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re dans une tempête tropicale(1891)© Henri Rousseau
库蒙山食人兽
1907年，英国著名猎人和博物学家，金·柯贝（Jim Corbett），正跟朋友在印度北部靠近喜马拉雅山区的地方打猎，忽然收到消息请他去印度库蒙（Kumaon）地区猎杀一头孟加拉食人虎。这头食人虎系从尼泊尔境内逃窜至印度北部的库蒙山区，方其在尼泊尔作乱时，殖民地政府曾组织官兵猎杀这头猛兽，但屡屡被其逃脱。至1907年这头食人兽在喜马拉雅山区流窜7年有余，共创下436人次食人记录，为历史之最。
金·柯贝接下了这个重任，但是也给殖民地政府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悬赏令，二是撤走已经组织起来的官兵和猎人。出于某种荣誉感，他不想被人当成是“赏金猎人”，也不想因为组织不当，在乱哄哄的枪口下莫名其妙吃枪子。于是金·柯贝自己临时雇来六个人，组成捕猎小队，最后追踪这头猛兽到了印度北部查帕瓦（Champawat）山区。
当金·柯贝一行搜捕猛虎来到一处村子里的时候，五十多口人的村子白天也大门紧闭，所有人都被吓怕了。因为这头食人虎专门白天出来吃人，而且村子里新近就有一名女孩被叼走吃掉了。金·柯贝的人马来了以后，发现村子大白天大门紧闭，就朝天打枪才给村民壮壮胆子，不然他们都不敢出门。
这时候，金·柯贝已经是声名远扬的猎虎专家，他不但多次成功猎杀食人虎，在后来还猎杀过两头食人豹（但这是后话）。这一次，金·柯贝一行在村民延引下，走访了周边多处袭击地点，踩点食人虎的出没地点和习性，直到最后来到了新近事发地。
几天前，有妇女儿童在山林里摘橡树叶用来喂牛。但是从树上爬下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正有老虎躲在看不见的地方准备伏击她。她才一条腿落地，老虎一下就跑过来叼住了她的腿。在她还在挣扎的时候，老虎一口咬住了她的脖子，然后把她拖进林下灌木丛消失不见了。根据多个目击者描述，金·柯贝已经把老虎的花纹和特征深深地记在脑中。
金·柯贝一行高度警惕，就沿着蛛丝马迹去找，发现了女孩残留的头颅和被咬断的半截小腿，她的纱丽和裙子也在附近找到了。情况看起来就像是老虎把女孩剥光了再吃掉。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依照金·柯贝的丰富经验，老虎是通常会连衣服一起吃掉的，连头颅和残肢也不会剩下。经过像侦探一样缜密分析之后，金·柯贝脑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场景，他好像自己亲眼看到这头猛虎在崇山峻岭、岩石峭壁之间穿行。这时候众人听见了虎啸，不禁心生畏惧。
就这样在山里搜寻几天之后，金·柯贝一行找到了那头老虎。最后一天，众人敲锣打鼓乱哄哄到处打枪，想把老虎吓出来。老虎正蛰伏在隐秘的地方，也可能被搅扰惊吓到。正在转瞬即逝的一瞬间，金·柯贝一眼就看见了那头老虎，毫不犹豫就朝她打了三枪，众人立刻循着枪声方向一时乱枪齐射。
金·柯贝永远忘不了他第一眼看到那头老虎的样子：老虎右侧上下犬齿均被折断，下边犬齿甚至一直断到下颌骨。金·柯贝凭他丰富的猎虎经验断定，这个永久性创伤可能是很早以前的枪伤，是这头食人虎无法正常狩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原因，迫不得已她只能以人类为食。
金·柯贝丰富的丛林经验使得他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些食人兽几乎无一例外总带着某种残疾或者创伤，这是它们无法在野外正常捕食的根本原因。捕食几乎毫无抵抗力的人类成了最便宜做法。也就是说，猛兽食人并不见得是因为凶猛强悍，反而是因为孱弱。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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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食人虎？现代国家的观念转型
对处在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来说，国家刚刚经历“前三十年动乱”，比经历三十年虎患还要严重。中国古话常说“苛政猛于虎”，习近平时代超长待机的“反腐运动”也喜欢用“打虎”来形容打击贪贪污腐败高官的决心。
中国人喜欢用“虎”来隐喻一种凶猛异常的气势和决心。但是不巧的很，这些观念往往不是现代国家观念。
中国人理解的“苛政”跟西方舶来的“暴政”概念有很大区别。当中国人说“苛政”的时候，中国人实际上是有预设的：“苛政”是“仁政”失控的结果，好的朝代是施行“仁政”的朝代，“仁政”失控无非是君王暴虐或奸臣当道；只要轮到好的君王和好的大臣，又可以迎回“仁政”。当古代雅典人痛斥“三十僭主”（hoi triákonta týrannoi）和“寡头政治”（oligarkhía）的时候，雅典人就不存在对于明君和贤臣的心理期待：他们根本要坚持的是制度，而不是只对驾驭制度的人提出品格和道德要求。
