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我在印尼就会唱这首“长城谣”。然而回中国以后,我很奇怪,任何与抗日有关的活动,都没有人唱这首歌。对这些疑问,在反右以后,我就从来不问了。入乡随俗,别人不唱,我也不唱。一直到了1980年代,我在香港,偶然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歌本,有这首《长城谣》,才发现本来的两段,加了反共的第三段:“自从朱毛叛国起,奸淫烧杀苦难当,清算斗争绝人伦,骨肉离散父母亡。”于是这首歌成了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