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的手机8日至今停机——
被警方绑架失踪四百多天的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3月28日首次与外界通电话，4月7日他在北京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表示计划以放弃批评政府的做法，换取与家人团聚的可能。这次谈话后不久高智晟使用了仅仅十天的这个手机停机。直到本报道发稿时，仍然停机。
我发稿前再次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录音）女接线员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高智晟与高案简介——
参与过陕北油田案、法轮功等案辩护的维权律师高智晟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曾经三次发出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005年11月，他出任主任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2006年12月22日，高智晟律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回到家中。
2007年9月高智晟再遭抓捕，受到包括用牙签插入生殖器在内的酷刑。
高智晟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人权奖。2009年2月4日凌晨，高智晟当着亲人面，被警方从陕北老家绑架。2009年初，高智晟的妻子儿女逃离中国，同年3月到达美国，后来获得美国政治庇护。
高智晟被警方从老家绑架后，有关他的情况，来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警方和其它方面的说法种种不同。到今年3月27日，外界一直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3月28日，网上突然公布了高智晟律师的电话号码。4月8日以后这个电话停机。
——李和平律师近日到高智晟北京家中三次探望他并交谈——
但是，近日有朋友到高智晟律师北京家中探访他，能够和他见面交谈。
一直关注高智晟律师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先生4月9日说，7日以来他已经去高智晟家看望他三次。
李和平：“昨天看过他。我到他家去了三次。”
主持人：“情况怎么样？能讲讲您的感觉吗？”
李和平：“精神状态还好，但是主要感觉他是承受过很多痛苦。”
主持人：“你们第一次见面都谈些什么，能对外讲的？”
李和平：“他有很多事情不想接受媒体采访，有些事情也不想公开，我也比较理解。他现在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
主持人：“您去的时候，他家门口有没有把守，您很方便就能进到他家里吗？”
李和平：“现在可以是方便的。”
主持人：“据您所知，还有别的朋友去过他家吗？”
李和平：“李方平、杨子立去过。”
主持人：“您去三次，是7、8、9日三天吗？”
李和平：“不是，昨天去了两次，因为我给他送东西。考虑到他一个人在家，比较孤独，和他聊聊天，陪陪他，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您第一次去是7日什么时候？”
李和平：“下午。”
主持人：“高律师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家里的？”
李和平：“大前天（6日）。”
——李和平律师：感觉高智晟的脸因承受严重痛苦变形——
主持人：“您进去最初见他时是什么状况？”
李和平：“他状态还好，主要是感觉他的表情。。。确确实实因为痛苦脸都变形了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您说的‘痛苦’是因为以前受的痛苦，还是见您的时候他心情痛苦？”
李和平：“就是以前承受的痛苦，感觉他脸变形了，有很严重的痛苦。我心里很伤感，非常非常难受。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本来是很潇洒的一个人，但是看脸那个样子，明显感觉到他的痛苦，我心里肯定也痛苦。”
——李和平律师：从高智晟面部印记看创痛很深，理解他考虑家人处境的选择——
主持人：“其它方面以及你们的交谈，您见到他最关心的、所提的问题，还有什么可以对外讲的？”
李和平：“大家肯定最重要是关心他的身体。看到他身体、精神状态还好，也算有一些欣慰。另外他还咳嗽。他说，他妻子和女儿、家人痛苦都很大。我们都知道他女儿甚至精神上都出了问题。他的哥哥还有他岳父几乎精神崩溃，压力是很大很大的。他自己的痛苦也是相当相当大。
另外我感觉他现在很平和，也没对谁仇恨，心态好。我觉得他内心还是很有良知的，以前对社会的关注，还是很关注的，但就是因为考虑到自己家人目前的处境，希望平静一点。我觉得这也正常。”
主持人：“他的身体到底受伤到什么程度？你们有没有谈及？”
李和平：“我不是医生，没法讲，但我就是从表象，面部留下的印记，能明显感觉到他精神肉体的痛苦是巨大的，创痛很深。”
主持人：“您看他家的情况…”
李和平：“他家里边很厚的灰。”
主持人：“到今天为止，他那地方都是没人看守，随便可以进吗？”
李和平：“我不知道。但我去的时候是没人在门口拦。”
主持人：“您进去后，也就只有他自己，没别人同时在吗？”
李和平：“有时候也碰到其他人，有的人我认识，有的不认识。”
——李和平律师：高智晟为中国法治人权进步作出很大贡献，也承受了很多——
主持人：“您和高智晟接触后，您的印象、对他目前状况等等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李和平：“我觉得高律师从一个公民的角度讲，他已经对中国法治人权的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承受了很多。他现在想休息一下，平静一段时间，我很理解他，我觉得也正常。我如果有时间能多陪陪他，尽尽朋友的努力吧。”
