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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杨继绳《“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文章，该文提到甘肃饿死人最严重的“通渭问题”，称1959-1961 年甘肃省通渭县人口“减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减少人数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省的“信仰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此前的《炎黄春秋》杂志曾以内部简报的方式披露过安徽亳县“大跃进”发生后1960年间大量饿死人的史实，可惜简报传播范围有限，杂志当时也不敢公开传播。

最新出版的这期杂志，则公开披露了中共一直都在隐瞒的甘肃通渭“大跃进”人吃人真相，其中提到前通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敬根年1960年2月到通渭县城关公社中林大队亲眼看一家人烟囱冒烟，一看锅里煮的是人肉。人吃人事件在通渭县的档案中也有不少记录，杨继绳作了转述。

不久前的2008年8月，作者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大作《墓碑》，被认为是“为大饥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该书为大陆禁书，网络下载页也多被关闭。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刊登“通渭问题”一文，被称是《墓碑》一书的一部分，以此种方式在大陆传播。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饥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共当局对大饥荒的定性，他认同1959-1961年饿死人约达“3600万”的死亡数字。

2008年12月，中共将高调纪念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可这三十年中，中共高层对大饥荒的定性从没有改变过毛泽东时代的定性“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学者撰写的史料还颠倒黑白地称“三年自然灾害”，至今未全部公开真相，也未进行认真反思。

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总第199期），10月4日出版，截至10月7日，其目录和正文尚未上网，目前不知主管中共宣传系统的监管警察机构——中宣部对此文有何表示。该杂志未上网，也有可能表示被中宣部施加压力。

2008年香港出版的《开放》杂志10月号重点推荐了杨继绳的《墓碑》，开放总编辑金钟撰文评价认为，毛泽东忌讳“ 大饥荒”的死人问题，1962年刘少奇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无语应对。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生前这样评价毛泽东，“大饥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毛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北京教授谢韬教授去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公开批评毛泽东时代“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杨继绳的《墓碑》揭露了中共掩盖历史真相，比如1961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这些数字都是杨继绳利用新华社记者优势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大量饿死人的数字，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共高层对酿成大饥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不过，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只提到甘肃饿死人、人吃人的事情，却没有公开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饿死人的数字，分析人士认为“未公开更多的饿死人数字，说明他们遇到了更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