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位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受骗的同一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鸿篇巨制《论法的精神》，在这本书里，孟德斯鸠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也是最喜欢骗人的民族，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暴力，但允许欺诈。

    孟德斯鸠没有来过中国，他也不是一个严谨求实的学问家，他说中国人最会骗人，这话当然是带着情绪说的；说中国的法律允许欺诈，那更是信口雌黄。对古代刑法稍有研究的汉学家们都知道，中国历代朝廷不仅禁止商业欺诈，而且还出台过一批像模像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譬如唐朝，颁布过《关市令》，无论是量布用的木尺，称重用的铜秤，还是斗、升、合等容器，凡是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其持有人都要受罚。这项制度在宋元明清得以延续和细化，其中宋朝是按每月一次抽查度量衡（王安石变法后甚至频繁到每月三次），而在元明清三代，未经官方审验的度量用具，一律不得在市场上使用。

    唐代严禁商贩缺斤短两，以布匹为例，如果整绢长度不满40尺，或者宽度不满5尺，那么卖布商人就等着挨板子吧。类似的规定在后来几个朝代也有，比如北宋前期，棉布宽度达不到一尺八寸的，“杖六十”，并要求对购买者进行赔偿。

    唐朝还颁布过有条件退货的法令。按《唐律疏议》记载，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并“笞四十”，也就是抽卖方40鞭子。

    上述法律当然称不上健全，但在惩治不法商贩的严厉程度上，足以让今天任何一个消费者欢呼万岁。然而很奇怪，从唐朝到明清，相关法律越来越详细，制假贩假却越来越猖狂，古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似乎没怎么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历代官员对惩治不法商贩缺乏动力的缘故。据说宋朝一知府坐堂，有人投诉说某某在卖假药，该知府批示道：作伪于药饵，不过不足以愈疾，未害也。又有人投诉说某某在卖假画，该知府批示道：作伪于器物，不过不足于适用，未害也。后来他家里人说，早上买的大米生了虫子，该知府勃然大怒，当即批签抓人：食物作伪，必至杀人，勘杖六十，枷项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