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辛店火车站挤满了外流人员，其中一外流人员带着全家数口外出逃荒，被劝阻站挡住，令其全家返回原地。这个外流人员说：“要不是饿的人吃人，谁往外逃荒。”劝阻站的人员说：“你这是造谣破坏。”互相争吵起来，劝阻人员对其打骂。外流人员从携带的炊具中抽出一把菜刀相威胁。适有公安战士在此等候上车，见外流人员手中拿着菜刀，立即端起冲锋枪将这一外流人员击毙。

按：本文由《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1月初版）一书作者唐金鹤提供，内容见该书第515—516页，原录入时对其中提到的时间有误植，现为核实修订后的文字。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该书修订版还在搜集各方意见继续修订中。文革初期，清华大学学生郑楚鸿参加了清...

我是灾难的经历者和受害人。我们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人（见原省委书记廖伯康先生回忆录）。我的继母黄周氏，二伯黄亦合就饿在1961年。在1960年，四川省的宜宾市中山街一户人家，就骗杀娃娃当兔子肉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1964年我因右派反革命关押在沪州省四监狱，同队几个判死缓的康、刘、王等几个犯人，就因饿慌了杀人吃而坐牢。1978年我在雷马屏马家湾中队劳改，一个以“伤风败俗”罪，判刑十六年的高个子刘姓贫农，成天高喊：“我犯什么罪，国家不要，供销社不收，煮来吃了....

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虽有自然灾害，但属于正常范围，而且生长季对于作物增长的影响也没有偏离平均指标。毫无疑问，将灾祸推给“自然灾害”是中共摆脱自身责。苏联1959年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但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这说明大饥荒和苏联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实际情况是苏联并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要提前还债。

三年大饥饿时，中国城市为何“平静”？一条路被堵死了，一条或许还能要口饭吃的路被堵死了！两个文件，两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将千百万准备从农村爬出来的农民，堵回他们的草屋。村口、集镇、汽车站、火车站，到处都有民兵公安。凡是偷着往外跑的人抓回来，不死必脱一层皮。

仅仅从49年后农民生活不如民国时期这一个方面看，中共的宣传充斥的是怎样的谎言，更遑论其他方面。如今，无数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共政权才是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政权不应该彻底抛弃吗？

在采访了非常多之后，才明白“反右”是怎么回事，之后的大跃进、浮夸风、大饥荒，又是怎么回事。一环一环，灾难变得不可避免。当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的时候，你会对社会制度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社会制度哪里出了问题。

今年10月15日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诞辰110周年，多家官媒高调吹捧习仲勋，称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然而，在习近平加速左转之际，官媒对习仲勋的吹捧，引发关注。

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回忆三年大饥荒挨饿经历时说的。茅于轼说，三年大饥荒的第二年——1960年，他所在的铁道研究院大约有六七十人，被一起下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