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
就像北欧青翠的森林一样，自古以来，中国的湿地也一直是神秘与记忆的避难所。这些农田与城镇环绕的湿地，就是所谓“江湖”。江湖既是强徒、盗匪隐身之所，但同时也是游侠、义士为公理、正义奋战的神秘世界。每在民生困苦达于鼎沸之际，江湖人往往能透过斗争发挥中华文化价值，为社会带来韧性。
在武汉周遭地区，这类斗争因一种生态失衡而更凸显。在古代，人们发现，春天涨潮造成的湿土能使稻米长得更好。先民于是想办法，以一种较能预测的方式复制这种生态系统：他们小心翼翼地在长江与长江支流的滚滚洪流边定居下来，建水坝与堤坝挡水，创建许多作为稻田的迷你湿地。政府当局也鼓励这种安定的生活方式，因为它能带来富裕的人口，无论就控制、征兵与课税而言都方便得多，当然，除非人民逃入江湖与政府作对，则又另当别论。
但二百五十年来，随着中国人口不断增长，这种脆弱的平衡保不住了。大批人口涌进更接近河流的地区，在作为天然海绵之用的湿地上盖房子，于是引发更大的洪水、难民潮与霍乱瘟疫，也就是中国水文学家克里斯．寇尼（Chris Courtney）所谓“现代灾难规则”。经济繁荣了，但根据江湖规则而生活的下层阶级人数也愈来愈多。
现代工程制约了这些洪水，但人类不断找出新招压倒自然。全世界最大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寇尼这项政治─生态灾难规则的当代版）源出于武汉就是最佳例证。
一种流传于动物的冠状病毒于二○一九年跃入人体，造成这场公卫危机。所以如此的确实原因不详，或许是因为人类食用了从肮脏、规范不良市场取得的野生动物；也或许是因为研究人员在进行冠状病毒研究时出了状况，病毒从实验室漏出。但关键是中国的政治系统助长了这场危机。这个系统过去鼓励人们紧傍著不时闹水患的河流生活，现在又对公卫最佳做法置若罔闻。几近二十年前，类似状况曾造成一种冠状病毒从动物扩散到人体。那场“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即S A R S，让世人更加重视一系列可以解决的问题，例如限制野生动物买卖，改善市场卫生，改善公卫结构等等。
但到了最后，中国学到的教训很有限。政府确实也建了几个新官僚机构以监管公卫，还造了几间拥有高科技设备的实验室。但在骨子里，政府仍然仅仅聚焦于一套狭隘的目标，基本上就是经济成长和政治管控。就这样，中国欠缺改善市场卫生状况（或中国医院脏兮兮的状况）的能力。中国也没有勇气阻止人们食用珍禽异兽，在中国的中产与上流阶级人群，食用珍禽异兽依旧蔚为风气。当新冠疫情爆发时，政府不仅不作为而已，它还逮捕警告大疫将至的吹哨人，发布误导声明，让情势更加恶化。当政府终于采取因应行动时，四个星期已经过去，病毒也有了立足点。
在政府处置新冠疫情失当的同时，一波侠客也重出江湖。这波侠客有反历史学者，有记者，还有制片人，他们无视政府的铁腕控制，记录下当局如何制造又一场政治─生态危机的过程。他们迫使政府认错，并且昭告世人，尽管政府扬言扫荡江湖，他们仍然存活在今日中国的陋街小巷，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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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艾晓明在往访广州会见老友之后回到武汉。第二天，她听说武汉在闹流感，不过没当回事。这是冬天，病毒感染是常有的事。她最担心的是她高龄九五，已经卧床的老父。原本负责照料她父亲的看护走了，所以她造访了几家医院，替父亲物色一位新看护。一切事情照旧，没什么异状。十九日那天，她听说武汉出现一种新型肺炎，但仍然没有很在意。第二天，突然间，大家都在谈论这种正在扩散的怪病。但政府媒体对此只字不提。武汉开始陷入恐慌。
三天后，在一月二十三日，政府突然实施严厉的封城措施。生活在武汉与周边十五个城市的约五千七百万人民，必须关在自己家里，不能出门，直到四月八日为止。世界卫生组织称这项措施“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民众就这样在无预警状况下被关在家里，许多人既缺少食物，也没有足够必备民生用品。武汉迅速沦为一座鬼城。许多人惶恐不安，封城令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当局打算怎么做？
就像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武汉居民一样，艾晓明首先顾虑的也是她的家人。她赶到药房，采购棉花棒、消毒剂与泻药等等照顾父亲的基本用品。由于人们认为病毒很容易透过接触传染（后来发现实情并非如此），消毒剂已经缺货。就像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情形一样，口罩迅速卖光，药房开始哄抬价格。两天以后的一月二十五日就是农历新年，但庞大的返乡过年人潮被挡了下来。武汉商业区汉口火车站自通车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关闸停运。
艾晓明立即加入地方义工组织。在二十九日那天，她加入的一个团队向医院和社区中心分发了六千五百套个人防护装备，还募集了六十万元人民币捐款。艾晓明穿了白色防护服，戴上双层面罩，随同工作人员检视情势。
