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之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尤为引人注目。从「抵制家乐福」到捍卫奥运「圣火」，令人吃惊的是，全国哀悼大地震罹难者的三分钟默哀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中国加油」的呼喊，从肃穆的哀悼一下子变为狂热激情，实乃世所罕见。

其实，近现代以来，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都在迅速发展，而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即使全球化的浪潮一再涌起，也是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而共存，无法取而代之。

苏联将国际主义变霸权主义

马克思等人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们看到资本的超越国家民族界线的本性，认为资本的对立者工人阶级，更应有全球的视野，亦即国际主义观念。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表明，工人政党的国际主义，根本难以阻挡民族主义的冲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面前，它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专制的苏联悄悄地放弃了国际主义，将它的国家利益（即所谓「保卫苏联」）包装为「国际主义」，使得苏联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霸权主义。无独有偶，法西斯德国将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包装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视为「民族社会主义」），倚恃国家武力追求民族的「生存空间」。它无情地践踏了民主，结果，民主国家与苏联连手，将其击败。

与德国、日本相比，中国更属于后起国家。它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落后，不仅「生存空间」有限，更因为自身的保守、腐败而招致外侮。民族主义情绪在漫长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一次次地激发出来，绵延不断，经久不息。

「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

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即「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相结合。

落后会受欺侮，也有可能挨打，却不一定就会挨打。近代的日本也曾很落后，但它在美国军舰要求其开放的压力下不仅同意开放，而且锐意改革，终于一跃而起。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力求中国仿效日本改革而崛起，正是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

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缺乏古人勾践「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反而一味地妄自尊大。以慈禧太后最为典型，她因为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竟然荒唐地下令军队配合拳民攻击外国使馆，招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后果；即使如此，她也宁愿对外国力量低头，但决不容许光绪皇帝重掌权力。日本以「开明专制」避免了「落后挨打」，中国却把「开明专制」的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纵使甲午海战之际北洋水师对日本海军有相当的优势，也避免不了被日本人痛打。

不幸的是，中国人妄自尊大而对自身的落后、保守毫无自省，囿于中国自身不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体制而不思进取，在「落后挨打」逻辑的庇护下，似乎是有了某种正当性。进而，形成为一种「落后挨打情结」，似乎一切的外部压力、外来批评，都是不怀好意的外国强加于中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表现。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情结，时时地刺激着中国，在长时期里都未能实际转化为刺激发展的动力。

怀疑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敌意

直到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松动了，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短缺的阴影大面积消退，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进入国际贸易之中，伴随着大波动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看上去变得强大了。这时，民族主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与推动，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它与「生存空间情结」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视一切外部压力、外来批评均为「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有敌意」，对中国不仅维持专制体制，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到处支持专制政权，仍然缺乏自省。

本来，中国在走向共和之际，孙中山即提出「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基础上，以民族主义为战斗旗帜，从反对满清专制，进而建立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国家，而民权主义则为三民主义之核心，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须与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相结合，才可以健康发展，才可以争取真正的共和政治之未来。

但是，现实之中，与民族主义成长相伴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的结合。可以看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内容，即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已经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又不可轻易放弃，于是就只能模模糊糊地摆出关注「民生」的姿态，掩盖扭曲市场规则的实质；同时，坚决防止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与之结合的另外一个东西，即「社会主义」。现实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最为典型的怪物。

现今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以及现代的一种自然趋势，中国人在发展潜力释放的现阶段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点儿也不奇怪。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等人当年否定了「不断革命」，因为即使是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不能「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后来的共产党人却无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实际进展，无视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执意将「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结果，他们弄出来的「社会主义」，因为缺乏经济必然性的支持，只能求助于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实践，更是要在独特的雪域高原造出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大汉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完美结合。于是，与德国当年很类似，自然成长的民族主义与这样的「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很容易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它在德国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表现为霸权主义。它为自身崛起而寻求「生存空间」，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可以敌视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