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竞写回忆录 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 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

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有一非常漂亮的专列。半夜，吴法宪去找周恩来，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周恩来的漂亮指甲，曾经给尼克松很深的印象。丁盛回忆到，当时广州军区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修了大房子。周有次住了之后，邓颖超告诉丁盛说，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在钓鱼台也有自己的一幢办公楼，中共当局在1970年也为周恩来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但是这些从来在中国大陆内部是提不得的，因此是不为人所知的。

林彪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儿子，毛没有，这是林彪相对于毛硬件上的优势。也正是这一点，恰是林彪的软肋，是林彪最遭猜忌之处。如果林的儿子仅仅只是研究研究无线电，那还是可以容忍的。可是林的儿子不仅从了军，还从了政，还被吹捧成“超天才”。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林彪父子实在是“欺毛太甚”了，超过了毛容忍的底线。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平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40年过去了，黄、吴、李、邱均已故去，他们的名字仍然被捆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上，他们的名字还是与九一三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等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武斗。吴法宪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文革时期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在个人回忆录中用“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来定义这座神秘的“天牢”，在那里对于所谓“囚犯”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亲历者永生难忘。谈及这段历史，吴法宪更是感慨，“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并深切感受到谭震林的“三个不该”：“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

“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邱会作早在“长征”开始时，几乎被杀掉，因为他知道了太多的党内机密。在文革初期作为军内走资派被揪斗，在林彪摔死以后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了严厉惩罚，尝到了党内残酷斗争的苦头。但是，在1968年，邱会作官复原职，又成了加害者，对于造反派的报复也是同样残酷的。邱会作的挨整—整人—又挨整的三部曲，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角色，证明“党内哪个人没有挨过整?哪个人又没有整过人?”确是事实。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影随形。以暴易暴是一种恶性循环。

据林彪座机坠毁现场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称，曾听到一阵〝难听〞的〝嗡嗡声〞，看到〝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这个说法似乎也印证了林彪座机是先被导弹击伤，然后飞机在试图迫降时坠毁的。

吴法宪1980年当庭指证江青 吴法宪思前想后，能送他到秦城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

为林彪翻案——是好多年的一个话题，对此，我一直兴趣不大。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案发的巨大震撼，至今历历在目。林彪的叛逃和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文革的否定、神话的破产，客观上是无法想象的贡献。但是，林彪作为我们曾经天天祝他“永远健康”的毛的头号帮凶，把...

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逝世。”

事实证明，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且持有基本一致的治国理念，这层关系实际上一直持续倒“913事件”的前夜。现在中共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视听，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左起：吴法宪、林豆豆、叶群、林立果 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中，有三个章节专门提到了林彪儿子林立果，可见林立果给吴法宪的印象之深。林立果１９６７年到空军，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死亡，他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麾下有４年多的时间，从羽翼未...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从未想到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一九八一年一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在回忆录中，他说：“我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吴法宪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中记述了周恩来...

像所有“污点人物”一样，《吴法宪回忆录》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第一手材料，也算这位中将对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有要犯中，还只有他一人有勇气写自传。本文摘自2010年4月号《北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