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对国家整体政治（机构）的信任度普遍下滑，由人民直接选出的国会，评分却又明显殿后。远的不提，若以近两年美国国会风评，据2023年10月的盖洛普调查，“国会信任度”已从前一年的38%大幅降至32%。其中有几个因素必然导致这一结果：两党愈显分裂，造成国家几度陷入僵局（包括冻结联邦预算险让政府‘关门’）；议长罢免风波（以哈冲突当下，甚至出现议长空窗期）；以及被少数极端派“绑架”。大环境的不协调，让几位温和派议员喟叹不如归去，自请辞职或宣布不再连任以远离是非之地，所在多有。
不过，也有一些原因暂且让国会持续的纷扰稍得喘息。包括共和党籍议长强生成功阻止同党激进派议员格林的“再次罢免”，避免国会又陷入议长选举的不确定性。同时更因为11月大选在即，两党无论是要“助攻”还是“避免影响”总统选情，总之也间接促成几个僵持的法案通过，从而缓减了国会恶斗。
纵使美国国会表面上看起来乱糟糟，党派水火不容，政党内部还常内哄，靠着一个基本的状态，国会或许仍保持了最低限度的体面，即对立再尖锐，至少没有出现议员间肢体冲突。彼此干扰有之、口角有之、不可理喻有之，却没有谁摆明不就法案、预算内容，进行文不对题的呛声，或是以咆哮去辗压仅存的对话空间（和媒体文化多少也有关系），一个愈来愈标榜“硬派政治”的国会，终究不至沦为罗马竞技场（无论文斗还是武斗）。
既是民主，就没有绝对的权力（权威）可以胁迫对手就范，更没有“谁比谁大”问题，因为没有“谁比谁大”，任何决行与服从，唯有机制说话。今天之前，美国国会的整个演变史，可以说也是一套民主游戏规则的进化史，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规则之外，过去也会并行着关于国会文化养成。其中，“无礼行为”曾引起美国大众广泛注意，因为那尤其实质决定了国会是否存在有利审议的气氛。
上个世纪的美国国会也曾出现激烈冲突，众议院最惯常的画面就是喧闹，议员间还曾一言不合就手来脚来，几乎造成国会殿堂理性话语崩溃。那个年代的美国国会，由于议员出身背景开始多元化，哪怕言语粗俗、举止无知，也可自居人民代言，国会议员的自我定位尚处十分模糊阶段。另一方面，动辄叫嚣、辱骂甚至动手的民代风格，还直接鼓励了“名号崇拜”（今天来讲，诸如国会战将、战神等等），却根本无助公共议题讨论。所以，早在19世纪中期，便有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国会议员也要保持绅士风度”。
为什是“也要”？因为在议会里，议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经常代表不同利益的捍卫者，如此结构上的不稳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要保持“君子作风”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进入国会前再有教养，或多么在乎品格，举止言行多么节制，都有可能受环境刺激，逐渐无视践踏礼仪。从某个角度看，“国会议员绅士化”确实颇违反人性。
但回到国会功能，无论审查法案、监督预算，基于公共利益，终究要仰赖“有利于审议的气氛”，而这一气氛之所以存在，关键就是所有人都假定议员和议员、政党和政党之间的差异，多是建立在价值观、政党立场的辩论，而非个人化的华丽演出。至于“国会议员绅士化”，也并非要以所谓文明、礼貌去模糊党派分歧，而是为了在强烈党派偏见下，让民众仍有机会冷静看待并推论国会议员的观点是否正确。同样的，直到今天，不管时局如何演变，所有当下议会规则的根本基础，不都是出于对上述事实的认识。
台湾自今年2月选出新国会，迄今四月余，国会政争不断，可供对照的画面是，怎么国民党、民众党两党总召傅昆萁、黄国昌，愈是以“国会战将”之姿处处表露其势如破竹、攻城掠地，这两党的政党支持度却愈走下坡？和傅、黄的“个人声量”更呈反向发展？
作为“民主先驱”，美国人很早就理解到国会的运作方式始终影响着所有美国人的生活，不只取决于哪些法律获得通过，哪些法律被挡下，更在于它们如何形成和修改。今天美国或许正受制于政治极化的困扰，台湾国会亦不遑多让，尤有甚者，恐怕还得额外思索上个世纪“国会议员绅士化”这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