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企霞没有想到，因为一篇小说，他会被拘禁277天。
他是一个性格高傲的人，看人总是昂着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还说话带刺。周围人对他多少有些畏惧，避之唯恐不及。即使在遭到批判时，他也敢同周扬硬顶，绝不低头。直到一个爱他的女人，站出来揭发他不为人知的秘事，他才突然崩溃，从此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54年1月，《长江文艺》转载了这篇作品。中南局文联负责人于黑丁对此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文艺报》分工阅读中南刊物的编辑侯敏泽，在编辑部汇报会上谈了自己对小说和于黑丁文章的看法，认为小说有明显缺点，而于黑丁文章对小说有过火捧场，是“拔苗助长”。副主编陈企霞同意侯敏泽的看法，要侯敏泽拟出写作提纲，形成文章后，在编辑部内部进行了传阅，再经他亲自修改，以“李琮”的名义发表了出来。
几乎是紧随其后，《人民日报》在1月26日全文转载了李准的小说，并在编者按中说：小说的人物描写真实、生动，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谁也没有想到，如此一来，事情竟会走到阴差阳错的地步。党报《人民日报》肯定推崇的小说，竟然受到了《文艺报》的粗暴否定。
更令陈企霞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是有来头的。最高层看到了李准的小说，比较欣赏，指示在《人民日报》转载。这一点陈企霞始终是不知道的，但负责领导文艺的周扬知道。
为此，周扬召集作协党组会议，讨论《文艺报》刊登李琮文章的问题，认为是在跟《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在周扬发言时，陈企霞不时插话，打断并顶撞他。比如，周扬说：地方文联的主席（指于黑丁）《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这是纪律性问题。陈企霞当即反驳说：过去并无此种规定。顶得周扬无话可说，只好答复说：过去既无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此前，《文艺报》发表评论，是比较无所顾忌的，对于像文协主席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也会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又何况地方文联的主席呢。
但接下来的顶撞，陈企霞就犯了大忌了。周扬说：《人民日报》转载李准小说并加按语，《文艺报》却说这篇小说有缺点，岂不是故意同党报捣蛋，唱对台戏？陈企霞闻听，当即插话，提醒周扬注意，《文艺报》李琮文章的发稿时间，要早于《人民日报》的转载。陈企霞问道：“这恐怕并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如此反问终于让周扬大为愤怒，当即拍了桌子，不准陈企霞发言。并质问《文艺报》在通报中发表读者来信，“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这不是“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又是什么？
这样的指责已经上纲上线到很有点尖锐了。
会议后，周扬决定写篇文章来反击《文艺报》，指定由康濯撰稿，即《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章写出后，经过周扬、林默涵等人修改，发表在1954年第7期的《文艺报》上。
这篇文章在《文艺报》发表时，主编冯雪峰专门写了按语，承认《文艺报》对小说的看法不对。
陈企霞对此并不认同，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陈企霞的固执己见，为自己换来的只是一场无情打击。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改组《文艺报》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职务。
其实，还在开始讨论李琮的文章时，陈企霞就已经被剥夺了工作，实际上处于一种“失业状态”。对于性格刚强的陈企霞来说，被这样对待，是很难令他接受的。还在刚刚进城那会儿，因为一点小事，他与周扬发生冲突，周扬斥责他说：“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他当即回击：“你这算什么领导！”以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没人敢这样对他讲话，唯独陈企霞敢。然而这种脾气，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陈企霞仍然拒不认错。为了替自己辩白，他采取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给上面写了一封匿名信。
