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开放的共同体概念
在社会高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先进国家，如何维持未来的劳动人口以及年金制度，是很大的问题。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在二〇〇〇年初发表的报告书《替代移民能成为人口减少与高龄化的对策吗？》中指出，二〇五〇年日本劳动人口与高龄人口的比例——也就是抚养人口指数——将严重降低。若要维持现在的数値，必须在五十年内引进总数五亿两千三百五十万人的外籍劳动者；换算起来，每年平均必须引进约一千万人。在这个情况下，日本的总人口数将膨胀到八亿两千万人左右，而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七将会是从现在开始来自国外的移民及其子孙。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预测。
在战后已经超过五十年的今天，日本社会仍然无法妥善应对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的在日朝鲜人。从这样的现状就可以看出来，日本怎么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每年接纳远远超过这个数量的外国人？那终究是日本社会没有能力做到的事。那么，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当然，上述的预测是以非常单纯的计算方式为基础，现实不太可能照着这个方向进行。可以想见的是会有相当多补正的方案；比方提高女性的劳动人口比例，或是延后退休年龄等等。但是，如果没有某种根本的改革，问题恐怕是不会解决的。除了先进国家的这种内部的问题之外，第三世界各国与先进国的贫富差距，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征兆。将来移民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不会缓和下来。
欧洲与美国等这些在历史上吸收了许多移民的国家，最近因为对外国出身者的同化政策无法顺利进行，“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原理作为形成国族的根据”这个问题，引起了热烈讨论。过去在遇到移民问题的时候，日本总是能蒙混过关，但这种悠悠哉哉的状态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必须认真讨论民族与异文化接纳问题的时期，已经到来。在这最后的一章，我们将尝试从本书先前一贯主张的观点，来建构一种开放的共同体概念。
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的陷阱
近年来，以日本与德国为代表的血缘主义国家概念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封闭的想法。相对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义，则受到赞扬。但是，以“将民族视为实体”这件事来说，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保护弱势文化，摸索让多样的世界观可以共存的方法。但是乍看正确的这种理念，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在这种想法下，人们很容易依据各自的民族出身而形成孤立的居住区域，像过去的犹太聚集区（Ghetto）那样。纽约的哈林区与唐人街就是典型的例子。英国政府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对这样的状况表示忧虑——尽管同样是英国公民，人们会因为皮肤的颜色或是文化出身的不同，而在学校、职业、宗教、语言、居住地等各方面，处于彼此完全隔离的状态。形成这种分离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尊重弱势文化为前提，将民族与文化的差异视为实体的想法。
一九八〇年代，主打排外政策的政党“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简称FN）在法国抬头，而在同一个时期，也兴起了与它对抗的反人种歧视运动。各种人权团体以“与众不同的权利”作为口号展开活动，主张尊重并保护外国出身者的差异，不应以强制的方式逼迫他们与法国文化同化。
然而，尽管人权团体的主张出于善意，但他们对差异的看法其实和排外的右派政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将文化与民族视为实体。因此，当右派团体高喊“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文化，要让他们与其他民族同化是不人道、而且不可能的。因此，对那些无法融入法国文化的外国人，我们不应该强行推动同化政策，而应该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出身国家”时，反人种歧视阵营无法在理论上，提出有效的反驳。
