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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节　　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

   　　在前节中，我对过去革命战役的成败得失，已作大体的评判。我在本节中，再针对着俄共的行动规律及其斗争方式，来对我们自己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作一总检讨。现在先对我们反共组织与技术上的缺点，加以分析：

   [215]　　　　（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

   　　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是「不念旧恶」。我们中国国民党又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民国十叁年容共与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後，我们对於中共是如此，民国二十二年对俄复交之後，我们对苏俄亦是如此。我们对共匪始终是重伦理、讲信义，相信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因而一向诚心诚意企图与共匪同循民主的正轨，完成建国的事业。（注）那-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於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只要是我们组织不密，戒备未周的处所，就是他乘机构煽、伺隙施逞的机会。这也就是我们以民族意识和民主观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战争，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我们过去组织散漫而警觉不够的事项，分析如下：

   　　一、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馀地。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後，我们随即对俄绝交，自此以来，我国民政府始终未曾承认共匪的合法地位。这就是杜绝他宣传煽动群众的一个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尤其是民国十叁年和叁十五年之後，本党两[216]度陷於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於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

   　　二、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叁十年来，共匪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抗战而破坏北伐抗战，其所用的战术，对於一般群众就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和「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其对於我们国民革命就是其所谓「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和「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我们对於他这种辩证法的质变战术，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的清楚，防范的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党党员，还有参加反共斗争为时甚久的份子，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合，对於我们反共的组织和宣传，指为不民主；对於我们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为不自由；反而对於共匪的「新民主主义」，误认其为民主思想；对於他的「统一战线」，误认其为民主运动；对於他的中立主义，误认其为自由主义；对於他的「联合政府」，误认其为民主政治。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国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谓「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联合政府」，不过是他运用辩证法的否定律，来颠覆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阶段中的组织形态与战斗口号。到了他夺取政[217]权之後，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

   （注）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一节，第八零至八二页。

   　　　　（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

   　　由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围剿的胜利，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叁十四年抗战胜利，我政府对於中共问题，如抱定决心，以军事来解决，乃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当匪党及匪军已告失败，穷无所归的时期，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制造下列几个论点，向社会上及政府中普遍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所以无法突破这国际政治心理攻势，亦不能伸张民族正气和国际正义，致令我们政府，受了国际上与社会上种种现实的牵制，虽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兹举当时共匪宣传的论点如下。

   　　一、第一个论点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世[218]界民主政治卷入两道逆流而几於溃败。这两道逆流，就是苏俄的共产主义与德义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亦同为民主政治的敌人。但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叁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指使各国共党，力求其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而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其共同目标。於是世界各民主国家，在共党及其同路人宣传煽动之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怖」，同时更造成一个「假逻辑」，就是「反共就是法西斯」。在这一种气氛之中，我们虽仍咬紧牙根，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但在匪军溃败之後，我们仍不能不对共党问题，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後来抗战结束了，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传的攻势，环攻我国民政府为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牵制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这两个实例，说明了我们宣传的失败，乃是我们对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

   　　二、第二个论点是「共产党可能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党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他的思想武器。他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证明共产主义自原始社会已经存在，更要证明现代社会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共党依据这个论点，在他溃灭的时期，就发出「共产党可能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的「理论」。

   [219]　　当然，在马克斯列宁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均产和共产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分辨，那种思想是基於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今日马克斯的共产主义与此完全不同，可说他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并且是国际共产党制造仇恨和制造斗争的行动方针。而自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後，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什麽？他是残忍残酷的暴君极权主义，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诈骗人类，征服世界的魔术圈套。这种共产主义是与马克斯列宁以前的均产和共产思想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想，而为苏俄帝国集团侵略政治的一种武器。因此，只要苏俄共产帝国主义集团存在一天，人类社会就不应该容许这冒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实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类的共产主义存在。

   　　但在我们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叁十四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亦不能打破这共产党可灭而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这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二个缺点。

   　　叁、他第叁个论点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这是我们抗战结束之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国际社会普遍散布的一个论点。照他们的说法，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220]不能解决共党。并且国民政府如用军事方法解决共军，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而共产主义及共党组织必将更为发展，最後的失败者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国内外一般人士都误信这「剿共即是造共」的口号，来反对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而我们的宣传，又不能突破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这个政治心理攻势，於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共党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了。

   　　其实，莫斯科所规定而为共匪所坚持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革命的武装，打击武装的反革命」。这就是说，共匪对国民政府的斗争，必须以武力对抗武力。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装，他就丧失其存在的根据。因此，我们为了解决中共及其匪军，固然必须统合军事与政治的力量，击败他的武装部队，同时毁灭他的政治组织。但是如果我们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军事方法，那就只有听任他以武装叛乱来助长他的政治攻势，并以其政治攻势来准备其暴力决战了。