眼前的景象令她震惊。她的团队将装备交给除了棉布口罩别无防护装备的社区中心工作人员。防护服很受欢迎，但不够用，根据她听到的资讯，工作人员得重复使用这些只能用一次就应该丢弃的防护服。
艾晓明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些资讯。换成在过去，她一定会带着她的数位摄影机，一五一十地记录这场灾难。但现在想这么做，她至少需要一位助理，而且得冒着让助理感染的危险。此外，她还得考虑她的父亲。如果出门做进一步调查，她可能把病毒带回家。于是，艾晓明做了成千上万其他中国人做的事：她在网络上发表她的想法。让她大感意外的是，她这篇文章竟未遭到审查。艾晓明于是继续动笔写第二篇、第三篇，加入批判政府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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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的第一篇文章谈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名叫李文亮的眼科医师。谈到民众对政府的愤怒，李文亮怎么看也不像会成为焦点人物，不过或许这就是重点所在。他一直是个极为普通且与政治无涉的人。但在二○一九年十二月底，他在武汉中央医院的友人将几名似乎是一种新型S A R S病患的资料交给他。这些病患已经隔离，但病毒似乎已然扩散。
李文亮采取了许多中国人会采取的做法：他没有在公共社群媒体上发文示警；他没有在武汉市中心区举布条，也没有写公开信给当局。只有异议分子才会这么做。李文亮采取的做法是，用他的微信联络一个朋友圈，警告他们新病毒要来了。为证明他所言不假，他还在警告中附上病患资料与一名病患的胸部断层扫描图。
李文亮写道，七名染上这种神秘疾病的病患已经“在急诊室隔离”，“家属与亲戚应采取预防措施”。
但即使是这样的警告，也惹来了就连私人微信群组对话也不放过的中国公安当局。就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当天，公安把他找去问话。三天后，他们强迫他签一项声明，承认他的行为“违法”。他被迫在声明上写下“明白了”几个字，还用大拇指蘸红印在声明上画押。
政府随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一篇误导民众的声明，说野生动物市场爆发一种肺炎，但这种肺炎“可预防，可治疗”。这篇声明之后被官方删除（但可以在网络档案上找到）。
早在那段时间已有许多人对新疫情的爆发示警，李文亮的警告只是其中之一。同一时间另有七人遭警方拘留，罪名都是散播谣言。全国各地的电视新闻广播在一月三日重复这项说法：造谣生事、误导民众的人将遭严惩。
事件确切过程究竟如何，将成为今后许多年辩论的焦点，但很显然，武汉地方领导人将病毒存在的事实蒙蔽了约一个月。他们或许担心承认疫情爆发会毁了他们的前程。一项重要的政府会议即将于一月间举行，而且过年假期将至，当局因此封锁这个新闻，希望这波疫情没那么严重，而且能很快过去。
但一旦每个人都知道事实真相，审查的效力很有限。武汉的情况就是这样，成千上万的人染疫，数以百计的人病逝。武汉确实很大，但有关染疫与医院爆满的消息已经传得尽人皆知。封城令下达后，政府不得不承认出了乱子。就这样，前后数周、甚至数月之间，政府的审查显得参差不齐、漫无章法。“江湖记者”发表影片、进行调查的机会来了。
李文亮医生所以成为关键人物，是因为江湖记者发现，身为医生、而且握有具体证据的他，也被当局定了造谣生事之罪。不仅如此，李文亮还在二月一日的微博公众号上发文说他染了新冠。他自一月起就因发烧、肺部感染和其他症状而住院。到发文第三天，他已经开始输氧。尽管病情如此严重，他在一月二十七日匿名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描述他如何因为发声示警而遭当局指斥。现在他决定透露自己身份，并且与外国媒体接触。他发现大疫将兴，设法向民众示警，但遭当局制止。他是一位垂死的吹哨人。
负责治疗李文亮的医院察觉，他的病逝会造成一场公关大灾难，于是开始发表有关他病情进展的报告。但他的病情持续恶化。他开始接受中外媒体访问。他在社群媒体上贴了自拍照，照片中的他眉角和发际汗渍斑斑，氧气罩挂在脸上，两眼凝望镜头。突然间，中国政府面对自二○○八年四川大地震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公关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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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文亮医生于二月七日病逝时，社群媒体炸锅。艾晓明等著名公知人物纷纷在网络上发文哀悼。艾晓明写了一幅字，先只是重复四次写了同一个字：“训，训，训，训”。“训”有“教训”、“训练”或“训斥”之意。艾晓明这幅字或许指的是李文亮被迫签字认罪的“训戒书”，但也可能意指李文亮为中国带来一个教训，要中国人谨记说真话的道德准则。