1955年春，作协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封信。公安部方面初步判定，写信人来自作协内部。刘白羽把信交给副秘书长张僖处理，张僖就带领手下工作人员开始查对笔迹。但找了很长时间，发现与作协任何一位工作人员的笔迹都不相符。尽管如此，作协和公安部仍然判定，匿名信就出自作协内部人员之手，而且写信人就是陈企霞。
这封信确实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一直不承认。
到了7月底，当作协认定匿名信是陈企霞所为时，立刻将他从安徽梅山召回进行调查。在8月初的一次对陈企霞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此前已经发生过田间私藏枪支的“自杀未遂事件”，现在冯雪峰揭发陈企霞也有枪支，大家顿时感觉事态严重，于是指派张僖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作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到陈企霞家，是由康濯和张僖陪同一起去的。
接下来就发生了陈企霞突遭拘禁，家中被搜查的事情。
这一天是1955年8月19日，星期五。虽然是工作日，但那天陈企霞全家却都在家。孩子们正放暑假，妻子郑重因为小女儿陈幼京尚未满月，在休产假。至于陈企霞本人，连日来一直不停地开会，这天刚好是个空隙，他给自己的安排是洗一个澡。
下午，他正在卫生间洗澡，此时家中进来一个人。来人叫康濯，原来是丁玲领导的文讲所的副秘书长，不久前刚进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一共五名成员，分别是刘白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作协秘书长）、张僖（作协副秘书长）、阮章竞（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及康濯，组长刘白羽。
康濯和陈企霞是老同事，过去经常上门谈工作或是聊天。但今天的康濯却表情严肃，陈家孩子当时正在听收音机，一见他那副模样，赶紧关了收音机，躲到隔壁房间去了。郑重上前招呼，也看出对方态度冷淡，于是提高声音，告诉正在洗澡的陈企霞：康濯来了！不明就里的陈企霞，还如往常一样随口答道：“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
过了一会儿，陈企霞从卫生间出来，脚踩拖鞋，身上穿着睡衣睡裤。“我去换下衣服。”他对康濯说。尽管很熟，这样相见也并不合适。但康濯拦住他，说不用了，请他到门外说几句话，陈企霞也没多想，就穿着拖鞋和睡衣，随同康濯走了出去，并随手把门关上。
很快，门外就传来了陈企霞激动的喊声：“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我要向上级控告你们……”但随即声音就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直至消失。又过了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郑重开门一看，是康濯一个人站在门外。他进门后，把郑重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几个孩子看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郑重去给丈夫取衣服，康濯则开始搜查陈企霞的抽屉。康濯走后，郑重对几个孩子说：你们的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康濯返回来是搜查手枪和子弹，但一无所获。他走后，作协的人事科长又上门来找了一次，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是郑重在家中另一个地方找了出来，共计手枪一把、子弹六发、持枪证一份。她把这些东西包好后，吩咐大儿子送到楼下的作协人事室。
陈企霞被带走后，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何处。直到第二天早上，看守人员来陈家通知给陈企霞准备早饭，一家人才知道陈企霞就关押在作协大院里。当时的作协，既是机关，也有宿舍，陈企霞一家就住在大院里。饭做好后，大儿子陈恭怀给父亲送饭，才发现平常到处乱钻的大院里，竟然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陈企霞从此失去了自由，在拘禁状态下度过了277天。直到1956年5月22日，中国作协宣布解除隔离审查，陈企霞才恢复了自由。
拘禁期间，副秘书长张僖曾对陈企霞妻子说：“被捕前是为了匿名信问题，逮捕后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拘禁陈企霞的真正目的，是要震撼、动摇、击溃丁玲。陈企霞被关后，外面对丁玲的斗争随即进入高潮。文讲所方面，原本是丁玲下属的康濯，积极参与了对丁玲的斗争；假如陈企霞在长期的拘禁之中耐受不住，也反戈一击，揭发丁玲，那就是这场斗争的很大胜利。
