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第二碑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恒福陵园落成，刘宪平见证立碑过程，了结自己的心愿。（曾莲／大纪元）
5月4日，罹癌11年的逃港知青刘宪平（本名刘国旋）在美国纽约与世长辞，77载峥嵘岁月划上句点。回首沧桑往事，这位“生命斗士”是大时代下的弄潮儿，他的经历，犹如一个年代的缩影，往事不会如烟。
2023年10月29日，刘宪平亲友为罹患肝癌晚期的他举办“生前告别会”。（林丹／大纪元）
一年前，笔者拜访肝癌缠身的刘宪平，聆听他述说生命故事，这位目光炯炯的长者，凭着坚强的意志抗癌逾10年，并为美东树立“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出钱出力。他相信，为逃港死难者竖立纪念碑，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他自己就是亲历者，经过三次惊险偷渡，才与太太陈华美一同来到彼岸的香港，从而有机会记录下自己和身边人经历的一切。
访问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往：“我以前是红卫兵，那时候广州最大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广州兵团，我就是兵团司令。”文革时期轰动一时的学生组织在高峰期达14,000人，看起来是万人之上的“刘司令”，并没有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却沦为阶下囚。
讲起中共对他和身边人的迫害，他有着切身体会：“因为我们是在那种浪潮下走出来的，其实知青偷渡这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那时候没有书读，很乱。”回顾历史，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向毛泽东效忠，支持毛搞“文革”，在被中共利用完毕后一样被抛弃，被开枪镇压。刘宪平续言：“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相信会发生这些事，但就是发生了。所以（中共）‘六四’开枪对我们来说是耳熟能详，就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一讲我就能明白，很好的人体可以卖钱，它一定会这样干，中共就是禽兽。”
2023年3月25日，刘宪平接受大纪元专访，分享《广州文革史手稿》背后故事。（曾莲／大纪元）
文革史手稿失落40年
去年访问期间，刘先生拿出一叠厚厚的文稿递到笔者面前：“我觉得我的事已经做完了，对这个世界我已经无憾。你要了解我文革的经历，我给你看这份材料。”
《广州文革史手稿——从廿一中文革谈起》（下称《文革史手稿》）是手写稿，用化名“子川”撰稿，在1977年在香港完稿。这位当年高中三年级学生，一手组建了广州21中最大的红卫兵学生组织“东方红公社”，同时又发起组建了广州中学造反派最大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广州兵团”，并被推选为司令。
这份手稿曾经在箱底尘封了近40年，直到2018年因做文革研究的谭加洛（阿陀）找到刘做访问才重见天日，变成如今的打印版。如今，这份文稿的手抄原件，阿陀正在进行二次整理，将安排捐献给美国的一间知名大学研究机构，作为文革史的见证。
谈起写稿的契机，刘宪平提到逃到香港后做的第一份工作，在一间大学的研究中心做助理。当时一位犹太人教授对中国的文革史很有兴趣，了解到他在大陆时曾经担任红卫兵领袖，就请他整理自己的经历，作为这位教授研究的一个案例。“教授提议我分析当年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怎样发展起来，这本材料就是我给教授的手稿。”
阿陀今年4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他2013年收到刘宪平手稿时，感动不已，有一种被托孤的沉重。当时刘宪平刚刚被查出肝癌，肿瘤比拳头还大，刘担心自己命已不久，就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一份文件托付给老友。阿陀主动负责手稿校对勘正，他认为，这份手稿是1966至1968年期间广州中学（及广州市）文革舞台权力博弈和权力交替转移过程的原生态回放。作者以亲历者视角，记载了一群广州中学生，在1966年的夏天，当以革命干部子女为首的“红五类”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宣扬“老子英雄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的狂潮中，平民子弟如何利用文革中一度开放自由结社的机会“揭竿造反”，打出红卫兵旗号，组建一支与血统、贵族保守派红卫兵对立的反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的全过程。