之后，她又用红墨写上这时已经出名的“明白了”三个字，就是李文亮在“训戒书”上写的那三个字。在将这幅字贴在网络上时，艾晓明解释说，这三个字指的不仅仅是李文亮医生被迫含冤认罪而已。身为一个有政治意识的人，所谓“明白”意指了解中国政治情势真相，而且愿意坦白说出这些真相。
其他许多人也在李文亮的微博账号上发贴文。微博是一种类似Twitter的社群媒体平台，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任何他人的账号上发贴文，评论他人发的贴文。特别是在二月一日李文亮贴文宣布他病了那天，好几百万人在他的微博账号上留言。“武汉政府欠李文亮医生一个公道”与“我们要言论自由”这类标签开始爆红。他的微博账号成为让大家可以放心在里面宣泄焦虑、情绪的避风港。春天来了，他们告诉他樱花开了。许多人念念有词，对他表示怀念。
政治漫画家为他画了一张全国疯传的漫画照，漫画中的李文亮戴着外科手术口罩，但口罩上净是铁刺。有人为他的勇敢向他致谢，还有人为他遭到的当局的对待向他致歉。许多人重复引用他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说的一句名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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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晓明来说，这场公卫危机于一月底因她父亲发烧而烧到她家。在正常状况下，她会招救护车把父亲直接送往医院。但现在医院里危机四伏，病毒正在病患和医护人员间迅速扩散。她做了一个理性但痛苦的决定，让父亲待在家里。她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父亲会病逝，但至少他会在亲友环绕下病逝在自己家里，而不是独自一人在一间闪著灯光的房里断气。
她为父亲冷敷，每两个小时为他翻一次身，用鼻管为他喂食，帮他洗澡。三天后的二月二日，他断了气。第二天，他的遗体送往火化，家人办了一场小小的佛家告别仪式。事后回想，家人感到幸运；二月五日，武汉宣布禁止举行丧葬仪式。根据官方数字，这时已有一千七百七十人死于新冠疫情。像她父亲一样的死者都是无辜冤死的“附带损失”。
除了照顾父亲以外，艾晓明还要处理许多家务工作。身为女权主义学者的她，知道有人会认为这样不公平，不过她另有见解。如果能把家照顾好，她就能让她心爱的弟弟全力运用他公司的资源协助民众。她的儿子也在为她弟弟工作，而且一连几个月来，她弟弟领导的集团已经重新部署人力，协助补充医院资源，为社区中心进行再补给，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尽管每天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但她认为这样的分工很公平。她曾希望自己能外出购物，像其他人一样排著长队。她眼见这一切种种小小的问题已经在庞大的武汉发酵，导致公共精神的崩溃。现在父亲走了，她有时间发表她的想法了。
我认为目前恐慌带来的问题和危机，比疫病更凶险，因为恐慌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隔离，也迅速而广泛地调动了人的私欲。我们看到各地的自私、自保、以邻为壑……恐慌激发出野蛮的行为，导致人道危机，它是危害更大的病毒。
由于一开始过于严厉地控制讯息流动，使得病毒的传播无可避免。而事后采取的很多措施又没有经过充分的公众讨论，突然就走到另一个冻结点：一下冻结交通，冻结人员流动，来了个急刹车。这种情况造成的社会心理后果就是恐慌。极度的恐慌带来一些极端的社会应对行为。例如隔绝，包括人和人的隔绝，省和省的隔绝，村和村的隔绝。这种行为是互相模仿的，很多标语都把这种隔绝的必要性强调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像许多经历过二○二○年年初那些事件的人一样，艾晓明也立即发现政府渎职在事件中扮演了巨大角色。她没有深究政府反应如果快一些，能不能阻止疫情扩散的问题，这个问题得留待后世讨论。但她与其他亿万中国人都很清楚，政府将病毒存在的实情隐瞒了约一个月。直到疫情扩散，情势失控后，政府才开始实施封城，但封城手段又过于凶狠，造成的恐怖几不下于病毒。
艾晓明写道：“一开始对讯息的严控使疫情扩散难以避免。许多事后采取的措施都是强加的，未经充分公开辩论。”
其他人也有同感，批判政府之声与有关这场危机的报导在公领域掀起滔天巨浪。有些人效法半世纪前的地下历史学家，开始探讨这场危机。本书前文提到的遇罗克就是他们效法的对象之一。因为血统不好（遇罗克的双亲曾在国民党主政期间在政府担任小官），遇家人在毛泽东统治期间的中国沦为贱民，遇罗克也因此成绩虽好但进不了大学。文化大革命展开以后，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大获好评，在街头巷尾卖了好几万份。他在一九七○年遭到处决。
武汉封城正逢遇罗克处决五十周年。艾晓明等人在微信贴文，讨论遇罗克的事迹。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二○一六年发表的一篇纪念哥哥下狱五十周年的文章也在微信上爆红。在三年清零锁国之初，政府肆意滥权显然是引起热议的议题。
