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烟火余烟未散，就传出开幕式弄虚作假、欺骗视听之事。昨日，英、美、加各国电视台皆报导这一消息。今日，欧洲北美各大报刊皆在头版报导这一新闻。加拿大最具影响的报刊《环球邮报》以及发行最大的报纸《多伦多星报》、《国家邮报》等众多报刊皆在第一版发表两个中国小女孩照片和新闻。

全世界的观众这才知道，自己受骗了。那些现场观看开幕式的若干国家首脑更是傻乎乎地当场被骗得晕头转向。原来那个身穿红衣、凌空飞翔、边飞边唱的九岁女孩，在张着嘴假唱，而真正的唱歌者却是另一位被临时掉包的七岁女孩。那首歌是《歌唱祖国》，而对祖国的歌唱竟然是假的。这实在是一种自我讽刺。

据音乐设计者说，临时掉包的原因是，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审查节目，认为七岁女孩相貌不佳，为了国家利益，要立即掉换女孩。于是，在全世界观众面前，中国再一次造假欺世。

令人难解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脸蛋竟然攸关“国家利益”；女孩漂亮与否，成了国家利益。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弄虚作假便成了国家利益。

于是，在“为了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一切弄虚作假、欺骗世人的行为都得到解释，也使全世界观众恍然大悟、深得启发：原来中国政府是这样振振有辞地执政和运作。连一个七岁小女孩的脸蛋都可以说成事关“国家利益”，那么，还有什么事不关“国家利益”呢？诽谤政敌、编造谎言、指控罪名、随意判刑、任意枪杀民众等等行为，都可以在“为了国家利益”这个借口下毫不知耻地做出来。

几年前，萨尔斯爆发和流行于中国，中国政府否认并且严密封锁这一消息，说成是“国家机密”，几年来各地政府随意枪杀和平示威和社会抗议的民众，三个月前扣压四川地震预报、造成巨大民众伤亡和数千儿童死亡，三个月前残酷枪杀和血腥镇压西藏示威僧侣，这种种严重侵犯人权、无视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自然更可以用“为了国家利益”四个字来解释了。

在最高领导者眼里，七岁女孩的脸蛋事关“国家利益”，这种荒诞逻辑有力地显示极权政治的特点。在这种极权政治下，不仅一切大事都要由最高权力者决定，就连哪个小女孩登台这样的小事都要得到事先批准，否则就是伤害“国家利益”。这种荒诞逻辑还有力地显示，主办者正是把这场奥运视为最大的政治来运作，视为最高的“国家利益”，超越经济利益、超越民生考虑、超越人权问题，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不过，所谓“国家利益”，准确地说，应当是“政权利益”或“政党利益”。因为，它与中国老百姓的民生、利益或权利毫无关系，甚至大有干扰、大有伤害。人们不能上街、不能随意走动，被赶出北京，不能进京，到处被截、检查证件、搜查背包等等。

中国老百姓实在是不在乎哪个女孩在空中飞舞、歌唱什么。但是，弄虚作假却是道德堕落和腐败的表征，不能不让人愤怒，因为没有人愿意受骗上当。在这麽小的事情上都要弄虚作假，在大的事情上，焉能不弄虚作假？

不公正的是，那位七岁女孩、真正的歌唱者，歌声被人利用，容貌却被权力者选美似地吹毛求疵、横加挑剔，最后竟被掉包。权力者这种粗暴行为是对这位七岁小女孩的人格侮辱和歧视，是对她的人权的蔑视和权利的剥夺。这位无辜的小姑娘成为这个奥运“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受害者。

可怜的是，那位被当局利用、弄虚作假、满场飞舞假唱的小女孩，小小年纪成了“政治”和“国家利益”的牺牲品。小女孩的成名，立刻变成耻辱。三十年前“文革”中，有一位名叫黄帅的小女孩，也被政治势力利用，成为毛泽东政权的牺牲品；四十二年前，“文革”初起，一位名叫“宋彬彬”的中学女生也被毛泽东利用，作为“红卫兵”打砸抢运动中的重要成员而成为专制政治的牺牲品。现在，那一辈人，大概已经做了母亲或祖母。可悲的是，政治牺牲品的事依然代代相传。

九十年前，鲁迅曾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呼喊：“救救孩子！”九十年后，孩子还是成为一种政治的木偶和弄虚作假的牺牲品。中国的政治前进了多少呢？

同时被揭露的，还有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参加表演的“自愿者们”居然是军队充当的，于是奥运成了一场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线和战场，从外到里，坦克、导弹、军队，处处充当核心角色。这大概因为，军队是最可信任的，他们是政权的唯一支柱，也是奥运的唯一支柱。

在奥运开幕式上的那些四处喷射的烟火，居然也有假。据揭露，那是电脑制作出来的效果。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都被受了骗：他们看到的烟火竟然是假的。为了填补大量空场空座，调来大批“观众”来添空、叫好、摇旗呐喊，这也是“国家利益”、事关“面子”。大胆的中国人，敢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弄虚作假；可怜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种虚假社会里。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呢，还是社会的问题，或是政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