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对以哈战争的关切视角，无疑也为拜登的外交政策造成两难，并为民主党带来意见分裂。（美联社）
距离美国总统投票日剩六个月，就民调机构FiveThirtyEight呈现的趋势，拜登正“持续稳定落后”给川普，虽然尚在误差值内，但回溯2020年同期、同机构数字表现，拜登那段时间则是以超过误差范围，一路保持领先。如今，对拜登来说，能否在11月之前的有限时间内，获取选民足够的信心以取得连任，将是严峻的挑战。
其中的严峻，不只在时间紧迫，更在于一种“不利迹象”的成形。包括国务院前不久网站上发布一则公告，载明国务院阿拉伯语发言人（兼迪拜区媒体中心副主任）拉里特（Hala Rharrit）的任期已于4月24日结束。拉里特有18年职业外交官经验，就她自己的说法，正是拜登政府对以哈战争不当的政策，促成自己辞职的决定。
去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国务院国会和公共事务主任（军事）保罗（Josh Paul）是第一个以反对美国向以色列军援为由辞职的外交官。今年3月，负责近东事务的外交官谢莱恩（Annelle Sheline）也为同样的原因自请离开国务院。到了拉里特已是第三位。那么，这算不算是“反对拜登”的外交官连锁效应？
很明显，这三位美国外交官所着眼，皆认为拜登对以色列军事上的支持，无疑将加深加萨地区的平民伤亡，并让当地的饥荒、难民问题更加恶化，有违美国外交上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原则。这段时间以来，原本亲拜登，左派色彩浓厚的美国媒体早把拜登批评的体无完肤，三名外交官相继请辞，对现任政府自然只有雪上加霜。
但同一时间，那些在社群媒体、自媒体（左翼）上无畏“仿哈玛斯”政治宣传，以及高调应和反犹太的“河流到海洋”口号，其实也让美国另一方的民众相当反感，甚至称其为“哈马斯的有用白痴”。在《经济学人》/YouGov合作的民调中，显现有半数美国人并不支持前段时间的“美国校园亲巴勒斯坦”运动，即暴露了当中的反弹。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美国民众对以哈战争的关切视角，无疑也为拜登的外交政策造成两难，并为民主党带来意见分裂，像是针对校园抗议，共和党支持者几乎是一面倒反对，民主党却呈现了4:3（赞成、反对）两派意见，任何内部矛盾，面对总统大选都是不利因素。
这段时间，过去支持拜登的媒体、评论者，也纷纷对拜登有了严苛的批评，但批评的方向却又不尽相同。如“巴勒斯坦同情者”（包括上述三位请辞外交官）批评拜登助长了加萨人道危机；另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费里曼也骂拜登，理由则是拜登严重低估纳坦雅胡对以色列、美国和世界造成的关系裂痕；“左派”媒体更是焦虑到把眼前川普可能再次执政的氛围，直接怪罪拜登本次中东政策的失败。
可以理解，正是选举迫在眉睫，加萨问题才会进一步成为拜登的棘手课题。那么，我们或许可问，“2024年的以哈战争”会是“2020的Covid-19”吗？
上次美国大选，几乎是笼罩在Covid-19大流行下进行。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疫，确实打乱了川普的竞选节奏，且就如同拜登在面对以哈战争同样的情境，当时不管防疫政策是什么，也都出现两极反应。从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封城”、要不要隔离，甚至到要不要施打疫苗，整个社会几乎莫衷一是。如果今天有人批评“连民主党人也不明白拜登的以色列武器政策是什么”，当初就是“连共和党人也不明白川普的Covid-19政策是什么”。
而无论“2020的Covid-19”或“2024年的以哈战争”，皆有媒体提到，尽管台面上看似热议，但民众最关切的仍是经济。但“2020的Covid-19”还是伤及了川普，关键自然不在当时不断攀升的染疫伤亡数，而是一场席卷全美的病毒大流行，不只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互动，它还重创了美国经济。所以到头来，川普还是败在“经济”。
拜登眼前民调落后川普，除了加萨政策，重点应该还是在当最新的就业报告低于预期、消费者信心指数没有上升（还连续三个月下降）、民众对通膨危机感到悲观（明年预期通膨率达到五个月来新高），拜登的民调怎么可能拉得起来。日前《纽约时报》所做，关于拜登在六个摇摆州输掉五个的民调，其中便有超过50%的选民将国家经济评价为“差”。
欲求连任者，最有效利器就是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经济数据，这即是拜登眼前所欠缺的，而“横空爆发”的“以哈战争”虽然和2020的Covid-19性质不同，但前者所导致民主党内部（包括支持者）的纠结，此时此刻，却不能说已大幅压缩拜登进取经济议题的空间。在这发展下，民主党人原本有意将这次大选设定为对川普的再一次公投，但对大多数选民来说，它已更倾向是对现任总统，也就是拜登的连任公投，其处境，似乎就如同2020年遇上Covid-19的川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