还有人复制地下历史学家用了多年的办法，翻到中国防火墙外，在YouTube与Twitter上发文。像许多人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取得必要V P N（虚拟私人网络，即翻墙软件），说明中国人一直不缺翻墙能力。这种中国国境内、境外异议分子互通声息的做法，将成为日后抗议的标记。
影音制作人陈秋实的抗议堪称最大胆，也最短命。陈秋实早在二○一九年就自掏腰包前往香港，报导当地的抗议。他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发文，谈他见证到的这次和平抗议，驳斥官方媒体有关抗议如何暴力的叙述。陈秋实在一月二十三日抵达武汉，开始录影。这时，他的微博与微信账号已经被封，所以他在YouTube与Twitter上发文。
一月三十日，他前往武汉一家挤满病患的医院。陈秋实就在这里播了一段来自封城区的最著名的感言。他说：“我是害怕。我前面是病毒，我后面是中国的法律与行政力量。但只要我还活着，我会继续做我的报导，我只说我看见的，我听见的，我要把我所见所闻讲出来……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你共产党吗？”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没能见到这些报导，他仅仅工作了两星期就遭到监禁的事实仍然激起民众排山倒海般的义愤。他遭到监禁也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比一般认为的更能轻易接触YouTube与Twitter。这意味相关影像可以在中国社群媒体转贴。当然，它们可能被封，但它们也可以转换为难以审查的格式贴出。
三十六岁的前律师、公民记者张展的影响力甚至比陈秋实还大。张展在发表两个月影音作品后遭到监禁。她原是律师，因处理人权案而遭注销律师执照。像陈秋实一样，张展也因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抗议示威而于二○一九年被捕。
她于二月一日离开家乡上海，往访武汉。她的第一站是会晤艾晓明。艾晓明听说过张展，知道张展曾是维权律师。像过去一样，艾晓明接待了张展，留张展住在她在艾家小区外那间小公寓里。艾晓明为张展做了一番武汉城简介，之后张展搬进一家旅店。张展借了辆自行车，在武汉各处晃荡，带了一部廉价摄影机进入这波疫情的关键地点。
空旷的市街、炙热的火葬场、人潮汹涌的医院，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人认为这里就是这波病毒的起源地）都在张展拍的影片中入镜。影片中有段拍的是一处社区卫生所，谈到尽管政府宣称新冠检测免费，但这间卫生所仍向一名男子收取新冠检测费用。她指控政府隐瞒真实死亡数字，审查新闻。她还指控当局禁止一切公开集会，让许多失去亲人的武汉人无法悼念亲友。
“这是晚上十二点四十殡仪馆里焚烧炉的声音，”她在已经成为她商标、镜头抖动不已的纪录片中说道，“他们确实是在彻夜工作。”
这些报导完全称不上“调查新闻”大师之作。所有调查新闻的记者都明白表示，他们只会描述眼见之实。有趣的是，大多数记者在报导尺度上都会退缩一些，以迎合政府观点，仿佛是希望这么做以后，他们的报导就能出现在中国社群媒体上一样。以张展为例，在谈到市民们指责政府，说政府应该开放市内空旷的旅馆收容病患时，张展就替政府辩解说，旅馆的空调系统会传播病毒，不宜收容病患。记者们的力量在于揭发日常生活现实，这与政府所说、一切都在掌控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这是来自最前线的新闻报导。官方媒体只会发表官员接受访问、医院里秩序井然的报导和影像，调查新闻的记者要揭发事实真相。他们的报导很快就遭到审查，但他们让人忆起不很久以前，当江雪这类人士还为国家媒体工作的那段日子。他们也说明了一件事：在这场全国性危机中，除了政府传声筒以外，还有其他声音。
作者为知名作家、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张彦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取得新闻学和亚洲研究学位。1994至1996年期间，张彦被巴尔的摩《太阳报》派驻于北京，担任通讯员。1997至2001年期间他服务于《华尔街日报》，负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各种社会议题。2009年张彦为《纽约时报》服务时再度回到中国，并在“北京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教书，同时担任诸如《亚洲研究月刊》等学术期刊与智库的顾问。张彦长期关心中国社会的宗教与民主化问题，2001年他以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的报导而获得普利策奖殊荣，此外也与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保持密切关系。张彦在八旗文化的出版品有：《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