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香港驻伦敦官员，以特区公帑聘用两名英国纪律部队人员，长期跟纵及侦察留英的香港活跃分子，近日被英国政府拘捕，再以间谍罪行起诉。姑勿论三人最后是否罪成，特区当局此举不仅惹起外交风波，处理不慎的话，更会损害香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根据英方的控罪简报，该名香港官员是特区驻伦敦经济及贸易办事处的行政主任袁松彪，他聘请两名人士涉嫌协助一个外国情报组织，搜集情报，监察目标人物，并强行进入民间住所，而服务报酬由经贸办支付。由于有证有据，负责调查的执法人员直言，上述控罪涉及的外国情报组织正是香港当局。消息公布后，特区政府只强调英方必须保障当事人的合理权利及利益，没有否认指控的事实，也没有否认该官员以官方身份行事，看来争议焦点只限于英方指称的行动是否违法。
近年来，西方朝野紧密留意，中国以什么手法影响（或称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他们国家的不同领域，如政府决策、政治选举、传媒内容、当地中国人等等。其中一些极端例子，如“猎狐行动”（Operations Fox Hunt），亦即跨境执法，以强迫手段把逃离中国的经济罪犯或异见人士遣返中国，早已引起舆论强烈关注。
一年内，英国国会情报及保安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先后发表报告，公开指责这些不法举动。同期间，欧美政府亦加强戒备中国渗透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英国《泰晤士报》指出，欧盟外交部认定中国在布鲁塞尔的特务人数约250名，比俄罗斯的二百人还要多。上月底，德国警方拘捕四人，怀疑他们为中国当特务，其中一人更是国会议员助理，而英国则以间谍罪名起诉一名国会的研究员，也被指与中国有关。
在此背景下，英国警方今次侦破的间谍案，无疑提供又一事例，确定中国对他们怀有敌意，视欧美等地为藏污纳垢之所，必须伸展长臂跨境执法，才能保住中国的安全。更甚者，此举加深欧美政府对中国的疑虑，甚至会引发反制行动，因为如果控方指陈的事实无误，即统筹跨境执法是特区官员，财政支持来自特区政府，也就代表这些违法的监视以至干扰行动，完全是香港官方授意的行为，而中国既有权行使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同样责无旁贷。
一直以来，欺凌中港民运、工运人士的干扰行动，时有发生，例如暴力袭击、被泼红油、跟踪盯梢、黑客入侵等，但由于没有证据断定由官方指挥行事，最后只能归咎中共的支持者。同样，欧美政界及非政府组织以往对中国政府渗透外地的指控，大多根据作证者的经验和见闻而推断，难有直接证据确证官方的参与。例如孔子学院，遍布欧美各地，从活动性质和宣扬内容看，都不失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海外枢纽，但若从组织及财政关系看，仍欠直接证据确定两者的从属关系。
反观今次由伦敦揭发的香港间谍事件却叫人大开眼界，因为特区当局无法推卸其法律责任。如果袁松彪只是执行上方委托的职务，而英国《国安法》与香港《国安法》看齐，可以同样应用于世界各地，香港特首即刻符合资格，成为英方起诉的对象。不过，即使英方不能离岸起诉香港特首，相信他也不会到访英国，除非法庭判袁松彪无罪，否则特首身处英国，不被控告也要协助调查。
刑事起诉只是开端。英政府需要面对的挑战是，一个经贸办可以变质为情报及间谍中心，对三年来十五万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构成安全威胁，因此移除个别违法者之后，必须尽力避免同样事情再次发生。方法一是提高戒备，由英政府审查驻英的香港人员，排除某类背景或高风险的人物参与办事处工作；二是将香港驻英人员与中国及俄罗斯人员归为同类，加强监视人员的活动，甚至限制英国公务人员与他们交往；三是干脆取消香港驻英的经贸办事处。
其实不论一二三，都有损香港声誉，也削弱它对驻地的影响力，其他西方国家仿效英国的话，损害将会更大。面对英国的指控，特区政府的最佳策略是老实面对，若认为招聘英方纪律人员监察当地的香港活跃分子是合理合法，便该理直气壮，直言“间谍”无罪。若自认理亏或事败认输，何不退一步海阔天空，速速道歉止蚀，换取英方谅解，以修补港英关系。
如今温温吞吞，“间谍”故事是对是错也说得拖泥带水，又如何讲好香港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