主持人：“只要可能，您还会尝试再去？”
李和平：“对，对。”
——江天勇律师：高智晟那是个临时电话，突然给他的，现在卡已经废了——
一直关注高智晟律师的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先生前几天出差，现在刚回到北京。
江天勇：“我没见（高智晟），因为出差了，昨天晚上回来的。”
出差前给高智晟律师打过电话的江天勇律师说：“他的电话可能不能用了。他那就是个临时的电话，据他说就是（当局）非常突然买了个电话给他，让他可以和外面联系的。（现在）那个电话的那个卡已经废了。”
——江天勇律师：维权，眼下高智晟实际无法去做，理解他渴望跟家人团聚——
主持人：“您听到关于高律师的情况和他表示计划以放弃批评政府的做法来换取与家人团聚的可能，您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吗？”
江天勇：“跟家人团聚，绝对是他渴望的，但是现在让他放弃维权，我相信对他来说是个非常痛苦的选择。但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在无法就眼下所听到看到的一切去下结论。而维权，眼下他自己实际上无法去做，承受的代价太大。”
——江天勇律师：看到高智晟近日照片，有什么理由要求他承担这么多——
江天勇律师表示：“我非常理解他，也希望他首先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且，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一个人承担这么多呢？这也就是高智晟，否则的话，我觉得很难有人能够承受得了。
大家都看到了那张照片吧（美联社4月7日见高智晟拍摄），可以想像一下，这种是‘死了’多少道…想想，我们不急于一时吧，不要急于眼下，不要急于一时，我相信将来会有机会去下结论，现在没法做出一个结论。
我只是说，他渴望与家人团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范亚峰博士：高智晟律师事件本身是政权残酷性问题——
因参与维权和带领基督教家庭教会而“下岗”的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一直关注着高智晟律师。
范亚峰先生认为：“高智晟律师这个事件本身是个残酷性问题。我将近十年前看到杨小凯先生一篇文章《中国政治思想录》里有一段话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可能是一个长命的政权，因为它的及其残酷的特征。所以说，高智晟的这个事件，是个‘残酷性’所希望达到摧毁一个人维权意志的效果，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典范’。当然我们对高律师是高度的尊重。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自己经历了很深的属灵争战。2008年，我们的团队有篇文章，我起的题目是《酷刑吓不倒维权公民》，所写的就是针对高智晟所受到的酷刑。
——范亚峰博士：破解“残酷性” 是中国走向政治变革的前提——
范亚峰博士认为：“应该说，今天来看，‘残酷性’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民主化转型特别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感的话，高智晟的悲剧是一个王朝周期的缩影。是这个王朝、这个暴力革命起家，以阶级斗争，以残酷斗争贯穿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目前处于政治变革即将来临前夕这样一个全局的缩影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凝聚。
郭飞雄先生体现了百折不挠的维权意志，直到现在为止，各样酷刑没有把郭飞雄先生屈服。
就此而言，破解‘残酷性’，现在中国公民告别心灵深处对于暴力、对于残酷性的恐惧，是中国走向政治变革的必要前提。”
——范亚峰博士：沉重的身影，巨大的苦难，对郭飞雄、高智晟表示崇高敬意——
范亚峰博士说：“ 所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杨小凯先生当年在他没有信主以前的猜想肯定是错误的。就是说，残酷性不会成为阻碍中国使之无法走向政治变革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简单用一句话来讲，酷刑吓不倒维权公民。
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中国公民和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基督徒。。。前赴后继地参与到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捍卫宗教自由和各样自由的大潮当中去。也正在这一点上，高智晟律师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是他沉重的身影和整个家族巨大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巨大代价，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人，一个家庭以一己之躯，为中国人的灵魂担负了何等沉重的重负。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郭飞雄还是高智晟，我们都应该表示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