你看问题出在哪里？
在中国人理解的“苛政”概念里，是不包含制度反省的：对于明君、贤臣的仰赖要远远超过对于限制“苛政”的制度性反省——似乎只要统治者道德上贤明，有没有制度保障无关紧要。
不要以为这只是古代人的事情。这一套落后的观念残留到“人民共和国”时代，形成了无法实现向正常现代国家转型的制度化困境。“人民共和国”时代为什么会在制度化上处处碰壁？这是我们今天要反省的问题。
习近平时代“反腐运动”的“打虎”隐喻，实际上就跟“苛政猛于虎”有着直接渊源。这是将国家的混乱归咎于官员个人，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十分常见：在“苛政”肆虐的时候，民众不攻击君王暴虐，就攻击奸臣当道——秦朝以后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偏向于后者。人们从不怀疑是不是“秦制”出了问题，只要出现“苛政”，痛骂的多半是奸臣当道（除非骂以前朝代才会指责当时君王暴虐昏庸）。虽然奸臣当道跟君王昏庸脱不开关系，人们更喜欢把斗争靶子对准奸臣当道，这样做无疑是最安全也是最奸猾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现在中国人痛斥官员贪腐，但是不反对国家政府，跟“反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贪官污吏似乎才是中国社会的“虎患”。
这是一种前现代社会观念。肆虐中国的“虎患”并不见得只是贪官污吏（对应诸臣），甚至领导人（对应君王）本身也不见得是“苛政”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虎患”是无法制度化又桀骜不驯的国家。但金·柯贝告诉我们，“虎患”之所以是“虎患”并不见得是因为强大，而是因为内在孱弱。毋宁说“孱弱”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病态的地方。
这是“前三十年动乱”埋下来的祸根。
“前三十年动乱”就像由国家政府主导的无政府主义动乱，虽然在改革开放时代被轻描淡写，说成是“走了一些弯路”。“前三十年动乱”一个最恶劣的后果，就是没能实现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府重新提倡“四个现代化”。不仅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上失败了，动乱还彻底扰乱了国家制度化。虽然在“文革前十七年”确乎有朝着制度化方向摸索的意思，但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彻底挫败了制度化探索，彻底失去控制的权力给文化大革命彻底失控创造了根本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要面对的中国社会现状：被包裹在国家形态里的无政府主义动乱。这是一场至少持续了三十年的“虎患”。与英属印度殖民地“虎患”不同，摆在中国统治者面前的“虎患”，不是要消灭的对象，而是要驯化的对象：是要把“虎患”驯化成现代国家。而其最重要手段就是实现国家制度化。
于是乎“驯化食人虎”就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时代隐喻。
怎么驯化中国？
中国的政治斗争，一斗争就要见血。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公众无法理解、甚至没有意识到的。
西方现代国家提倡公开透明的政治斗争，大大减少了流血斗争的政治成本。这恰恰说明政治斗争是可以不必流血的。中国之所以一斗争就流血，是因为缺少制度化程序将政治斗争变成公开合法的行为。
在中国人嘲笑日本和台湾国会议员因为议会斗争甚至打群架的时候，中国政府官员却在死气沉沉地开会聼首长训话，看上去一派祥和，给人一种完全不存在派系斗争的假象。甚至即使铁证如山摆在面前，中国人也不相信真的存在派系斗争，人们只当那是谣言和八卦。中国政府更不喜欢承认政治斗争，因为任何暗示内部斗争的迹象都像是在示弱。中国政府唯一承认的就是“打击”，即使习近平明面上喊“斗争”，也是“上克下”，不是承认派系斗争或甚至“下克上”。
政治怎么可能不存在斗争呢？中国政府刻意隐瞒斗争真相，把斗争说成是“打击”腐败看起来是赋予了某种优势特权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实际上根本遮掩不住的事实是：中国缺乏将派系斗争合法化和公开化的制度手段。这并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反而是巨大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