   　　抗战结束之後，这一「共党问题只可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所能解决」的论点，不仅使一般社会和国际人士误信我政府只有这政治解决的一条出路，并且竟使我政府内部对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乃不得不与共匪进行政治协商与和平谈判，於是就造成了不战不和，边[221]打边谈之局，而最後结果只有让他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乃使大陆各省沦入苏俄帝国主义的铁幕。（注）所以我们对国际反共的宣传没有力量，就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叁个缺点。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九叁至一九四页。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

   　　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对於他斗争的目标，不是控制就是毁灭；对於他接触的群众，不是压迫就是利用。所有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平谈判、政治协商乃至白纸黑字的条款与协定，都是他一时的斗争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他最後决战。用我国的习语来说：共党的性格完全是「阴性」的。他们的行动是阴狠的，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阴险的。你如不消灭他，则他终必要消灭你的。但是我们解决匪党和匪军问题的时候，常为内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条件所限制，使我们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够彻底，所以要招致这样失败的结果。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

   　　克劳塞维茨所谓「无限战争」的观念，（注一）发展为莫斯科及其国际共产党的总体战。俄共与其第五纵队之中共对我们中国的侵略战，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战争的总体战。

   [222]　　我们在反共斗争中，常受国内国外现实环境的牵制，和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只能作有限战争。只有民国二十叁年第五次围剿，是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的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能获得全面的胜利。（注二）到了民国叁十六年，国内政治与社会都受到共匪的组织渗透，致使失败主义弥漫全国，民族精神几乎消失殆尽，以致动员遭遇阻碍，教育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不能稳定，尤其是通货膨胀，金融混乱，再加以国际宣传攻势的包围，国际阴谋的压力，士气人心完全动摇，社会基础全部瓦解，只有军队单独对匪作战，而其战斗意志亦受到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注叁）这种有限战争，决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其必归失败的。

   　　二、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的兽性与暴行。

   　　我们中国是亚洲一个大国，有其悠久的历史，高尚的文化，和民族固有的爱好和平崇尚信义的德性。我　国父倡导叁民主义国民革命，承接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适应当代的世界潮流，从君主专制之下为人民争自由，从帝国主义侵略与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为国家求平等。经半世纪的艰苦奋斗，乃使叁民主义在国民中间，有坚定的信仰；国民革命，在社会中间，得到普遍的拥护。因此，　国父对於革命建国的成功，始终怀抱着坚强的信心。我个人亦复如此。[223]

   　　民国十二年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产主义不能实行於中国。（注四）　国父於容共之後，虽亲见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及其跨党份子小丑跳梁的恶劣行为，仍然自信他们中共不能对中国有什麽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国。我个人游俄回国之後，虽抱定反共的决心，亦由於同样的自信太过，竟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

   　　所以自民国十六年清党至民国二十叁年围剿成功，我们的政策始终是剿抚兼施。只要在军事上击溃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坏其组织，我们常用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去感化他们，希望他们转变过来，为救国建国来效力。因而我们对其残馀部队，不作最後的追剿，而对共党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注五）

   　　民国二十五年以後，匪军盘踞延安，其实力不过五千人。当时我们在日本侵华战事迫於眉睫之际，乃放松他一着，与他进行政治的谈判。此後抗战期间，我们一方面坚持对「特区」的警戒与隔离，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国际路线。（注六）然而另一方面又与他进行了五次商谈，总以为抗战进行之中，无论共党如何背信食言，阴谋煽乱，而在此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与社会公论之下，始终有就范之可能。（注七）到了抗战胜利之後，国家需要建设，人民渴望复员，而不平[224]等条约已告撤销，国家独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观念的一个中国人，必然是效忠国家，不敢再存这样丧心病狂的出卖民族的企图。所以我们政府决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接受盟国的调处，而与共党进行和平商谈。（注八）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於「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阶级性和国际性的兽性与暴行，因而对待他都是以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於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然，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叁、我们对共党放范较严，而对其外卫组织及同路人过於轻忽。

   　　共产党虽具备一个党的形式，而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普通政党。他的党之核心乃是一个阴谋暴动的组织。他的党之周围，乃有多数外围与群众组织。他从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吸收党员，更以其干部和党员组织群众，来制造其武装暴动。所以无论他怎样高唱「和平共存」的口号，宣传其「和平合作」的政策，而实际上，他不仅随时准备武装暴动，并且随时可作武装叛乱。

   　　共党的外卫团体和外卫份子，有各种组织方式，亦有其各种的用途。最显着的就是共党没有合法地位而无法公开活动的时候，他指使左派份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来活动。即令共党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开[225]活动时，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对他敌人的後方或侧面，迂回袭击。所谓中立主义的活动，也不过是这种外卫团体的各个份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伪装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敌友不分的政客们，替他共党间接作战而已。

