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中共《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在字里行间不小心透露出一点历史真相。粟裕等人也曾回忆说，有的中共红军士兵在酒楼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喊道：“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
在这篇标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的文章中，谈到了中共所谓“三大纪律”的来源，文章谈到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茨坪荆竹山“雷打石”前向部队宣布所谓“三大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在中共的所谓“纪律”中，针对的不是应不应该“打土豪”---也就是土匪一般的抢劫，而仅仅是要求“归公”，甚至堂而皇之的进行吹嘘，实在是令人感到吃惊。
在“晴岚”所著的《土豪”是怎么打的？——红军征粮记》一文中，讲述了中共抢劫的真实场面。
文章说，“李立三曾隐晦地提及，从江西临川至瑞金，军队筹款无一定之规，场面极为混乱。而当时在政治部任秘书的焦其恺则直言不讳：‘兵士任意放枪及乱打民鸡者过处皆是’，其中贺龙统属的二十军最为恶劣。”
中共红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的瓜果鸡鸭都被抢来充饥，因此当时在二十军任教导队长的赵輖回忆“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是十室十空了”。
粟裕时任警卫队班长，他在回忆中透露，有的士兵在酒楼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喊道：“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
除了这个所谓的”三大纪律“，还有“八项注意”，不过一开始仅仅是“六项注意”，后来增加的两项也充满画面感。
这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当时的场景可想而知。
那么宣布了“三大纪律”，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929年，时任中共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回忆，1928年7月的”平江起义”，部队开往井冈山途中，”沿途攻下万载县城，占领宣风等大市镇，物质上得到了大的补充，全体战士们都是每人头缠布匹，穿有各样各式的衣服，也有戴礼帽的，穿马褂的，毛大衣的，西装的。每人领得的零用钱及分得伙食尾子，至少在一百块大洋以上，准备了上井冈山去与红四军会合，去过太平年”。
这一段描述，可谓充满土匪抢劫得手的既视感。
1929年，《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介绍，对“土豪”的筹款方式，捉住的可以对其房屋进行定价赎买，跑掉的就”贴条子”，即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单子，限定交款日期，“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土豪”为免房屋被毁，多数能主动交款。陈毅称这种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红四军军委委员熊寿祺也称，红军每到一处便“贴满条子”，要土豪拿钱来，”否则焚屋杀人”。1931年，红十二军政治部也规定：”地主走了贴条子威吓，罚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