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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江青” 现出邓颖超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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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极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江青对生病上瘾和邓颖超对医生们的训斥

江青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像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上了瘾。

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当时我负责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给她作检查。

江青经过钴六十放射治疗以后,我在血常规检查中发现,全血细胞都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数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不必大惊小怪。但江青几近歇斯底里。我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就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专家检查会诊。这时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后才检查身体。

这次的检查科目多。江要我布置各科分开检查。江又提出,为了避免神经紧张,连续查两天后,要间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共用了两个礼拜。江对检查的医生们呼来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随意改变检查时间,视医生们如同家仆。

检查完毕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检查结果。大家感觉十分棘手。除去已经治愈的子宫颈癌尚且需要定期检查以外,就是要适当治疗放射治疗后的血球降低。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疾病。此后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时为止,二十多年间,她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

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每天没有事情可做,接触的人太少,真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她自己感觉的症状又多又严重,但身体却是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她说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都是内科医生,无法治疗她的心理疾病。

我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分别交给毛和江青。意见书上说:“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制,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我们措词十分委婉,其实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于无所事事。

江看过后大为不满。她认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疗的恢复期,她有重病,医生不是忽视,就是向她隐瞒真相。她指责一顿以后,要医生们重新讨论,认真报告实际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复讨论。大家并不是讨论有什么病,而是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词可以使她接受。最后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疗的恢复期,是表明在逐渐恢复中,在恢复过程内,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都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于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医生说出她是有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

可是医生们再也不愿意让步了。在与江交谈时,她甚至瞪目厉声质问医生们说:“你们能保证我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病吗?”

江跟着又说:“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没有具体内容。你们应该提出具体项目,排出每周的活动日程。”

这又使大家大费脑筋。于是建议,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晚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极拳。

毛对我说,他年轻时练过拳,也了解道家佛家禅定及修炼,对于江青打太极拳有意见,认为练拳不适合江。后来他同意先让她试试看再说。于是保健局通过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来一位姓顾的拳师。这时毛与江暂时住在北京西郊,叫做新六所的住处。这里面有六座住宅,是为毛和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车接顾拳师,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认真,但是柔弱无力,只能算是比画而已,顾拳师既谨慎,又含蓄,话不多,可是需要说明的地方,都简要精确地加以说明。顾非常会看眼色。他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的姿势或出手不对的时候,江神色就不对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随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顾拳师也跟着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严重。护士天天哭丧著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俱,都涂成淡绿色。

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结果我们打错了算盘。

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

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

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极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

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摘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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