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蓝苹与唐纳
已故本港著名报人罗孚曾著《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书中记述了一些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在香港的活动，除了大师级的巴金，林风眠外，还有武侠名家金庸，梁羽生，散文高手董桥，杂文家兼诗人聂绀弩等等。可惜没有唐纳。
唐纳（1914.5.7-1988.8.23）原名马季良，又名马骥良，江苏苏州人。“唐纳”曾是马与佘其越（史枚）合用的笔名，后由马独立使用。圣约翰大学肄业。1932年开始发表影评，1934年秋任编剧，1935年兼任电影演员，并主编《电影画报》。是年春，撰文称赞蓝苹（即江青）是“一颗耀眼的新星”。1936年4月和蓝苹，以及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到杭州旅行结婚，。三对新人在西子湖畔六和塔前请沈钧儒大律师为证婚人。从此，他跟蓝苹恩怨不断，成为传媒瞩目的焦点。
唐纳思想激进，其挚友佘其越（史枚）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经佘介绍，他1936年加入中共。此后虽一直在戏剧界，新闻界工作，实际上担任情报人员。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虽然满心欢喜，却决定离开。他深知，江青是一个报复之心极重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当年她在上海，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倘若唐纳留在中国，那位心狠手辣的江青不知会怎样折腾他！
1949年2月初，唐纳从香港写给上海好友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仁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唯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指蓝苹，此时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
“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
就在此时在一次采访中他认识了女记者陈润琼（安娜）。陈小姐乃名门闺秀，福州人，是原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个女儿，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英语、法语，才貌双全，他“惊为天人”，便全力追求。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1951年唐纳终于如愿以偿，在巴黎与安娜共谐连理。
1978年12月，去国29年的“旅法华人”唐纳，飞抵北京。接待单位不是中共华人华侨联合会，而是中共中央调查部。
中调部直属中共中央，1955-1983年，是中共最高级别的对外情报机构。中调部的前身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
中国作家叶永烈曾考证过唐纳的真实身份。据叶永烈讲，唐纳晚年名义上是巴黎天桥饭店的老板，实际上，他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是中调部派驻巴黎的秘密情报人员。也就是说，唐纳是潜伏巴黎的中共高级特工。
叶永烈写道：“唐纳在法国巴黎开设天桥饭店，而饭店乃名流汇聚之处，而唐纳又有老丈人的国民党招牌做掩护，不论是职业或者身份，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最佳选项，谁都不会怀疑唐纳是中调部的高级情报干部，顶多拿他与蓝苹的往事开涮而已。”
唐纳在北京，受到中共元帅叶剑英的接见。参加会见的有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长青，叶次子，总参二部部长叶选廉，叶侄子，在中调部工作多年的叶选基等。此次会见极其隐秘，连唐纳的妻子陈润琼都没能陪同出席。
这次重要的接见在当时秘而不宣，照片也没有见诸报端。直至整整30年之后，在介绍叶剑英生平时，才“顺便”刊登了这张接见唐纳的照片，而照片说明词仍称唐纳是“旅法华侨”，似乎与“中调部”毫不沾边。
唐纳向中调部提出，想要见一见老朋友夏其言等。此时，夏其言是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中调部官员很快做了安排，并告知夏其言，唐纳此行，对外严格保密。中调部官员对还夏其言讲：“唐纳又入党了。”这个“又”字，表示唐纳过去是中共党员，中间曾经脱党，如今“又入党了”。你与唐纳见面时，请称他“马先生”。
在上海，夏其言与老友重逢，很是高兴。但是，他发觉，唐纳彷佛变了一个人，不像当年豪爽直率，而是变得谨言慎行。唐纳跟夏其言谈话，只谈往事旧谊，极少涉及在法国的生活。唐纳在上海电影界、新闻界朋友很多，但他只会见了郑君里夫人黄晨等极少数老朋友。
夏其言说，唐纳和夫人在上海期间，从未在公众场合露面。唐纳依然对中国电影保持浓厚的兴趣，但中调部规定，他不能去电影院观看，只能在东湖招待所的内部小放映室为他和夫人专门放映。
1985年9月，唐纳再度回国时，则是由国家安全部安排。这一回，唐纳带着夫人、女儿回国，被国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级的新锦江饭店南楼。夏其言见到唐纳女儿马忆华，她在医科大学毕业，男朋友是土耳其人。当时，赵丹已经去世，唐纳在上海只见了黄晨。
唐纳这次回来，似乎在北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夏其言记得，当时他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去北欧四国访问，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看望了唐纳。当时，唐纳一个人住在那里。当他从北欧回国，国家安全部正安排唐纳到承德休养。他又与唐纳见面，正是秋高蟹肥，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唐纳说起自己打算写回忆录，所以请夏其言托人为他找散失的历史资料。夏其言回沪之后，托毛羽、徐怀沙替唐纳找资料，另托人为他寻找解放前所写的《祖国万岁》、《陈圆圆》等剧本。不料，唐纳的回忆录尚在收集资料时，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郑君里夫人黄晨回忆时说：早年她与蓝苹以“阿黄”、“阿蓝”相称。而那时在上海电影界，袁牧之、郑君里、唐纳、赵丹4人志同道合，曾结为把兄弟，依照年龄称袁牧之为大哥，郑君里为二哥，唐纳为三哥，赵丹（1915，6，27-1980，10，10）为小弟。1936年10月12日，也就是唐纳蓝苹等三对情侣六和塔婚礼之后半年，郑君里与金陵大学女生黄晨结婚，席上唯一的女宾就是伴娘蓝苹！
解放后，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江青去外地活动，住处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
