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会逃脱“青瓦台诅咒”吗？

近三十年，韩国前总统接连牵涉弊案，由来已久的说法是“青瓦台诅咒”。迄今为止，韩国自立国以来,历十三位正式总统，其中九人未顺利完成任期或下台后遭清算，另有两任总统下台后家属也因牵涉弊案入狱，余下只剩文在寅与现任总统尹锡悦前途未卜。根据“青瓦台诅咒”这种说法，历届入主青瓦台的大韩民国总统皆不得善终。民间更是神乎其神地传说称，青瓦台风水不好，是导致总统厄运缠身的最重要原因。

政治学家当然不相信这种说辞。不过韩国多任总统都有搬离青瓦台的打算，即使总统们并不相信“青瓦台诅咒”，但要搬离青瓦台去别处办公，给的理由也很牵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折射出韩国历届领导人的焦虑心理。前总统文在寅当选时本来说要做第一个“光化门总统”的，但是一直没能如愿。直到2022年4月（下台前一个月），文在寅才正式签署文件批准迁移总统办公室。

现任总统尹锡悦在2022年5月上任前坚决不肯入驻青瓦台。尹锡悦上任前就已经将总统办公室搬迁到位于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即使安保工作和装修改造工程还没完工，尹锡悦上任后宁愿在其他办公室将就一下，也坚决不肯在青瓦台办一天公。看起来韩国总统们甚至可能比民间更迷信“青瓦台诅咒”。

这样一来，文在寅没做成第一个“光化门总统”，倒是成了最后一个“青瓦台总统”。那么，文在寅会不会仍然无法摆脱“青瓦台诅咒”呢？

韩国前总统们的“遭遇史”也透露出韩国立国以来的政治动荡：其中一人被刺杀、一人自杀、一人被弹劾、四人因政变或社会运动下台、四人被判刑。另外，由于政治动荡，期间还出现了至少六任临时代理总统。

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动荡，伴随着韩国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化转型的阵痛过程。所谓“青瓦台诅咒”主要还是跟制度不稳定造成的动荡有关。但有关韩国民主制度成长史的争议很大。虽然我们大体确定韩国现在是个民主国家了，但是人们至今甚至无法就韩国民主制度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存在这样的争议性，可能表明韩国的民主制度至今还不成熟，至少还不稳定，并且不排除倒退的可能性。

韩国民主化进程通常划分成多个复杂阶段。大体来说，1987年是韩国民主化进程转折性一年，到2002年韩国才基本上正式成为民主国家。1 但是韩国在民主制度建设上还存在一些制度性风险。比如为限制总统演变成独裁者，《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只限于一届。结果为保障总统有效推进施政，就较大程度保留了专制总统的强权，但是通过任期限制来防止总统颠覆民主制度。2 于是就有了“皇权总统制”（imperial presidency）、“超级总统制”（hyper-presidentialism）或“皇权总统”（imperialistic presidents）这种说法。3 有韩国研究者指出，韩国总统制奠基于行政和司法相互依赖关系，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常见那样的制衡关系。国会在行使权力，弹劾国务会议官员的时候，这个权力通常不是有效行使的，或者说难以迫使总统对国会负责。而由总统行政权力推动的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概率较大，而且其通过率往往远大于由国会议员提出的议案。这些情况都表明，国会对总统的制衡权力是很有限的（其实司法系统也如此）。于是韩国就出现了依靠社会运动来制衡总统权力、乃至扳倒总统的情况。4 

 

韩国是一院制国家（国会不分议院），在总统权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如果国会刚好也由总统所在的政党掌握多数席位，而且总统总体支持率还长期保持在高位的情况下，总统要通过争议性立法就不是不可能了。文在寅在任时期刚好完美满足以上所有条件。于是总统就对韩国检察厅系统发起了挑战，推动了旨在限制检察官权力。相关议案无疑争议巨大，换成在美国还可能引爆议会混战，乃至街头骚乱。

文在寅于2022年5月下台，但是抢在4月30日就在国会紧急通过了《检察厅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5 这确实表明（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总统权力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但是文在寅为什么要对检察厅系统下手呢？

 

韩国检察厅系统确实存在一项制度性缺陷：权力过大，没有制衡。除了掌管刑事调查和诉讼之外，还直接控制警察系统。2016年，检察厅系统爆出一系列丑闻引起众怒，公众要求改革检察厅系统的呼声渐长。2019年，还出现过颇荒诞的一幕：负责廉政和反腐的“国民权益委员会”（ACRC）收到了近1400起针对检察厅的检举投诉，但是由于“国民权益委员会”无权调查起诉（因为只有检察厅才有权力），其中绝大部分案子又转呈给检察厅。也就是说，控告检察厅的案子落到了检察厅手里，这样还怎么保障检察厅秉公执法？6 这里的问题就出在检察厅垄断了调查权，除非由检察官发布搜查令或拘捕令，其他调查机构均无权搜查或拘捕。

