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担苦难＊阿波罗新闻网

乐黛云（前排左一）与家人、亲友在一起。后排右三为公公汤用彤，右五为汤一介。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因为家在贵阳，加之当时局势动荡，父亲希望她留在南方读书。但乐黛云对北京大学十分向往，不愿意去中央大学。在母亲的默许下，她途经武汉时私自改道北上，风尘仆仆直奔北京。

只因这一改道，决定了她一生的走向。如果当年她去了中央大学，人生将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她的丈夫绝不会是汤一介，而汤一介的妻子也绝不会是她乐黛云。

就因为这一改道，两个年轻人才能在北大校园相见相识。1950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汤一介，和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乐黛云，两人因热衷社会活动，都在北大青年团工作。有一天乐黛云把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推荐给汤一介看，她对汤一介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

汤一介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感觉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两人也因为这本书走近了彼此。

有次去南苑农场劳动，中午大家坐草地上休息。乐黛云穿了一条工装裤，胸前有个兜，汤一介摘了几棵小草插在乐黛云兜里，说：“我这就交给你了。”乐黛云心有灵犀，回应说：“那好吧！”两人就这样愈发地走进了彼此。

1950年暑假，乐黛云被选中到苏联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整个会议期间，乐黛云都沉浸在欢乐和激动之中。就在即将回国的前两天，她突然被问及是否愿意留在苏联，到中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对方告诉她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进莫斯科大学留学。乐黛云对此一口回绝。

身在国内的汤一介，那段时间一直惴惴不安，深怕乐黛云留在苏联不回国。直到看见乐黛云又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他才安下心来。

1952年，随着了解的加深，两人由恋爱而喜结良缘。

在当年的北大校园，汤一介的家庭是有身份地位的，他父亲汤用彤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是很有名望的教授。

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信仰，跟知识分子家庭划清界限，两人决定结婚后不住在家里。

最令乐黛云感动的，是汤一介的父母对两个年轻人的包容。结婚第二天，汤老先生和夫人找了家大饭店，盛情邀请至亲好友赴宴，因为汤一介是汤家长子，无论如何也该庆贺庆贺。汤老先生要新婚夫妻也来参加，小两口却认为那是旧风俗旧习惯应该抵制，竟然拒绝前往。这种做法其实很不懂事，也很伤害两位老人的感情。但汤老先生却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1957年，为了让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够发表文章，党支部书记乐黛云组织了八个年轻教师，准备办一本学术刊物，并不知天高地厚地将其命名为《当代英雄》。还没等刊物办起来，反右就开始了。

刊物遭遇夭折，厄运也随之而来。作为发起人，乐黛云被划为“潜伏最深的极右派”，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劳改。那时，适逢孩子出生，她正在家里坐月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表示自己的看法：“乐黛云17岁入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事情传到汤一介所在的哲学系，因为“划不清界限”，他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看到刚满月的孙子，公公汤用彤坐不住了，这位一向清高的老教授，放下尊严，找到学校领导，反映孩子需要喂奶，请求让儿媳缓期接受劳动改造。这才使乐黛云获得了八个月的喂奶期，期限一到，下放劳改的通知立刻就发过来了。

乐黛云离家那天，汤一介还在黄村搞运动，她独自一人离家上路。出门后偶一回头，她看到公公汤用彤隔着玻璃窗，在向她挥手示意。

乐黛云被下放农村监督劳动的地方，是在北京门头沟的大山里。当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乐黛云创造一个奇迹，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也能养肥了给大家过年。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乐黛云也是操碎了心，每天满山遍野地让猪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猪后来都长得还可以，不算很肥，但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吃得挺满意，乐黛云也感觉很高兴。

因为能吃到猪肉，老乡们都很喜欢这个北大来的女同志。当时乐黛云住的那户人家，老大爷是个放羊倌，他外出放羊的时候，捡到一颗核桃、几颗花生什么的，都带回来给乐黛云吃。因为粮食不够，很多下放干部都得了浮肿病，但乐黛云没有。

更让乐黛云欣慰的，是来自丈夫无所畏惧的支持。整整四年时间，汤一介每星期都会给在门头沟大山中改造的妻子写信，并坚持在信封正面的收信人一栏，写明“乐黛云同志收”。领导找汤一介谈话，叫他不许称呼乐黛云为同志，他始终置之不理，照样要写乐黛云同志收。领导看他是一根筋，也就懒得管他了。

1962年底，养猪养出了成绩的乐黛云成为“摘帽右派”，被允许回到北京大学。可是没过几年，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这一次，轮到汤一介身陷其中。他被关在哲学系的大楼里接受批斗，夜里十一二点才放他回家。

那些日子，乐黛云白天被造反派勒令干活，晚上就坐在哲学系楼下的台阶上等着汤一介回家。

当时已经有教授跳楼的，上吊自杀的。乐黛云坐在哲学系楼下，就是要给丈夫传递一种支撑，一如当年她在门头沟时，汤一介不离不弃一样，她也要让丈夫感受到来自妻子的支持。只要两人生死与共，相互依赖，就断然不会想到自寻绝路。

1969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一家三口来到江西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一家人相濡以沫，在陌生的土地上学习种稻、种菜，打砖盖房。在那儿乐黛云被指定为工农兵草棚大学的教员，后来又随工农兵学员返回北大中文系。

1978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相继恢复了工作。随着对外开放，北大来了欧美留学生，学校安排乐黛云担任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工作。

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乐黛云突破当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僵死模式，大胆讲起了徐志摩、艾青等灰色作家。

1981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五十岁的乐黛云被选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学了一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人来哈佛大学开会，看见乐黛云，就邀请她到伯克利做客座研究员，时间两年。这令乐黛云大感意外，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都是很好的学校，能进入这样的学校从事研究，那真是再好不过的运气。

在伯克利，乐黛云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教授。在他的协助下，乐黛云写成了《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后来，这本书作为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之一用英文出版。

1984年，深圳大学组建，邀请汤一介前往兴办国学研究所，聘请乐黛云担任中文系主任，并组建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

两人都没有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而是来往于广东和北京之间，南北各住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