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者翟东升近期演讲时谈“再次解放思想，才能打开经济增长新空间”，专家分析，当前的中共体制、政治环境下，谈真正的解放思想，是绝无可能。
6月11日，翟东升受邀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发表题为“货币、债务与共同富裕”的演讲，观察者网重刊时，以“再次解放思想”为题，引发读者热议。
翟东升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他曾在2020年披露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引发轩然大波。前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也转发了这段视频。
财富分均不匀 民众无力消费
他在演讲开头提到，中国在全球产业诸多领域攻城略地，把一些富有国家的“好买卖”抢到手，但没有因此过上好日子，国内消费、就业、经济增速、通胀率没有好转，现在在通缩边缘徘徊，比通胀还要麻烦，老百姓不敢生孩子、不敢买房子、不敢借钱，也不敢投资。
他引述日前一份中金公司有关中国财富分配结构的报告，中国总财富量790万亿，其中国资（公共部门）财富360万亿，占比45.6%。富人财富290万亿，占比36.7%，中产阶层110万亿，占比13.9%。13亿普通居民财富30万亿，占比3.79%。
他说，“这样的金字塔分配结构下，即使政府想刺激消费，百分之九十几的民众也无力消费，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钱。”“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能享受地方政府和国企提供的许多普惠性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桥梁、公共汽车、地铁、高铁、银行账户、手机信号和移动宽带。”
他认为，要想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局，就必须打破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上的“迷思”，包括对大政府的恐惧、对债务的担忧、对高福利和高税率的厌恶、对人口规模的否定。
他引用世界银行绘制的一张图表，纵轴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横轴是公共财政开支占GDP比例，以两者之间正相关，说明“大政府”的好处，强调学习北欧国家将高税率转化为高福利的做法，建议打造更高效、合理的福利体系建设，有助于中国中产阶级规模和消费能力的扩张。
他还主张扩张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包括向年轻人和孩子发放数字货币，鼓励中央政府在较短的时期内增加三四十万亿国债，把地方政府从规模巨大的高息债务中解绑出来，有效降低全政府的总利息支出等。
探讨经济困局的成因 分析：翟在搅混水
旅美政经分析人士秦鹏告诉大纪元，翟针对目前现象的描述一针见血，对问题生成的原因像在搅混水，提出的解药更是南辕北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可能增加更多的新问题。
“目前中国这么多问题，当然也是因为现有的政治、经济、科技等一些制度或思想方面造成的结果，所以如果要解决，提解放思想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他所提的四大方向，恰恰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秦鹏举例，翟提到学习北欧的高税收，但其实西方国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税收花在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但中共政府的这套体系，恰恰保证了大部分税收分给了极少数的人，包括大量的医疗保险金用于占比极少的政府官员等，这才是中国式大政府的麻烦。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告诉大纪元，翟一开始提到大政府的好处，提供公共产品，有意化解大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不去批评政府，“不过，公共财（Public goods）之所以能成为good的、善的，和政府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是息息相关，但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即不一定政府提供的是善治，它可能提供的是恶治。”
孙国祥说，中国大陆确实需要解放思想，但是要进一步解放的是市场的活力和能力，要进一步解放市场须要“小政府”，翟避谈市场，把焦点放在中央政府举国债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在举债的例子上，他类比美日欧等国家的例子，但是中共与西方国家政经体制完全不同，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大杂烩。”
网友热议：看准了病开错了药
观察者网刊出翟的演讲全文后，底下网友讨论热烈。网友“直言不讳”的说，“翟理论属于看准了病，开错了药。”
网友“咬文嚼理”说，“不是再次解放思想！——而是：不要瞎折腾！——回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成功的正路上来！”
有网友说，“国债到时候怎么兑现呢？如果印钞的话相当于放水，这些钱也会涌向各处，热点变热，房价说不好会涨的厉害，通胀也会起。会不会更结不起婚？生不起小孩呢？”
网友说，“翟教授的方案简单说就是通过可控通胀带动消费，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精确制导一样控制通胀，所以，翟教授的方案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只能是一种设想。”
网友“老派作风”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国家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实任劳任怨的实干家，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什么专家。”
分析：问题根源在中共
秦鹏分析，如果按照翟建议的，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地方债务，实际上也解决不了问题，地方官员之所以有高昂的动力去搞建设，是由中共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官员透过一些无效的、重复的建设来升官发财，如果中央政府把地方债务负担打消了，地方政府会更加不顾后果地瞎折腾，而财政部长刘昆多次说“谁家的孩子谁抱”，也就是中央政府不会来承担。
他说，“所以，在现有的中共这个体制内，翟东升所提到的问题只能继续恶化，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去解决，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恰恰来自于中共体制本身，它把民营企业盘剥得太厉害，同时恶化了国际环境，外资都在逃离，13亿人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只会持续恶化。”
孙国祥分析，翟这类学者原本是想透过中共的内参报告，来向高层凸显自己的观点，他所说的解放思想，并非指习近平的思想，而是指解放主掌经济、财政、福利、债务、税收等部门领导者的思想，但这样是徒劳的，如果习不解放思想，底下的班子谁敢解放呢？
从翟的演讲也可以看出，离中共放开对中国经济的讨论，距离还相当遥远。
孙国祥说，经济困境可能还需要到达某种临界点，包括青年的失业率、福利问题造成社会出现不稳的情况，中共高层才有可能公开讨论经济问题，否则会像翟这样在中共设定的框框下讨论，无法解决中国大陆当前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