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金融时报》报导，即将在四月十日展开的美日峰会，会出现对美日同盟更新／再定义的重要举措。《金融时报》指出，根据五位参观官员的说法，此次提升美日同盟的方向，包括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角色、驻日美军的组成等。报导也指出这个提升操作的理由之一，是与“因应台海有事，所以美日同盟也会有事”相关。虽然四月十日距今不会太远，但作为直接受影响的当事国，台湾对此应有观点与因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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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提升是前年底日本公布战略三文件的后续
固然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带来印太区域与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结合，中俄无上限合作，以及之后北朝鲜与伊朗对俄罗斯的军火捐输，更带来中、俄、北朝鲜、伊朗四国的战略轴心隐然出现的趋势，除了中国对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等其印太周边国家发动更为强势的准军事灰色地带冲突战外，北朝鲜对日本与韩国的作为也更具挑衅性。
去年下半年出现的哈玛斯恐攻以色列，与之后伊朗策动其位于中东的军事联盟体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等力量，趁隙在红海与黎南等地发动侵扰与攻击，导致苏彝士运河航运下降六成（今年一月数字），这些都对日本战略环境产生重大冲击。但此次美日同盟更新的主因，还是来自日本在2022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战略三文件的后续作为。
当时日本公布其战略三文件后，基本上预期美日同盟也会有相应的配套改革，但基于种种原因，2023年并未被定为产出美日同盟展开再定义的时程（可能也是时间来不及）。后经过一整年来自公部门与民间的讨论，最后定在今年四月预定日本会与美国展开双边峰会之际，将这个改革计划对外公布。但从种种迹象暗示，似乎这个改革不是从改革美日同盟防卫指针（reform of the Guidelines of the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的方向进行，而是着重在操作面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改革计划的讨论不是只存在美日政府之间，美日的民间智库也有非常丰富的讨论，例如笹川和平基金会就提出次世代美日同盟改革的相关报告，针对改革美日同盟运作的提出诸多精辟意见，位于华府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也从外交安保的角度提出相关看法。参与者不仅有来自军人与美日前国防部、国务院、外务省、防卫省的官员，更有相当多来自民间的文职智库人员。其讨论不仅面向宽广，更涵盖诸多美日同盟合作的非军事面向，而这些讨论也是美日政府展开公众沟通的一部分，其过程与效果值得我国政府在展开类似作为时的参考。
比较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异同
日本、韩国、澳洲、菲律宾、泰国是美国在亚洲五个有条约的盟邦，美国在东亚的驻军又多集中在日本与韩国，其在日韩的驻军，就超过美国在东亚五个盟约国驻军的九成。而其中运作最具规模的又是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因此当谈到美日同盟更新时，有必要将美日与美韩同盟比较一下。
美韩同盟有着类似北约的设置，从1978年开始出现了联合指挥部（Combined Forces Command），采取美正韩副的指挥态势，意即美韩是共同作战的联军，但因为指挥官只能是一位，目前是美军为指挥官。而在美正韩副的指挥设置下，导致韩国军队在自己土地上还要接受美军司令官指挥的状况。在韩国自由派政府从卢武铉、文在寅等人执政时，花了不少心力想要收回战时指挥权（wartime command）。保守派政府相对而言对此态度比较保守，可能是一旦战时指挥权成功收回，届时美韩联军在作战时在协调就会出现更多的复杂问题，导致作战效率的下降。
美韩同盟出现联合指挥部与韩战之后的发展有关。现在美国驻韩司令官有三顶帽子，他不仅是驻韩美军司令，也同时是联合国派驻韩国维和部队的司令官，而在1978成立共同指挥部后，也变成美韩联军司令。美军司令指挥驻韩联合国军，这是另一个美军会指挥韩军的理由。这不是美国特别要欺负韩国，而是美军指挥官是统合指挥联合国驻韩国联军的关系，进一步说，当韩军前线单位在1978年从联合国指挥部（UN Forces Command）改隶为美韩联军联合指挥部后，其军队也就一起被驻韩美军司令直接指挥。这些改变都与统一指挥的要求有关。
但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之故，自卫队是否是军队都还没确立，更甭说与别的国家建立联合指挥部，意即日本自卫队可能接受别国将领指挥作战，这个作为立即会出现违宪争议。因此直至今天，驻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都没有联合指挥部的设立，双方透过同盟协调机制（Alliance Consultation Mechanism）展开平时与作战的协调，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是各自向各自的指挥链回报（answer to each other’s chain of command）。这种状况可想而知，当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联合作业时，其联战能力一定无法与韩军与驻韩美军的联合作业相比。
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驻韩美军司令是四星上将，而驻日美军司令是三星中将。驻韩美军这位四星上将指挥官，不仅位阶与被赋予的权限都相对于驻日美军的三星中将更大，自己能实际调动军队。驻日美军司令部也不具指挥权，无法调动驻日美军，其角色基本上是协调日本自卫队与印太司令部的联系，与对驻日美军的管理。
驻日美军角色的可能转换与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的改变
这个状况也出现一个奇特景象，在为数四到五万的驻日美军，其海、空、陆、海陆等军种是各自向印太司令部回报状况，他们不向驻日美军司令部报告，这使得驻日美军可能甚至连军种情报都无法直接掌握，基本上还要透过印太司令部回传才能得知。
