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黄循财的接班，被视为“李式王朝”的结束。日前黄循财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表示，“新加坡既不亲中也不亲美，不允许被台独利用。”显示黄循财仍将依循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的“平衡外交”政策，然而，在美“中”激烈对抗的大环境下，新一代领导人在大国中周旋的难度，恐大幅升高。
李显龙（右）与黄财循（左）。
平衡外交？机会主义？
已有研究显示，新加坡的对外政策，美其名是“平衡外交”，事实上就是“机会主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为了获取华人票源而拉拢北京，以及希望获得中共的认同而提高与马来西亚对抗的筹码，和北京的私下接触中，李光耀强调常收听北京广播、身为华人对中国有感情、自己的孩子都受华人教育、“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等等，甚至出卖台湾，承诺不与“蒋帮”建立关系，以此拉拢中共。周恩来曾称李光耀“此人很狡猾”、“内白外黄的香蕉”。
另有文献指出当年蒋经国控制的国安局，曾派其亲信，即掌管外围单位“国际关系研究会”（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卜道明赴新加坡考察李光耀，并回报李“亲共”与“容共”。独立之后则由于中国因素重要性下降，亲美的同时对中国态度就开始强硬。
蒋经国在其日记中，亦曾表示李光耀“厉害人物，非善类之人”、“非常现实的政客，并无政治理想，善于运用各种矛盾，以求自保而以”、“贪图小利”、“投机”，并且李在1976年访台时，蒋经国也记载李光耀“一再强调自己身为中国人而自傲……但李是不敢反共到底的，事实上，新加坡已经开始与共匪交往，希望苟安……李是一个会运用各种因素的政客。”各界普遍认为蒋经国与李光耀私交甚笃，是在70年代开始，双方因为各自的需求才改善关系。
李显龙执政时，基本上延续李光耀的对外路线，改革开放后曾掀起“新加坡热”的中国，开始批评新加坡“政治两面性”、“墙头草”、“左右逢源”，难以忍受新加坡长期投机的对外政策。
总之，新加坡建国以来，因为政治与经济需求，立场一直在美中之间摆荡，当需要中国的时候，新加坡便以“华人身份”、“亲戚国”的身份出现；需要亲美时，又摆出“西方国家马前卒”的姿态。近年星国因为经济以及国际局势变化考量，对中国的态度亦有所转变，西方强烈批判的新疆、香港、疫情等问题，星国都三缄其口。甚至表达香港民主胜过英国殖民时期，西方指责中国大陆在新疆“种族灭绝”也是言过其实等。2023年星国外长维文访中期间，单独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在国际场合十分罕见，星国对中国大陆如此“低声下气”，再度展现因自己需要而摇摆的立场。
新加坡外交部前部长杨荣文日前公开认为两岸应建立“一个中国人的邦联”，两岸最终若不是走向渐进统一，就是战争，且美国并非喜欢台湾，而是将台湾当成对付中国的重要棋子。相关言论受到中国官媒的大力吹捧。然而，与中国交好希望获取经济红利的同时，星国亦持续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两边压宝的态势十分明显。
星国在两岸上难以发挥
在两岸的面向上，新加坡多年来因与台湾和中国大陆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曾一度成为海峡两岸传递资讯的重要管道之一。新加坡领导人多年来在许多国际公开场合发表的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评论也成为了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两岸问题的重要参考，甚至成为支持相关政策的依据。邓小平与蒋经国、江泽民与李登辉，均曾透过李光耀传递讯息。
中国一向反对两岸借由国际场合谈判，反对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会晤，避免向外界传递两岸“一边一国”的“错误”讯息，却同意在新加坡举行辜汪会谈以及马习会，凸显以往新加坡在两岸中的特殊地位。新加坡乐于利用机会创造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能见度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两岸关系中积极扮演角色也为新加坡赢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透过与两岸的多领域合作，新加坡经济取得了大幅的增长，军事实力获得显著的提升，在政治及国际影响力上，也因其在两岸关系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获得提高。
然而，若将马习会与辜汪会谈时期相比，新加坡已几乎没有角色，或已微乎其微。早年，由于国、共两党信任度还很低，新加坡所扮演的两岸调人，是唯一一个两岸双方都可以信任、愿意托付的角色，新加坡因此有从中斡旋的能耐与空间。而2008年至2016年国民党执政时期，由于两岸已经可以透过管道直接联系，使新加坡的角色大幅度的降低。2016年政党再度轮替，虽然两岸官方交流暂缓，似乎再度使新加坡有了操作的空间，但如今台湾政治、社会的复杂程度，不论是新加坡或中国大陆，甚至台湾自己，都难以看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对新加坡来说，更不可能在不确定性这么高的局势中，承担太多的责任。
正因为两岸内部局势益趋复杂，新加坡身居其间，究竟要传谁的话？要传递给谁？这中间有太多风险与变数，恐将不再是第三方的新加坡可以掌握。新加坡长久建立的安全、舒适、便利的形象，未来或许能继续提供两岸，甚至国际间交流、谈判的场地，但不代表对交流的双方有深入的了解，更遑论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美中激烈竞争下，保持中立考验智慧
最后，新加坡人口组成以华人为主（74％），由于华人出生率低，星国政府为维持各族群人口比例，近年大量开放中国移民，已有调查显示，中国移民惯用的新媒体，接受中国政府的“指导”，配合中共官方立场宣传。而星国官方掌握的《联合早报》、《新明日报》，以及众多的媒体，因觊觎中国庞大的商业利益，逐渐出现立场偏向中国的趋势，海外华人重要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在2023年便遭《华盛顿邮报》点名经常为中共的谎言背书，而在中国大量资讯的“洗脑”下，星国高达37.6％的华人，认为美国或北约才是俄乌战争的元凶，中国以民族、文化与情感为诉求发动的认知战，对新加坡华人似乎产生一定程度的效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曾掀起“新加坡热”包括习近平，各代领导人几乎均有向新加坡学习的言论，希望效法新加坡在政治集权、形式民主与经济发展中取得平衡的“新加坡模式”，而台湾部分政治人物特别喜欢吹捧新加坡，常把学习、超越新加坡挂在嘴边，事实上，台湾在新闻自由、民主指数等领域早已远超星国，过度强调学习新加坡，反而对外传达欲跟中国一样学习新加坡威权模式与形式民主的讯息。
国人应该抛弃对新加坡不切实际的幻想，勿对机会主义的星国有过多的期待。而近年中共持续操作种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以巩固统治正当性，对于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恐更加无法忍受其时而以文化拉近距离，时而强调西方文化优越，疏远中国的行为。
综合言之，在国际情势转变、美中高度竞争、阵营间选边站压力遽增、两岸关系严峻、星国内部华人立场变化的今日，星国要能延续以往李式王朝平衡外交、模糊立场的对外弹性，空间恐十分有限，考验著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的智慧。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专长于东南亚族群政治、东南亚政治发展、中国社会问题、中共对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