美丽的误会，“三中全会”并不一定与“改革”相连。
在中共权力架构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最高层的领导人，常委之间的议事模式始终没有公开过，似乎是每周一会。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无论是身处中枢还是首领地方，大致每个月都要进京议事一次，查看新华网资料频道，能看到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每年一度的中央全会，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大规模的常规会议，三百多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会参加。
如果中共中央有重大的改革措施，那么有可能会在任何一次中央全会上推出。不见得一定要选“三中全会”。但是，历次的“三中全会”，在另外一重意义上，的确具有特殊性。
中共中央总书记每届是五年任期制，三中全会召开的时机，正是他完成第一年工作的时候。对于一个新上台的总书记来说，这个时候，他主政的风格、思路、倾向、缺点乃至误区，在经过了第一个以年为周期的过程之后，才首度完整地向党内同僚展示了出来。虽然中共领导人缺少中期选举，也缺少民调检验，运行一套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则，也需接受自己党内同志的检验。而三中全会，正是他们接受初步检验的时机。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看一下，会发现这种党内的检验，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相当具挑战性。
今天人们只记住了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场“改革开放”的盛会。但这场会议前半段的议程，实际上是对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批判会。发动政变抓捕四人帮、在中共党史上作用非凡的华国锋，在从1976年到1978年，两年的时间里，暴露了他能力与思路上的缺陷，而遭到了党内高层的普遍不信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退出了政治领导的核心层。他便是没有通过这种党内的检验。
八十年代的历史过于复杂，我们暂且不议。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射到港人所熟悉的江泽民身上，可以发现，他同样是面对这种党内的检验。江泽民在主政一年多之后，也遭到了党内高层，特别是邓小平的压力。1992年一月中旬到二月底之间，邓小平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南巡讲话”。
在十六大上接班的胡锦涛，完成了第一年的任期之际，中国虽然刚经历沙士肆虐，但却也有了“胡温新政”的美誉，可谓赢得了民意的支持。但他真要通过党内高层给予他的检验，还要等到一年之后的“四中全会”上。在十六大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将军委主席的位子让了出来。江泽民放权与否，必然是考虑了党内高层的意见倾向。
习近平由于出身红二代，甫一登台，便雄心勃勃地连续推出多项令人惊讶的政策。虽然他的权力基础，在起步时期，比他的两位前任要稳固。但是，他同样也要接受这种党内的检验。在推举他上台之前，党内其他高层并不知道他的思路、风格、策略与倾向。现在，在他完成了一年的主政之后，人们总算可以通过他做了些什么而了解他会带来什么。
由于共产党高度重视组织工作，所以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通过会议来解决。会议固然重要，但会议之外的合纵连横同样不可小觑。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内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力集团提供了联络沟通的机会。中共各大红色家族、目前已经退任，但依然可以影响中央全会的十九位老常委、各种党内派系，以及关键的三百多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必然会在会里会外商议和评估习近平上台一年来的各项大政方针。三中全会的意义在于，这个时间点，首度让人完整地看到习近平治国的思路与能力，也首度让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们有机会聚在一起议论这一点。
所以，本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地方，并不在于将要推出的“改革”。当然，某些“改革”可能也会比较重要。这个问题，如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论述。本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这是习近平主政所将经历的初步检验。他在过去一年中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如果赢得了党内高层的认可，那么他将顺利通过这种检验，获得更为稳固的权力基础;如果受到质疑，那么将考验他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