前日本统合幕僚监折木良一（Ryoichi Oriki）访问中就提及，在2011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美日同盟出动“友达行动”（operation tomodachi）时，他必须舍近求远，无法与现地的驻日美军司令部协调，反而还要与六千公里外的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当时还是太平洋司令部）展开讨论。这对救难作业的沟通上产生不少困难。
此外，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监也不是真正的联参本部，作业指挥权还是在各自卫队军种内部，而调动自卫队的指挥体系还是从总理、防卫大臣，之后就直接到军种部门。2022年底的日本防卫改革之一，就是意图成立真正的联参体系，并且要新成立一个可以调动军队的副统合幕僚监（因为统合幕僚监直接向总理报告，作为总理身旁的自卫队事务顾问）。
过去日本缺乏真正的联参本部，但又有美日同盟，而在宪法限制下也不能出现真正的联合指挥部，这导致日本自卫队各军种在这几十年的过程，是在不同任务需要的发展上各自与美军相关单位展开合作。因此出现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效果最强，达到最高度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其次是美国空军与日本空中自卫队，美国陆军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整合程度最差。
此外，日本统合幕僚监的位阶是相当于四星上将，预计出现的副统合幕僚监则是三星中将，其在位阶上就与驻日美军司令的三星中将相当，这可以避免日本四星上将被美国驻日的三星中将协调的现象，并让四星的统合幕僚监可以更顺当的与美国四星印太司令上将协调讨论。
报载美日同盟改革应该就是想要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日本一方面在2022年底的国家防卫战略，会朝向改革日本的统合幕僚监，使其更具有实质的指挥功能，因此可以强化与美国的协调。同时日本也希望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功能可以强化，不管是希望美国派任一位四星上将，或是强化既有三星中将的指挥权限，其方向是希望驻日美军司令部不能只有协调的角色，导致日本统合幕僚监在战时还要一天到晚打长途电话或与印太司令部视讯会议讨论。
对此也传出，即将卸任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则想要在印太司令部下成立一支由四星上将担任司令的特别任务军，并希望这位司令会花更多时间在日本（意即不是永驻日本），同时还有来自美国本土更强大的组织结构予以支撑。这个新变化肯定与台海有事直接相关。而一旦成形，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角色会如何演变，台湾届时与美国的协调与沟通会还是以现在的印太司令部，还是更多会与这位特别任务部队的指挥部协调沟通，也都需要仔细了解。
从2005年开始，美日同盟即展开指管协调之整合
虽然美日同盟有这么多问题，但从1998美日同盟防卫指针修正后，有关如何解决美日同盟因各自指挥而导致协调趋于复杂的困境，从2005年也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如前所述，因为日本宪法限制之故，美日同盟起码在现在无法出现如美韩同盟联合指挥部的发展，日本统合幕僚监作为总理的军事顾问，也没有调动日本自卫队的权力。日本这些年更出现其各军种与美国相关军种各自发展合作的状况。有一句笑话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印太司令部辖下海军的默契与沟通，比其与日本陆上自卫队，甚至也可能比其与日本空中自卫队的沟通都更顺畅。而这个情形在2005年后美日同盟的新发展被更强化。
2005年有两次美日二加二会议，在二月十九日的会议，首次在同盟会议文件提到台湾（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Dialogue）。之后在十月二十九日的第二次2+2会议，则提到美日同盟转变的路径图，特别是将驻日美军各基地与日本自卫队各基地进行重新调整，让驻日美国陆军司令部与日本陆上自卫队主要司令部基地，驻日美国空军司令部与日本空中自卫队司令部等，进行位置上的同一（co-location），也为此展开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移动。
之后在隔年五月一日的美日2+2会议上，则进一步将这个基地共享（co-basing）的进展向外报告。基本上，现在美日陆军在座间（Camp Zama），日美空军在横田（Yokota）都有密切合作。横田基地还是美日在导弹防御的共同作业中心。而美军在冲绳的基地因为有要降低其海军陆战队的足迹之故，除了将8000兵员及其9000位支援文职人员与军眷转移到关岛外，也将部分陆战队兵力，连同部分驻日美国空军与海军航空队的兵力，转移到岩国（Iwakuni）基地。
基本上，这些措施是为了让美日军种间的协调更为顺畅，在无法出现真正的联合指挥时，这似乎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暂行办法。但因为这个过程并没有伴随日本统合幕僚监指挥权的改革与赋予。毕竟当时出现改革时，日本才刚刚将二级单位的防卫厅改制为与阁僚同级的防卫省。当最上位的防卫省厅改革都还刚开始，更下面的军事指挥体系改革当然就会更延宕了。
美日同盟改革与台湾明年的“四年国防总检讨”
过去当日本与美国谈到台湾有事，不仅是日本有事，美日同盟同样有事。但有事状况一来时美日同盟如何应对，这除了政治决策外，对既有指挥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其逻辑的理解，也同样重要。台湾过去缺乏与美日同盟真正的沟通，导致对同盟体系的不熟悉，这容易导致对其能力与权限的错误认知，台湾因此产生的期待，有可能会与美日同盟可以处理与想要处理的部分出现不小差距。
例如，当日本各军种彼此的沟通与互联，不若其与相对应美军的沟通与互联时，台湾期待透过与日本高层直接讨论，希望可以自上而下与台湾展开联系，可能往往会因为日本官僚体系的政治考虑而会出现延宕。但另一方面，美军可以提供的沟通平台似乎可以让台湾进一步思考，并且可以尝试看看如果是以军种为基础，透过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展开联系，可能会更有效果。
此外，明年台湾即将要推出新的四年国防总检讨（QDR），除了外界会追问台湾在不对称防卫投入的心力，以及台湾对于中国侵略性与日俱增的灰色地带冲突之对应思考外，美日同盟的新发展，因其直接与台海有事的同盟准备能力及其相应的改革议程相关，台湾对此进程也须列入考虑。其意义不在于台湾如何期盼美日同盟在台湾有事时要如何驰援台湾，而是台湾如何形成对美国与日本的合理预期，以有效杠杆美日同盟在台海周边提供的环境，以极大化台湾的独立防卫力。
作者为读错书，入错行，生错时代的政治边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