“人种”这个恶名昭彰的字眼，现在几乎没有人使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固有文化”的概念，经常被用作主张“外国出身的人无法同化”的立论根据，为隔离、排斥外国人的行为正当化。事实上这种说法一点都不新奇。认为出身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同化的想法，本质上和希特勒为了排除犹太人所发展出来的人种理论是一样的。透过将文化视为固定的实体，“民族固有文化”的概念完完整整地继承了过去人种概念所扮演的角色。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在我们身边也看得到。许多在日朝鲜人，出生在日本，除了日语不会说别的语言；我们应该把他们当作与日本人不同的人来看待吗？我并不是在主张，因为绝大多数的在日朝鲜人实质上已经与日本文化同化了，所以他们应该否定作为朝鲜人的民族性，归化日本就好了。但如果尊重少数的背后是将差异视为本质，那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本书反对德国与日本等等、这种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血缘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对于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等“多元民族国家”的方向，也持批判的态度。
从反对将民族视为实体的观点来说，本书的立场或许可以说是接近以普遍主义为基础的、法国的国家理念。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主义，尝试有意识地以理性的方式建构政治共同体，其告别民族血缘神话的积极态度，値得高度评价。
但是，我们在讨论卢梭的思想时已经指出，法国式共和国理念背后的近代个人主义，对人性的看法是根本的误解。形成共同体的机制，必须对共同体成员隐藏起来，不能让他们看见。人类生活的世界，不管在哪个层面，都是由社会性的虚构支撑起来的。如果这个自我欺骗的机制不能圆滑地运作，共同体是不可能成立的。
很明显地，不论从历史的事实、或是从保护少数的观点来看，德国与日本的血缘主义都是有问题的。所以，难道我们只能从普遍主义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义中，二者择一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确认，从本书关于集体同一性的一贯立场，能够衍生出什么样的共同体概念。我们将会明白，普遍主义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义二选一的想法，其实是来自对民族同一性的误解。
阻碍国族形成的因素
即使是法国、德国、日本等等的国族国家，也不是一开始就由“单一民族”所构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的表象逐渐形成。从外部移入的人们，也在经过充分的时间之后同化。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外国出身的人融入他们所移居的社会？让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思考这一点。
日本现在大约有六十五万的在日朝鲜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日本出生的第二代之后的世代，成长的过程中，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在日朝鲜人虽然在法律上是外国人，但实质上和日本人并没有任何不同。关于这个事实，郑大均（日语发音：ていたいきん，韩语发音：Chung Daekyun，1948～）这么说：
对绝大多数的在日韩国人来说，韩国虽然是父母或祖父母的故乡，却不是自己的故乡。在法律上，在日韩国人可以自由往来日韩之间，也可以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地。然而，许多在日韩国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实际的生活几乎与韩国毫无关系。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在日韩国人是出生在日本的世代；对他们来说，韩国这个国家就算跟自己有些因缘，而不能单纯说是毫不相干的外国，但其实也已经是非常接近“外国”的存在。用“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国度”这句话来形容韩国，对在日韩国人来说，远比对日本人更合适。
在日朝鲜人归化日本的人数年年增加，一九九五年以后，每年都超过一万人。但另一方面，拒绝归化日本，或还在犹豫的在日朝鲜人，依然人数众多。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间，放弃韩国或北朝鲜国籍、取得日本国籍的人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人，而保有韩国、北朝鲜国籍的人数则约有六十五万人。如果单纯计算这个数字，不考虑其间死亡的人数，那么全体的四分之一强已经归化日本，还剩下将近四分之三的人保持韩国或北朝鲜籍。这样的归化人数应该算是多，还是少？