由中国广州投奔自由逃至香港，后抵达台北的“红卫兵”王朝天（又名季水生）所佩带的东方造反团红卫兵臂章和证章。（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造反派”也被中共欺骗
阿陀分析，当毛认为国、省乃至各级官员被刘、邓控制，自己已大权旁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时候，就鼓励这些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去反对各级当权派；到文化大革命搞了两三年以后，毛泽东在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自己重掌大权而想结束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造反派”就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甚至入狱，成了替罪羊。其中有的“头头”文革活跃分子，被批斗、逮捕，受到打击。
与此同时，1968年秋天把当年六届中学生大部分赶至农村或农场，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即“上山下乡”，以惩罚的方式将这些过去的“功臣”赶走。刘宪平就是在这个浪潮下入狱，感受到“兔死狗烹”被欺骗的滋味，也让他深深明白文革过程中毛泽东、江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坐监、下乡的过程让他体会到对前途的绝望。广东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临近香港，容易接收到短波资讯，收到海外电台。而且亲友之间消息流通，也让他更加了解对岸香港的情况，从而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刘宪平提出，在“大逃港”浪潮下，奋力出逃的人不乏有大量当过“红卫兵”受骗上当的年轻人。“我是坏头头，一定要受一些苦，我坐监的时候，是没有人跟我同仓的，我就一个人在里面坐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当时我担心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那不堪回忆的日子，他谈起来还不寒而栗，在大时代下意气风发的学生，原本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此时感到迷茫和失落。
1966年红卫兵砸掉亨得利牌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两次偷渡失败仍不放弃尝试
从监狱出来后，刘宪平申请去中山坦洲插队务农，因为他的未婚妻在那里，但很快被人发现他的“黑历史”，当地公社不收留他，安排他去广州附近的九佛农场，文革期间对送来监管、劳动改造的人惩罚特别严厉，曾经打死过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镇得住”他。
此时此刻，刘宪平已经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面目，历经文革浩劫，无论是支持中共还是反对中共的人，都是落得被迫害、批斗的下场，他不再相信中共会有任何仁慈的表现，哪怕表面“春风化雨”，实际上是布满了天罗地网诱拐人上当。在九佛农场务农期间，他已经打定主意要逃港。
1972年第一次逃港时，他和未婚妻身穿绿色军衣上了火车，计划来到深圳边境跟朋友会合逃港。“我们对坐，前面有个桌子，摆了两杯茶，当时火车过东莞后，一阵摇晃，桌面上那两杯茶就倒下了，弄湿一地，那时候我的心一沉，感觉到这次必败，意头不好。真的是这样，我们下车时没见到约定的朋友，他当时被生产队一些事情困住了。我们没有人来接应，就引起边防人员怀疑，翻查我们的包，查到带了干粮和一些装备，判断我们是要偷渡，就把我们抓起来，坐了两个月监仓。”
在九佛农场，刘宪平因为文笔好、有礼貌，常常帮在农场下乡的人写信，又送他们烟，跟身边人的关系不错。前期的铺垫让他第一次逃港失败后果没有那么严重，被简单训了几句就过关了。
刘并没有对逃港死心，继续策划第二次逃跑，这次计划是“三人行”，与未婚妻还有一位同伴卢适衡一起走水路，从坦洲出发，走澳门的水域。千辛万苦穿越水域来到澳门边境，上岸时却被一片蚝田阻碍前行，“进入了澳门边境，没想到这里有一大片蚝田，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只是穿普通的波鞋（球鞋）。走蚝田要有特殊的装备，用钢板做鞋底，才不容易被割穿。”刘宪平和未婚妻被困在蚝田中，寸步难行。同伴卢生多次偷渡未果，若今次再不成功，被捕的后果非常严重，他当时奋力跋涉穿越蚝田，终获自由。刘宪平和陈华美没有过蚝田的经验，被困在其中，后来被萄警发现。因为当时澳门并没有收留非法移民的政策，被捉到就会被遣返，两人被带到澳门警局审问，坐了几天“洋监”后被遣返大陆。
