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寺院被烧光了，和尚们也跑光了。据说官军认为红巾军供奉弥勒佛，和尚也供奉弥勒佛，怕和尚给红巾军当间谍，就挨着班烧寺院。这天正好烧了朱元璋的安身之处，他没了吃饭的地方。谷底到了。
朱元璋还是讨了一卦。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当时的口语与现在非常接近，这敢不敢的问答是史书记录的原话，并不是我的翻译。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入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政府大院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在我看来，张知县死得颇为冤枉。他怎么会死呢？按照官方理论的说法，这类恶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朱元璋来自贫苦大众，本人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中的一块有名的石头，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亲情是怎么回事，也很注意强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有赈灾方面的漂亮规定，那就是亲情的证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规定，坐在大堂上的张知县应该正在放粮而不是催粮。下边应该有颂声一片，怎么竟冒出一群黑脸的持刀大汉呢？谁都明白，开仓放粮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况放粮又不是放他张家的粮。难道张斗耀这家伙有毛病，不喜欢用别人的钱给自己买好，偏偏要冒险得罪人，替别人讨债么？或者他别有苦衷？
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任务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这是用胡萝卜勾引毛驴前进的政策。同时还有大棒驱赶的政策。完不成钱粮任务要降级，还要扣罚俸禄。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扣罚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而且参与考成的完粮纳税指标不仅是正额辽饷，后来又加上了许多杂七杂八的项目。其内容之庞杂，连户部（财政部）的局长们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体登记办事的书手处理。
如此说来，县官催逼钱粮，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资和乌纱帽毕竟在人家手里，而不在老百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也是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是在崇祯即位前一年被杀的，我们不好把导致张知县死亡的责任扣到崇祯头上，但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也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逼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中央政府设置的赏罚格局如此，张知县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简单问题：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资重要，还是某个欠税农民的屁股重要？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既然财政部的司局长们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便很有可能蒙混过关。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钱粮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长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上前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