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在试图影响官方决策和试图摆脱全能国家的约束中。尽管终极目的是后者，可是改革派的可靠路径是利用权力来克制权力，利用权威来消除权威。当改革措施要在现实政治中展开，而不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时候，改革就等于威权主义，等于促进专制权威的稳定。颇为有意思的是，当八十年代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一旦进入体制，承受政治事务之复杂，以及把自己的利益名声荣辱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即转变为威权主义者，几乎没有例外。这是一种宏大而不露神色的政治传销，上了贼船，就坑害欺骗下家百姓。

实际上，也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试图影响官方决策，这时候改革手段的条件，构成首要的限制和必然性，能不能取代了应不应该。手段本身成为了在场的目的，而目的本身，也就是自由本身却消失了。这里呈现出比较纯净比较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与成为幕僚的对立，一旦入得侯门便深深如海，就像娶得丑陋的高干女儿，初恋情人便到了九霄云外。

即使身在曹营心在汉，心中的真爱还是初恋情人，可是所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与当初的理想，一个在泥土上，一个在梦中，打成格格不入的两截。

当手段本身成为唯一的目的，而改革过程的措施，都算是与改革目标南辕北辙的，即使一开始看起来很吻合，路遥知马力，日久就看出来了。改革依赖于既有的政治权威，而且必须为特权利益集团创设租金，才能有效推动。也就是说，只有二者利益一致的时候，改革才能有效推动，那么大部分重大意义上的改革措施，揭开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迷雾，就会发现，只起两个作用，一个强化既有的政治权威，另外一个促成腐败，只有在这两个条件满足之下，有的时候很偶然，或许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改革派与政治权威看起来同床异梦，可是当终极目的不在场，这时候，能够实现的，仅仅是捍卫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与有野心的狼共舞，可是野心也无法实现，一切努力最后效果服务于政治权威了。

这样的路径下来，那么政改就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的。这是改革时代的阿基里斯之踵，一刺就死。任何改革措施，从其原初意图来看，都指向了瓦解政治权威，可是都被乾坤大挪移，成了稳固政治权威。这种冲突在经济改革阶段，可以隐藏起来，但是到了政改阶段，就图穷匕见了，没办法回避。政改要求荆轲那一刀毫无迟疑得刺向秦始皇，可是荆轲已经成为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无名，刺向秦始皇，仅仅是刀柄。除了被引向继续强化政治权威之外（例如假惺惺的似是而非的政改），没有任何积极效果。依赖政治权威与政改之间，完全是对立的，距离是越行越远，是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不是靠道德劝诫或者说理能够说服的，所以谁在高喊改革，谁就是骗子，这个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出来。

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政改条件时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个死角。当政改的条件已经过去过于成熟，熟透以至于现在已经凋谢情的情况下，不惜一切把希望寄托在政改之上，这是一种绝望的瞎搞。毫无把握的自杀，其疯狂程度，可以比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

我这里不是否定政改的必要性，而是指出，不能把押宝全部压在政改。在改革时代中，有一种更根本性的迷信就是政治解决一切难题，当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启动政改，那么一切都好起来，包括过去专制体制遗留下的问题，以及在改革时代中改革措施和市场经济与专制体制混合造成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都被净化了，于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里是过去毛/泽/东时代政治救赎或政治解决的遗产，也是政治变革或者革命成功必然带来新天新地，这与1949年的"新的时间开始了"，没有二致，不过说得委婉，或者成为不言自明的信条，或者默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