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受梁珍小姐访问，谈到二十三条之下的香港文学，我说文学在这个时代属于比较边缘的范畴，政府未必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干扰，可能还有一点发展空间。话音刚落，便看到香港政府恢复主办市政局文学奖的消息——我还是太乐观了。
除了增加国安条款之外（报道无详情)，比赛条款中还规定作品不得有影射或诽谤他人成分，暴力﹑色情﹑粗言秽语﹑不雅及任何令人厌恶的语言及行为，违者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记者为此采访黄碧云，黄碧云“失笑”，形容日后参赛作品“只能非常古雅”，按此标准她的作品也可能遭取消资格。她认为这些条款会限制创作，而作品是否获得认同，不是一个奖可以决定，创作者若看着条款来创作，作者本身甚至都不能算是合格的创作者。
黄碧云久未露面，这一番话清醒而到位。她的小说和散文曾多次荣获香港﹑台湾与新加坡文学奖，其中《烈佬传》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奖”首奖。《烈佬传》写黑社会﹑吸毒与贩毒，以第一人称主述，有不少低俗的底层社会口语，照今日市政局的条款，很大可能因“令人厌恶的言论及行为”而被取消资格。她另一部长篇小说《微喜重行》涉及兄妹乱伦，更难登“大雅之堂”了。
这些政治条款之荒谬，最大问题是抽象与主观。影射﹑诽谤如何定义？文学作品描绘的是社会现象，任何情节与细节都可能与某些具体的人类同，如何确认作者影射了谁？至于诽谤，如没有指名道姓，又如何构成诽谤？暴力﹑色情﹑粗言秽语﹑不雅描写如何设限，写到什么程度会危及参赛资格？至于“令人厌恶的语言及行为”，那是指令“谁”厌恶？是不是任何一个人一旦“厌恶”，就不能参选？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标准由谁来审定？审定的人有什么资格？审定有什么公平公开的程序？他们的决定如果不当，参赛者有没有上诉的渠道？政府随便找一个官员，手上握有生杀大权，他可能熟悉二十三条，但对文学就是一个门外汉。他说过就过，他说不过就不能过，那还有什么专业与公平可言？
根据这些条款，日后香港的文学青年，头上就要戴着一个紧咒箍，一边绞尽脑汁，一边念咒不已。正如黄碧云所说，这样的创作者，都不能算是“合格”的创作者了。
笔者居港四十年，做过多届市政局文学奖与文学双年奖的评判，从未听说过香港的文学艺术奖项是有合规条款的，即使九七后，政治敏感的题材，也从未被排除在参赛资格之外。实际上，大陆改革开放后，很多作家也都尝试突破政治与情色边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小说中不乏暴力与色情，最近他被小粉红告上法庭，说他“侮辱革命先烈”，官方还替莫言站台。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描写中国人在泛政治大环境下的悲惨人生，批判意味极强，也一直没有被禁。贾平凹小说中的情色描写相当大胆，阎年科的政治讽刺也很出位，这些作家在政治压迫森严的大陆，也还没有被剥夺创作资格。
最近香港记者协会的演唱会筹款活动，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被迫取消，改为在网上进行。前不久，戏剧界的颁奖典礼，因为邀请了尊子为颁奖嘉宾，而被艺术发展局取消了赞助——香港的沦落，岂只是文学界独然？
香港自二十三条后，政治肃杀的空气弥天漫地而来，今日连一个普通市民都不太关心的文学奖，也要搞到风声鹤唳。李家超的权力来源是习近平，只为习老大负责，习近平满意，他就能保住官位，因此今日香港的一动一静，都只为取悦习近平的中共。政治上不能出纰漏，宁杀错勿放过，至于香港文学会不会窒息，李家超当然是不会上心的。
文学作为文化之一环，比起新闻﹑教育﹑时事评论等不同范畴，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间接﹑含蓄和滞后的，但论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文学却更深远和广泛，有时候，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足以移风易俗，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
香港文学曾经有过令我们自豪的黄金岁月。刘以鬯先生那个年代，大陆与台湾都在政治封锁之下，香港是最早接触西方现代文学的地方，当年台湾文学界要通过香港来了解世界文学。后来，香港作家西西﹑董启章﹑黄碧云﹑锺晓阳也在台湾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近年香港作家陈慧和沐羽先后在台湾荣获文学奖，陈慧的长篇小说《弟弟》获去年台湾文学奖的“金典奖”，故事以香港的占中运动为背景，幸好台湾没有什么狗屁参奖条款，没有二十三条，否则陈慧不但会被取消资格，还会有牢狱之灾。
我想提醒爱好文学的香港年轻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要希罕什么文学奖，也不要管什么劳什子的“条款”。得奖固然是好事，但先要看那是一个什么奖，有没有专业评审，有没有政治条款，有没有公信力。如果有人在中共的文化铁屋墙角开一个小洞，跟你说“爬进来吧，给你一个奖”，你还是不要去自取其辱更好。
曾经有一个获得大陆全国性文化奖项的人亲口跟我说，他们省的文化部门，花了一百万上下打点，才替他谋来了那个奖，那个奖不是他的，是省里那些文化高官的——你拿了这样的奖，你的人格就贬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