但陈企霞拒不合作。他不但把强加于他的指控否定得一干二净，也拒绝揭露丁玲。他甚至转而指控作协领导对他搞“逼供信”。因为查不出匿名信的任何线索，陈企霞又矢口否认，外调也找不到他的历史问题，再关就毫无道理，于是作协只好不了了之，将他放回家中。
如果不是57年反右发生逆转，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平反。结果上天不佑丁陈，反右来临，丁陈事件不但没有得到平反，二人还被划成右派。
而且飓风猛刮之下，突然出现了两个意外情节。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姓周的女编辑，揭发陈企霞的匿名信，是通过她找一个老秀才誊抄的，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是她把信寄出去的。
作协当即派人去了女编辑家，女编辑领着大家找到了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这个被陈企霞顽强守护了两年的秘密，就这样破获了。
匿名信刚有下落，天津方面又传来消息，女作家柳溪同意开口揭发陈企霞。
这两位女士，与陈企霞都有特殊关系。柳溪还是当时有名的女作家，她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在读者中引起过热烈反响。
柳溪之所以卷入陈企霞案中，是因为她替陈企霞打抱不平而受到牵连。陈企霞被拘禁时，她也被隔离在一间小屋中，每天写交代材料。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还被押到批斗大会现场参与陪斗。在陈企霞解除隔离后，柳溪也随之获得自由。然而反右斗争一来，柳溪再次承受了巨大压力。
作协方面曾派刘白羽专程去了一趟天津，动员柳溪开口，柳溪拒绝谈她与陈企霞的关系。但仅仅过了一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柳溪却突然改口，表示愿意吐露实情。
作协方面于是作出安排，一定要利用好这个突破口。在7月30日的斗争会上，从天津赶来的作协主席方纪做主要发言，初步透露了柳溪已做交代，但全部情况还没有和盘托出，目的是诱使陈企霞自己坦白。7月31日的斗争会仍然如此。8月1日下午，决战打响，据郭小川日记记载：“曹禺第一个发言，很精彩。然后是柳溪长达两小时的发言，血泪控诉。”
这天晚上，陈企霞同妻子有一次彻夜长谈。第二天一大早，陈妻来到刘白羽家，“把昨晚听陈企霞说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刘，说陈企霞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刘白羽据此安排郭小川在办公室接受陈企霞的交代。“十时，陈来，情绪紧张，首先就交出钥匙两把，而且说：这是罪证！然后又滔滔不绝地交代了他与丁玲、冯雪峰的关系。”从上午十时一直讲到下午一时。郭小川说：“不断使我毛骨悚然。”那两把钥匙，是陈企霞与两位女性幽会地点的钥匙。
一直绝不低头的陈企霞，因为两个女人的揭发，终于意志崩溃。
8月3日，大会检讨一开始，陈企霞便坦白说：这几天，我可以说已经死过一次。这两天我是发抖的，但还是坚决抗拒。柳溪讲话时我对她充满了仇恨。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黑，看不见太阳光。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柳×发言之后，遗书改了。
这个“改”字，透露了一种动摇，郭小川的日记分析说，柳溪的“血泪控诉”会起到一种效果，使人们几乎不会同情他，这样的话，他以死来报复某些人的愿望就很难实现。
为什么没完没了的斗争会，充耳盈目、声色俱厉的指斥、怒喝，乃至身陷囹圄277天这样的煎熬，都没有摧毁陈企霞，而两个女人的揭发，却让他一溃千里。只能说，他最隐秘的“私房话”、他一心一意想深深埋藏的东西，被公之于天下，将他做人的尊严彻底毁灭。这让曾经是那样高傲的人，情何以堪？留给他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结束生命，要么苟且偷生。而活下去的代价，却是抛弃尊严，接受屈辱。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陈企霞逝世后，大儿子陈恭怀有次去看望严文井，后者回忆说：“那时候（指五十年代），企霞看人总是抬着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说话带刺。我们对他多少总有些畏惧三分，唯恐避之不及。”
这个“总是抬着头”的陈企霞，最终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从此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
资料来源：
李洁非《屈服——陈企霞事件始末》（原载《钟山》2009年第3期）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形成始末》
2022-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