赵丹的妻子黄宗英“文革”后回忆，1959年江青一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吃了顿当时豪华得让人咋舌的宴席。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江青的丈夫毛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次还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这种密切联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文革初期1960年代某日，江青曾亲自来郑君里、黄晨夫妇家中找黄晨，同黄晨聊了一两个小时。
没想到，文革狂飙刚起不久，1966年10月初，叶群遵照江青授意，通过吴法宪致电把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叫到北京，在钓鱼台一座小楼面授机宜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陈鲤庭等五家，凡是书信日记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叶群压低声音告诉他：“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由他坐镇当总指挥，他亲自挑人，由7341部队政治部文化处长张彪带队，组成40多人，兵分五路，假装成红卫兵于9日午夜炒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把查抄交来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认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带好，亲自坐飞机送到北京。吴法宪不仅亲自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亲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过了一天，打电话给他，说：材料“已经交上面了，很满意”。江腾蛟说，紧接着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给叶群。据知叶群为了讨好江青，亲自将材料分类，开了目录单，上了封条，把材料交空军保密室保管。这些材料后来都被江青销毁，可是没有当时江青想要的两封信，一封是唐纳第一次自杀后，得知蓝苹偷偷离开他，跑到北平去见黄敬时，痛斥自己被骗的经历，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情书；另一封是1958年因为唐纳而写给郑君里的信。
这后一封信因毛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江青当着毛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于是，她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这就是后来江青不惜一切要夺回的两封信。一封是唐纳写的，一封是江青自己写的，收信人都是郑君里。于是郑文革时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1966年夏，张春桥在上海找郑君里谈话，威胁他要把有关江青的信件和照片交出来。郑回家后立即把那些信件和照片整理成一包交给了张春桥。但是，江青并不放心。后来，张又找郑谈话，这次郑回家后闭口不谈两人谈话内容。黄晨感到丈夫有压力，有负担，精神也有些恍惚。第二天郑早晨五点钟起床去劳动时对妻子说：“不知哪一天就回不来了”。没料到此话竟然一语成谶！
接着一天晚上（1966年10月9日凌晨），一伙来历不明的人闯进他家来抄家。他们戴着大口罩，把屋里翻遍了，走时还特意交待说此事不可告诉外人。这便是江腾蛟手下所为。
1967年11月，张春桥亲笔批示，把在上海曾与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郑君里再次在劫难逃。他们都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尽各种残酷的迫害。
郑君里心知肚明，这一切皆因他对“旗手”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尤其是江青想把她与唐纳的来往书信找到销毁，但多年过去，郑根本不可能找出来。而郑则因此送命！
黄晨说，郑君里在“文革”中入狱，受尽折磨，她又不能探监。1969年4月23日瘐毙狱中，遗体全身发黑。
黄晨说，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君里更惨！在黄晨的陪同之下，唐纳和夫人前往郑君里墓，虔诚地献上鲜花。
下面说江青。
江青（1914.3.19-1991.5.14），本名李云鹤，乳名进孩，山东诸城人。其父在县城开木匠铺。母亲李栾氏是二房，丈夫去世后偕女离乡外出投亲。1929年夏云鹤考入赵太侔任校长的山东实验话剧院学习。1931年5月嫁给济南富家子弟裴明伦，7月离婚。后由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相助，到该校图书馆工作，认识了赵之妻弟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俞启威（即黄敬1911-1958）。1932年两人同居。1933年2月俞启威介绍她加入中共。未几因叛徒告密，她只身逃亡上海，暂住于山东话剧院同学魏鹤龄狭窄的居所。当过女工夜校的教员。
概而言之，江青1937年去延安前，接受过良好教育；在上海期间私生活一塌糊涂。
据《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7月12日讯》，大陆画家刘海粟去世后，他唯一的研究生弟子简繁，遵照老师生前嘱托，写成刘海粟的传记《沧海》三部曲，披露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鲜为人知淫乱秘史。
《沧海》三部曲中透露，刘海粟早年曾给电影明星蓝萍（江青，李云鹤）画过两张裸体油画。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一张是像安格尔那样的躺姿。
传记中引刘海粟的话说：“蓝萍谈不上怎么样漂亮，同我的许多女朋友都不能比的，但是她的个头比较高，身材不错，皮肤非常好，说话举止也算大方得体。（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很风流，他同赵丹他们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萍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
在毛泽东之前，还有一个唐纳，蓝萍躲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还为江青自杀过三次，包括吃火柴头和跳海！这件（些）事情当时在上海闹得很厉害，很多人都不理解。
传记中说，“人世间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啊！……因为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萍就是这种人……”
传记《沧海》中所提江青面相一般，这是谁都看得见的，但遮在衣裙里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领略的。刘海粟领会过她的妙处，所以他能理解唐纳，我（简讯作者—张注）想他也能理解毛。
笔者认为，江青的床上功夫固然是令男性为之倾倒的重要原因，但其经历学识也着实很不一般。