他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出生在日本，以日语为第一语言，而且其中有很多只会说日语。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南北朝鲜看不到任何统一的迹象，“归国”对他们来说是不切实际的，绝大多数恐怕会在日本度过其一生。考虑上述的这些情况，这个数字是相当异常的。在居住国生活了几十年，文化上有高度的同质性，与韩国或北朝鲜在心理上、文化上的关联非常稀薄，再加上与日本人结婚的比例超过八成——这样的在日朝鲜人，为什么归化率如此低？
就算取得日本国籍，现实中受到的歧视也不会消失——这样的不安，也是不归化的理由之一。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与自我同一性（认同）的问题有关吧！金石范（日语发音：きんせきはん，韩语发音：Kim Sok-pom，1925～）在《“在日”的思想》中这么说：
一位日本人学生问我，为什么在日朝鲜人那么在意自己的祖国、民族以及归化的问题？移民巴西的日本人让自己适应巴西的社会、以巴西人的身份生活，为什么在日朝鲜人不这么做？我告诉他，话虽如此，在日朝鲜人还是必须适应日本社会。但是，“适应”并不表示抹除、抛弃该民族的独特性或群体的个别性。……在日朝鲜人之所以抗拒同化或归化，是因为我们的情况，和日本与巴西的关系不同。我们不是像巴西移民那样的移民；我们身上背负着过去日本与朝鲜不幸的关系，以及殖民地统治的负面历史。虽然这只是假设──但如果不是日本，而是美国或中国等等其他国家，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在日朝鲜人，大概都会毫无抗拒地归化过去吧……这是我的回答。（强调标记来自引用者）
历史上，日本的国家权力对在日朝鲜人所采取的是强制他们同化的政策。这样的作法威胁到民族同一性的情感，反而强化了他们的民族同一化运动，招来与政策制定者的意图相反的结果。战前日本的行为尚未充分清算，无视于现实中歧视持续存在，只是一味地强制同化归化，会失败也是必然的。
在日朝鲜人的运动者、知识分子，还有朝鲜总联以及民团的领导者，一贯采取反对归化的立场。举例来说，关于在日朝鲜人的归化禁忌，朴正浩（Park Jung Ho）这么说：
事实上长久以来，对我们在日韩国、朝鲜人来说，特别是在民族运动者之间，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气氛，那就是“谈论国籍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禁忌。特别是第一代的在日同胞中──不，第二代也是如此──有一股风潮，那就是攻击、弹劾归化日本者是民族的叛徒。不管归化可以为生活带来多少方便，但因为过去日本这个国家曾经为我们带来那么大的痛苦，取得日本国籍等于是把灵魂出卖给恶魔──这种想法在第一代同胞中根深蒂固，而像我这种第二代，这么想的人也不在少数。
另外有一股运动，要求在日朝鲜人可以在在保持南、北朝鲜国籍的状况下，拥有日本的参政权。在日朝鲜人的民族组织，对这个运动一向明白表示批判的态度。那是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参与会成为在日朝鲜人大量归化的契机，最后融入日本社会而消失于无形。这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代在日朝鲜人的苦恼；他们担忧第二代、第三代逐渐与日本文化同化，作为朝鲜人的民族性越来越淡薄。事实上许多年轻一辈的在日朝鲜人不懂韩国话，而且比起祖先的文化，他们对日本文化有更强烈的亲近感。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维系他们与民族连结的最后堡垒，就是韩国或北朝鲜的国籍。
大多数在日本出生的在日同胞，虽然已经失去语言、生活文化等等民族特性，但仍然努力以“国籍”作为民族同一性的凭借。换句话说，“国籍”正是在日同胞防止自己被日本的“单一民族”吸收、同化，保卫民族认同最后的碉堡，也是第一代的在日同胞一路守护的贵重遗产。
如今在日韩国人必须重新思考，保持韩国籍、以韩国民族的身份在日本生活这件事的意义。殖民统治的残渣余孽“创氏改名”，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就算只是为了克服这个状况，国籍──作为民族的主张──是必要的。目前的现况，我们可以直接用民族的姓名归化日本，因此也有人主张只要保有韩国民族的姓名就好，就算国籍是日本也无所谓。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没有使用民族姓名的在日韩国人社会来说，为了以韩国民族的身份活下去，国籍作为抵抗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意义。
一九七〇年，日立制作所发生了歧视在日朝鲜人求职青年的事件。在该青年争取权益的诉讼中，包括民族组织领导者、以及一般在日朝鲜人，都纷纷指责受到歧视的原告当事人。他们谴责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在日朝鲜人去日本的大企业求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的。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和拒绝取得日本国籍一样，都是害怕失去民族同一性的危机感。第一代在日朝鲜人，害怕年轻人过度追求与日本人平等，将失去与日本人的差异，最终将变成日本人。关于这一次的日立诉讼斗争，原告阵营的其中一人这么叙述：
