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
“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
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17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
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
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
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
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
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