 

反对派指责文在寅政府害怕下台后跟其他前任政府一样被追责。但是文在寅说，检察厅在政治中立性、公平性和选择性司法上存在缺陷，因此有必要将检察官权力分割一部分出来。当时候任总统尹锡悦就是检察总长，他也誓言否决抵制改革法案。7 但最终即将出任总统的尹锡悦恐怕并没有真心实意要阻击这些改革法案。因为这些法案实际上对于离任总统有利：可以保障其不被政治清算。尹锡悦同样需要这种保障。因为检察厅系统权力不受约束，就很难保障检察系统政治中立。

文在寅政府的改革法案旨在将调查权和起诉权分离，将调查权授予警察部门，检察厅则仅保留起诉权，这样固然可以阻断检察机关因为政治不中立被用作政治报复的可能性，但是也可能造成一系列新问题。将检察权分裂一部分出去，固然削弱了检察系统，但也只是一种风险分割的做法，并没有效解决制衡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的权力问题。理论上假如检察机关跟警察机关都不政治中立，在政治清算上达成利益共识，清算还是可能会出现，只是分割权力无疑可能减少清算发生的机会。也就是说，有法律、无制度，仍然是政治风险。

这里的“制度”实际上指控制政治斗争，使政治斗争正常化，减少发生政治清算和政治斗争扩大化的概率。政治斗争如果不能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无限制地挑起斗争循环，演变成政治追杀和政治报复，反而更接近专制独裁体制。

 

韩国政治制度虽然是嫁接在民主政治之上，权力也大体出现了分立，但是制衡仍然有所疏失。就其总统权力过大、检察系统（即使改革以后仍然）缺少权力制衡而言，看上去同样很像一个威权体制，看起来像是早期阶段“民主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民主”的残留物。而其官僚系统至今也没有效实施问责制度，因为很大部分行政权力仍然被抓在总统手里，其最重要工具就是政治控制和绩效管理制度。但是政治控制和绩效管理制度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因为激烈党争，政治忠诚逐渐成为最重要指标，而通过政治忠诚建立的联盟就演变成了裙带政治和朋党政治，于是官僚系统的政治中立、职业化和责任关系都遭到削弱。8 这些情况在专制国家的威权体制下，一定严重助长腐败风气，但在韩国民主化的威权体制下，中下层腐败风气遭到成功遏止，但腐败不断上升到国家高层核心权力机关，以至于国家领导人接二连三牵连进政治弊案，甚至连检察官也一样因贪腐入刑。

中国的权力斗争，一斗争就见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因政治斗争失败下台的官员虽然较少被批斗和迫害致死，但是再也无法东山再起，还而且还有很多官员因畏惧政治报复和政治迫害而自杀。种种迹象全部都指向制度化失败造成政治斗争轻易就失控。官员在中国完全无法遭受政治斗争失败的风险，就算不至人头落地，也会生不如死，而且基本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斗争是公开合法的，一时失败没关系，将来还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比起制度化失败转向极权主义的中国，韩国显然更像处在威权主义向成熟民主国家过渡阶段上，而且是靠近民主那一端。如果总统接二连三牵扯进腐败丑闻，真正应该追问的不止是涉嫌腐败的总统及幕僚，还有总统的权力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制度化问题。恰恰是因为总统权力缺少限制，民主化的韩国才比其他东亚民主国家，更容易爆发大规模的、乃至全国性的示威活动和社会运动。这些示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推动韩国民主化进程，甚至推动韩国在民主文化上向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但是社会运动常态化的代价和政治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存在导致社会转向激进化的风险。

 

如果说中国的权力斗争是要见血的，韩国的权力斗争至少是失衡的。总统任期短，导致总统权力过大，而总统权力过大又加剧高层腐败，这无疑给政敌和检察系统创造了天赐良机。缺少制衡的检察系统往往是政治清算的直接发起人，但披着反腐败的彩色外衣。假如韩国未来仍然逃不脱卸任总统接二连三入狱的恶性循环，未来新上任的总统为保障自己下台后不被清算，不见得主动避免腐败，反而可能破坏权力平衡、乃至修改法律来保护自己。这种代价未免太大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文在寅改革可能造成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相比之下，增强国会问责总统和官僚系统权力，增加一个总统任期，未尝不是低成本的改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