   　　今日我们检讨过去反共斗争的一个错误，就是防制共党不能如防制共军那样严峻，而对待其外卫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党一样的重视。所以我们能够屡次击败匪军，而未能消灭共党的组织；我们能破坏有形的共党，而未能制止无形的共党外卫的活动。实际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团体能够活动，则共党组织就有其潜伏和发展的基础。只要是其外卫组织能够发展，则其武装暴动就有其制造和扩充的根源。所以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叁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然犹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这就是我们只防制有形的共党组织，而忽视无形的共党活动的一个重大错误。

   　自由人注　为什麽民国二十年前後，乳共／毛共趋於败亡，「而他仍然犹能　借尸还魂，贻害国家」？　此处如果只注意到政府与毛共的争执与战斗，这是不完全的！　蒋中正总统在多处指出「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　　　　　　　　　　及「俄共的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以　重点是必须要把眼光放到欧共的因素上！　这就是中国在与欧共拔河，中国政府对毛共「剿抚兼施」及「我　们常用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去感化他们，希望他们转变过来」。　如果没有欧共，中国政府必定以和平、理性的政策解决地主与佃　农之间的纠纷，土地转让自战国以来是买卖关系，一个家族总是　兴叁代、衰叁代，地主与佃农随时可能易位。　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论之後，这种暴力手段的病态论点，本来就　是不值得一顾的邪说，然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邪说是一个把敌对　国家内部搅翻天的「大好材料」，於是欧共把「阶级斗争」装扮　成一个「理论」，交给毛共来搅乱中国社会，削弱中国国力。最　後的事实是欧共把「存这样丧心病狂的出卖民族的」毛共拔过去　了，致使大陆陷入毛共动荡风暴的叁十年，「丧心病狂的」的毛　酋扬言黑暗的文化大丧命运动「隔几年还要再来一次」。　因为欧共赢了拔河赛，可以推知民国二十年前後，共产国际在我　们的社会-全力倾销他的「阶级斗争」、「世界革命」和「反共　就是法西斯」等诡论，他的谎话说一百遍、一千遍，於是渐渐影　响国人的心理，导致「而他仍然犹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　扶植毛共取代中国政府是欧共的预定政策，在欧共侵略战争和日　本侵略战争两重压力之下，最後中国政府不得不黯然离开大陆。　８７１０１７１６３２

   　　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

   　　中国百年来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致一般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救亡图存的运动，首先的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心理建设。九一八以後，我们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实质上就是要从国民的生活上，推行这心理建设的工作。到了抗战期间，我们更[226]实施精神动员，使一般国民在抗战中激发起来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总动员的中心力量，促进各种动员工作，争取抗战的胜利。到了抗战胜利以後，不平等条约早已撤废，国家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正是我们革命建设的良机。但在此时，我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长成之初，乃一方面内受共党及其外卫份子散布其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苏俄共党帝国及其国际同路人对我政府以及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毁。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销，而归於失败。卒使一般国民的反共意志，趋於瓦解，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再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注一）本编第叁章，第一节，第二五叁页至二五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五节，第六五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九一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一七至一九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二节，第八叁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一节，第一零零至一零二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一节，第八零至八叁页。

   [227]（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四节，第一叁叁至一叁七页；　　　　　　　　　　　　第十四节，第一五八至一五九页；

   　　　　（丁）外交陷於孤立与经济陷於崩溃--通货恶性膨胀

   　　苏俄是一个铁幕国家，且拥有国际共党统一的组织，渗透世界各国，执行其采取情报，煽动群众，操纵舆论，制造恐怖，转移其所在国家的政策之任务。反之，我们中国是一个自由公开的社会，和民主初创的国家。我们对苏俄的外交，固然是站在极端劣势不利的地位；就是我们为了中共问题，要积极的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援助，或消极的解除国际的障碍和压力，也不易收到预期的效果，乃竟遭致国际重重包围，陷於孤立，而卒归惨败。其中最显着的事例：

   　　一、我们中国处处以诚信对俄共的欺诈，因而每次对苏俄的交涉，终至陷於被动的应付。

   　　叁十年来，中国与苏俄签订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注一）、互不侵犯协定（注二）和友好同盟条约（注叁）。我们政府对於每一条约每一条款，都自动遵守，并引为交涉的根据，而莫斯科却是随手签订，亦即随手撕毁。最显明的实例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期，我们中国政府依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的规定，接收东北的主权，而苏俄处[228]处背信违约，事事阻挠破坏，使我东北成为其苏俄装备中共匪军，策动其全面叛乱之基地。（注四）我政府对於东北问题，受了中俄条约的拘束，和军事调处的限制，而在外交上乃完全陷於被动的地位。这是我们以诚信对俄共的诈欺所招致的失败。

