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邮政又爆出可怕的服务事件，导致当事人损失30万加元。
路易斯·卡瓦拉齐斯(Louis Kavaratzis)表示，加拿大邮政丢失了一封挂号信，其中包含一张价值301,560元的保付支票（这是他已故父亲的遗嘱中留给他的钱），他的退休计划因此被毁。
7月25日，他的兄弟乔治·卡瓦拉齐斯(George Kavaratzis)将父亲遗产中的支票通过挂号信从安省坎贝尔福德寄给了魁北克省艾尔斯克利夫的路易斯。
但这张支票似乎已经消失了，自那以后兄弟俩每天都在试图向加拿大邮政追查这张支票，并让道明银行停止或以其他方式标记它并签发一张新支票。然而，他们表示，这两个机构都没有提供太多帮助。
57岁的路易斯在谈到他失去的遗产时说道。“我的梦想破灭了。”“情绪的波动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我；你无法停止思考它。”
CBC Toronto本周联系道明银行后，提出签发一张新支票，条件是乔治签署一份赔偿协议，这意味着如果原始支票被其他人发现并兑现，他将承担这笔钱的责任。
乔治说他拒绝了，并提出签署一份协议，表示他将承担15万元的责任。他说他对必须全额偿还的风险感到不安。他还表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因此不应该承担责任。
否则“在我的余生中，我将需要时刻警惕；今年他们会兑现吗？”他说。
加拿大邮政道歉并展开调查
加拿大邮政没有回答 CBC新闻的一系列问题，但在一份声明中为“不幸和令人沮丧的投递经历”向兄弟俩道歉。
发言人贾尼克·科米尔(Janick Cormier)表示，加拿大邮政仍未能找到这个信封。
科米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我们理解他们对如何处理这起重要包裹提出的担忧，我们正在调查。”
加拿大邮政尚未向兄弟俩提供任何赔偿。
乔治选择通过挂号邮件发送支票，因为它需要收件人签名来确认加拿大邮政已收到物品和投递证明。“你会认为这是安全的，”乔治说。
加拿大邮政网站估计，挂号邮件穿越全国需要四个工作日。当CBC News检查分配给 Kavaratzis物品的追踪号码时，发现花费了几乎两倍的时间。
该信封从坎贝尔福德到彼得伯勒，行程约40公里，随后由于处理错误，在Peterborough和多伦多之间来回两次，最终于8月3日抵达Ayer’s Cliff。
根据追踪信息，当天上午8点25分，路易斯在邮局的邮箱里留下了一张通知卡，提醒他领取信封。但当他去取它时，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记得处理过该物品，但找不到它。
“我只是感到惊讶，”路易斯说。“怎么会在两个小时内丢失一封挂号信？”
在Ayer’s Cliff（距蒙特利尔东南近150公里），邮件被投递到位于当地邮局内的居民邮箱。这意味着，如果信封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到达了邮局，那么在路易斯几个小时后去取信之前，它不应该离开大楼。
他说他多次回到邮局，但没有找到信封。
8月8日下午1:47，在线追踪工具显示该物品仍在Ayer’s Cliff，并表示：“最终通知；如果10天内未取回，物品将退还给发件人。”
但是，根据相同的日期和时间戳，它显示该物品已在坎贝尔福德交付并签名。一份文件显示了乔治在该日期的签名，但乔治坚称他没有签署或收到该物品。
他说坎贝尔福德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的签名被错误扫描了。
“它从来没有被找到。它从来没有在那里，”乔治说。“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
虽然兄弟俩指责加拿大邮政丢失了支票，但他们希望道明银行对其采取安全措施并签发一张新支票。
乔治是他父亲遗产的执行人，他说，当他向银行索要保付支票时，银行并没有讨论支票的去向，也没有讨论是否有更安全的资金汇出方式。
8月11日，乔治的律师写给银行的一封信表明，道明银行无法对支票进行止付，而是要求对其进行标记，以防其他人试图兑现。
乔治表示，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本周联系该银行后，道明银行标记了这张支票并提供了赔偿协议。
道明银行发言人阿什利·墨菲(Ashleigh Murphy)表示，该银行不会对客户问题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但确认正在与乔治合作制定“后续步骤”。
墨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银行有一个“常规程序”来处理丢失的保付支票。
墨菲说：“保付支票或汇票不能停止付款，因为它们被视为保付基金的形式，本质上这张纸就是钱。”
银行专家奥马尔·法雷斯表示，电汇是发送大笔资金最安全的方式，其次是银行汇票，然后是保付支票。
法尔斯没有参与此案，他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网的采访，他表示保付支票“几乎和现金一样”，但兑现支票的人很可能会被要求提供与支票签发人相符的身份证件。以及同名银行账户证明。
他表示，虽然银行对10,000元以上的支票采取了额外的预防措施，但欺诈行为仍然猖獗。
“如果错误的人拿到了支票，这肯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很难阻止。”
法尔斯表示，银行员工没有责任告诉客户哪种汇款方式最安全，但他表示，从咨询和客户服务的角度来看，银行员工可以通过告知客户来“多做一些事”。
兄弟俩表示，考虑到他们的父母为养家糊口付出了很多牺牲并努力工作，整个磨难变得更加困难。
乔治说：“我的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的移民，他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但现在他们都走了。”“他们把剩下的东西都传给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变成这样了？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