如果有人问我，在日立斗争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会回答，那就是民族团体──特别是总联──对我们的“谴责”。他们说我们的运动，是促进同胞与日本社会同化的“新同化主义”运动。所有的运动都是如此吧！对运动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对手的攻击，而是你以为应该是你战友的势力，转过来攻击你。“去日立上班？你是想干嘛？透过诉讼来让同胞与日本社会同化，绝对是精神有问题”。以总联为首，几乎所有第一代的在日朝鲜人，都是持这个意见。“朴君包围会”的韩国人支部负责人、在日大韩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议会的会长崔胜久先生，甚至因为参与了日立的事件，被第二代在日朝鲜人、同一个协议会的成员，说成是同化的帮凶，而解除了会长的职务。‥…如果让我来说的话，对于日本企业就业门户的开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权益，反对得最厉害的，就是一九七〇年代前半，那些民族团体内部的第一代在日朝鲜人。
少数民族拒绝归化，当然不是日本社会才有的现象。对民族同一性的危机感造成归化的困难，这在标榜普遍主义的法国社会也是一样。比较阿尔及利亚移民与东南亚移民就可以发现，前者归化法国的男性比例是百分之十一，女性则是百分之十六。相对地，后者归化法国的男性有百分之五十四以上，女性则高达百分之六十三。
如果想理解东南亚出身者为什么有比较高的归化比例，我们必须考虑“归化”的行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们大多数是因为政治理由而流亡的人，之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祖国的国籍、在行政上归化接纳他们的国家，是因为这个行为并不是真正抛弃了祖国。也就是说，他们所否定的是在某种政治体制下组织而成的社会，而不是作为同一性根据的文化。对东南亚出身的人来说，取得法国国籍，不必然表示放弃自己的文化而成为法国人。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归化法国者的半数以上（男性百分之五十九，女性百分之六十三）说明自己归化的理由是“为了生活与工作上的方便”。
相对地，对长期在法国殖民统治的压制下受苦、现在仍然受到严重歧视的阿尔及利亚出身者来说，归化法国的行为带有较多情感上的意义。对他们来说，祖国是一种象征（包括文化层面在内），归化法国感觉像是某种背叛，因此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迟疑。以“实质利益的方便性”这种冷静的理由申请归化的人，阿尔及利亚出身者的比例只有大约东南亚出身者的一半，男性占百分之三十一，女性则是百分之三十五。
文化、习俗与身体特征的不同，无法说明拒绝同化的现象。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确认过，对法国人来说，阿尔及利亚人的异质性绝不能说比东南亚人更大。
还有，归化法国的时候，是否要放弃原有的国籍？还是可以保有双重国籍？这一点当然也必须考虑。但实际上，不能保有双重国籍的东南亚人归化率比较高，反而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协定、归化后自动拥有双重国籍的阿尔及利亚人归化率比较低。阿尔及利亚出身者，即使不放弃出生时的国籍也可以取得法国国籍，照理说应该比必须放弃原有国籍才能成为法国人的东南亚出身者，有更高比例的归化者，但实际上阿尔及利亚人却表现出对归化的强烈抗拒。他们的理由和在日朝鲜人一样，都是害怕因此而失去自我同一性。
与标榜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不同，法国的国家理念推崇的是人类的普遍性。因此，不论是依据各地移民不同的出身而有不同的行政措施、或是在社会或文化层面采取个别的政策，这些都是法国的法律所不允许的。甚至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也不会统计国民的出身地。
作者1956年出生于爱知县。年少时曾想担任曲棍球国手，受挫后流浪欧亚大陆，曾于阿尔及利亚担任日文翻译。后赴法国求学，1994年拿到法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巴黎第八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著作包括《放大：种族的虚构》、《扩展：责任的虚构》（千曲学艺文库）、《人们如何评判他人》（岩波新胜）、《社会心理学讲座》（千曲浅尚）、《没有答案的世界》、《Living》（升电社）、《神之鬼》（东京大学出版社）等。
书名：《民族的虚构：建立在想像上的集体认同，如何成为现实的族群矛盾？》
作者：小坂井敏晶
出版社：心灵工坊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