   　　二、我们中国与各友邦是以个别的立场和分歧的意见，对苏俄集团整个的阴谋计画。

   　　一九四叁年，莫斯科对战後世界的全盘计画已经确立，（注五）而以我们中国为其侵略的第一目标。大战初告结束的时期，如果自由各国的政策能够协调，对共的认识能够一致，我政府必能控制国家的全局，制止共党的发展，保持国家的安全而有助於亚洲与世界的和平。莫斯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集中国际共党的全力，先在美国的舆论和外交上击败我们政府，而後在中国战场上击败我们国军。史达林为了离间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企图促成中国的中立化（注六）；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处过程中，他以中立战术促成美国对华政策之中立化。（注七）其结果，美国政府撤回其驻华军队，并停止其援华贷款与军火接济。而其美共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莫斯科这一着对美的中立战术的展开，乃使我们国家和政府，於敌人当面的压力之外，又受到国际上侧面的胁制，而完全陷入[229]孤立的地位。这是我们自由世界以个别纷歧的意见，和孤立的地位，对苏俄整个的阴谋计画，所招致的失败。

   　　叁、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经济陷於崩溃。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政府与人民对於战後建设，一致怀抱着热烈的期望。到了抗战结束之後，正是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急待进行。惟在这长期战争之後，通货膨胀的压力，已是日见严重，故一般国民对於和平复员与经济建设，期待更切，如果当时复员建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这一通货膨胀的威胁问题自不难於解决。所以共匪对我政府的经济政策，乃力图破坏，无所不至。於是政府对共匪的斗争，不-是军事作战和政治作战并且是经济作战。

   　　当时我政府对共匪的经济作战，不-是在内政上努力，并且要在外交上斗争。就内政上说，我政府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而其主要原因是军费浩大。政府为了裁减军费，必须缩编军队，但是共匪亦看破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更要破坏马歇尔特使努力促成的「整编和统编方案」，一方面又破坏美国的军事调处，致使我政府整编军队和复员计画不能完成，同时，政府为了要恢复国家治安，乃不能不动员戡乱。就外交上说，我政府的战後建设方针，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合作，来开发我国的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和[230]建设我们的工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反之，莫斯科的侵华计画，却是要孤立我政府，破坏我们的国民经济以及自由生活方式，尤其要破坏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而遂其颠覆我政府以独占中国的阴谋。他这一经济作战，不-是对中国，并且是对美国；他一方面指使中共来破坏我全国的交通，毁损我们的各地工矿，阻挠我们的一切建设事业；同时更动员其美共和同路人，在美国的舆论和外交上，破坏其政府对中国的贷款，及其人民对中国的投资。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叁十五年叁四月间，正在和平协商及军事调处进行之中，而美国对我国之五亿信用贷款，已经商定而突告停止。这在美方的用意，是要施用其压力，使我政府接受调处，获致和平；他以为这样，更有利於建设的进行。但在中共看来，这五亿美国借款如果成功，对他的叛乱暴行和颠覆阴谋，无异予以致命的打击，所以他非彻底破坏不可。而我们一般国民，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治乱和经济荣枯，全在於复员工作与和平建设计画之实行，而其能否实行，乃取决於友邦美国政策，对於中共所蓄意破坏我们国家建设的阴谋，能否予以阻止。换言之，就是这次贷款，是否能如约实践，表示其援助政府恢复全国秩序，促进和平建设的决心和诚意，惟有如此方能遏制中共明目张胆的叛乱，和阻止其颠覆国家的阴谋。亦可以说，这不仅是我政府对中共经济作战成败所系，而且是整个中国安危存亡的关键。[231]

   　　不幸当时一经中共表示反对，而美国立即将这已经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这一举动，就是我们中美的经济合作基础，竟为共产国际的阴谋所彻底破坏。其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所发生物质的影响还小，而其对我国的国民心理所发生的精神影响之大，乃是无法估量的。就是这样，一般国民对於国家建设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的情势之下，我政府的财政经济措施，不仅不能发生其预期的实效，而且其间对经济的设计和行动，亦就不断的发生波折，并犯了各种错误。在战後第一任行政院，自叁十四年九月至叁十六年二月，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和金融的动荡，动用了整顿币制的基金，从此政府对於财政，就不能建立一个具体有限的政策，对於金融亦无法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计画。於是第二任行政院，在叁十六年叁月，发行美金债卷，不久以後，又宣告停止。到了第叁任行政院，於叁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了金圆卷改革币制的计画，以致币信每况愈下。於是共匪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於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後影响了全国金融的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於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政风纪亦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之[232]所以招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的错误，或客观的情势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叁节，第一四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九节，第七一至七二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叁七至一叁九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四四至一四五页；　　　　　　　　　　　　第十八节，第一六六至一七一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一六至一一八页；　　　　　　　　　　　　　第叁十四节，第一二七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一五二至一五叁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七节，第一六四至一六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