她早年的老师赵太侔（1889-1968），山东益都人，毕业于北大英文系，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1932-1936）。1946-1949年再任该校校长。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专攻戏剧。云鹤16岁就是他的学生且被赏识，介绍到山大图书馆工作，成为馆长梁实秋的手下。其后与北大学生领袖俞启威同居，试想，这样的女子能小看吗？
江青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写作课程。据说她写的小说被沈从文认为是全班第一。沈从文多年之后说：我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
她还旁听了闻一多开的课。可谓“转益多师是我师”！
再看其第二任丈夫文星唐纳，一支健笔，风靡大上海，善评论，能编剧，会编报（李济深反蒋，在香港办报，指名请他出任总编辑）。抗战时创作的话剧《中国万岁》在武汉三镇轰动一时。之后赴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宣扬抗日又是成绩卓著。后来回重庆加入美国新闻处中文部，同样出色。其枕边人能不是大才女？
第三任丈夫章泯（1907.2.11-1975.2.4）原名章润，四川峨眉人，戏剧家。发妻萧琨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妹妹，本来琴瑟和谐，有几个孩子。蓝苹为争演话剧《赛金花》，主动当小三。她比章泯小七岁，出尽全身法宝使章神魂颠倒。萧琨忍无可忍，只得与章离婚。章妻离子散，咎由自取，但他毕竟长于戏剧和电影，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建立，他先后任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等职。蓝苹跟他的婚姻维系了一年，自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专业知识。
第四任丈夫毛，就更不必说了。深谙中国文化与国情，仅以文字表达工夫论，胡适就对之赞不绝口。江青在其身边掌理文案，没有第一流水平哪能胜任？
至于蓝苹初抵延安所交男友，一个朱光（1906-1969）是鲁艺秘书长；一个徐一新（1911-1994），是马列学院秘书长，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后任外交部副部长。这样的资深高干，会跟一名学识浅陋的上海戏子“拍拖”吗？
经毛熏陶，江青自然对政治颇有见地；她本人肯下工夫，对戏剧也的确懂行。后者可以样板戏《沙家浜》的制作为例。
对于剧本的修改，给出过不少的具体意见。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旁白）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人之间的心理活动，在舞台调度上也可以出点新东西。
在“风声紧”唱段，原来有一段念白：“一场大雨，湖水陡涨。满天阴云，郁结不散。把一个水国江南压得透不过气来。不久只怕还有更大的风雨呀。亲人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啦。有什么办法能救亲人出险哪！”
这段念白，韵律感较强，是为了便于叫板起唱。但江青认为这是“太文的词儿”，于是改成“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面打牌…”这样一来，就成了大白话，一点也不“文”了。
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就曾忆述：“江青对于样板戏确实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体，从剧本、导演、唱腔、布景、服装，包括《红灯记》铁梅的衣服上的补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有人说‘样板戏’都是别人搞的，江青没有做什么，江青只是‘剽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说到样板戏，避不开江青，因为她确实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样板戏不能说部部成功，有些剧目今天已经形同僵尸，但也有某些唱段，几十年后仍然还是经典。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
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由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江青是演员出身，对艺术的感觉是好的，有专业眼光。1938年七七抗战纪念大会，下午文艺演出，压轴戏就是江青主演的《打渔杀家》，她饰演的萧桂英，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有一定水准，获得了观众好评。
她有次看程砚秋的戏，与程交流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并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感慨说：“江青是一个知音！”
据汪曾祺回忆，样板戏创作时，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亲自签名送了汪曾祺一套。字写得很有力，行家认为很不错。
在江青面前，汪曾祺是唯一可以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汪曾祺。江青认为汪有才气。
《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很满意。当讨论到第二场，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汪曾祺想两句，汪当场就想好了两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江青认为不错，但芦花白早稻黄和绿柳的季节对不上，终改为“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有一天，军代表李英儒发给汪曾祺一张票，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成一张请柬。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又找到汪曾祺，说让他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来叮咛说：“陪江青同志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汪曾祺一时间又惊又喜，有点受宠若惊，心情激动，如在梦中。
汪曾祺还说江青提出的十年磨一戏的戏剧创作理念是应该肯定的。
以上罗列的一些属于江青正面的东西。笔者无意为这个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大妖婆涂脂抹粉，她的才识愈是出众，造成的劫难愈是浩大。对于文革时八亿大陆同胞而言，她是地地道道的大灾星，跟她的丈夫毛正是一对绝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