第三次偷渡“竹竿”神迹绝处逢生
1975年，刘宪平决定再次逃港，这次的逃港计划足足安排了两年。期间，他与陈华美结了婚，仪式很简单，两家人一起吃了餐饭，两人就结为连理。“当时准备‘起锚’（偷渡），就觉得我们要结婚，到了外面省得麻烦，如果是女朋友没有名分，大家也讲不清楚，就先办结婚。”
有了第一次经过水路的经验，刘宪平一行人在第二次就对路线和天气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当时每天都开收音机听渔讯，每天都会播报涨潮落潮的资讯，这个信息很重要，可以帮到我们计划哪天方便下水，怎样可以借着潮汐情况上岸。这个渔讯我们听了两年。”与此同时，刘宪平还与同伴悄悄准备自制橡皮艇，用医用橡胶帆布等等制作出两个可以吹气的橡皮艇，可以承载五人，有他的太太和另外三个朋友。
这一次仍是从坦洲出发，计划扒艇到澳门去。为了避开边防军，他们绕山路到偏僻的海边。刘称，他们准备了7天的干粮，但是在山区迷路了，走了超过10天：“我们在山里走的时候，到水塘取水，喝的水还有牛屎味，黑夜到农田刮番薯，也有泥味，但是因为肚子饿了，都照样吃，没问题。年轻的时候求生能力真好。”
就这样，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向着有光亮天空的方向行动，他们一行人终于走到了目的地。那时他们已经又累又饿，精疲力竭。到了地图临近下水的海边，顿时傻了眼，原来这个地形是个悬崖！悬崖的下面，才是海路，可以前往澳门。
稳住怦怦跳的心，他们又意外发现在悬崖边上一枝竹竿，应是附近的蚝民上下用的，就这样，他们顺着竹子滑下去到了海边。迎面而来的海风，让刘一行人感到欣喜。当然，这才是冒险的开始。
根据他们了解到的渔讯知识，安排好了落水的时间，在海上航行最初算是顺利，但不久后遇到大风浪，小艇被打翻了。众人纷纷落水，在大家感到绝望之际，意外发现海中央插着一枝竹竿！陈华美感叹：“第二枝竹竿出现，真的是神迹！”他们借助这枝竹竿的力量，帮助将小艇反了上来，一路撑到附近的小岛上，此时的橡皮艇在风浪中折腾穿破了，当时也夜深了，他们决定在小岛上过夜，并补好小艇，准备第二天再出发。
第二日，他们吹涨随身携带的备用艇上路，见到澳门的防波提后，众人欣喜非常，就以为靠岸了，弃艇上了防波提。但他们高兴得太早，到了防波提才知道，这里离澳门当地还差很远一段路。幸好身上还带着之前补好的艇，吹气后还能撑一段时间。当他们重新启航奔向澳门时，在海中突然听到传来马达声，一个快艇停在了他们身边。刘宪平说：“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判断感觉不像是捉我们的水警，谈了几句发现，这艇家是做‘人蛇’生意的，他们收留了我们，带我们去到澳门落脚。”
就这样，刘宪平和太太安全到了澳门，联络到第二次逃难时成功逃脱的卢适衡，卢生帮了他们大忙。后来他们辗转又去到香港，开始了新生活。1977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北斗》杂志，是当时首个逃港红卫兵海外创办的杂志，他和太太加入编辑出版行列，并将自己文革期间的经历撰写发表。
1975年，抵港卒友（逃港者自称“卒友”）于香港鹿颈旅游合照。（刘宪平提供）
1978年，刘宪平以难民身份辗转来到美国，隐姓埋名做起了生意，文革、逃港时所经历的惊涛骇浪，就埋藏在心底的一角。
刘宪平太太执信女中卒友香港合照。（刘宪平提供）
刘宪平和太太赴美第一站——夏威夷。（刘宪平提供）
如今“离港潮”与当年“逃港潮”心情一致
与刘生谈起如今香港人的“离港潮”与当年他们的“逃港潮”，他认为此时港人的心情和当年他们想离开大陆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两批人是同质的，一样是想远离中共，我们当时的‘远离中共’，并没有太多雄心壮志，不是像民运人士那样的想法，就是像安静的过一个平凡人的日子。我相信如今这批，带着孩子离开香港的父母也一样，他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年纪，当时他们选择留在香港，现在这张牌就变成了他们下一代接，他们下一代就要离开香港，我们当年一早选择离开，只是提前做了这个决定。”
新泽西州的恒福陵园。（曾莲／大纪元）
面对轮回的历史，刘宪平最后的心愿，就是尽量收集名单，刻在“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上，用一个个真实的名字和故事代代相传，让历史铭记他们这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