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英谈判，邓小平对戴卓尔夫人说，北京可以给香港自由。
有个故事说，1980年代戴卓尔夫人去北京和邓小平谈判时，邓小平非常豪气地跟戴卓尔夫人说：北京可以给香港自由。当时戴卓尔夫人惊呆了，因为在这个英国人眼里，“自由”是天赋人权，怎么会是北京恩赐给香港的呢?这个故事虽然有点过度美化戴卓尔夫人的意味，但是字里行间对中共思维的描摹，却很是传神——“恩赐”，中共确实是这么想的。正如最近那份《“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所说：“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
这几日，大陆电视观众、报刊读者遭遇“一国两制”四个字的连番轰炸，白皮书像雾霾一样飘荡在空气中，关于香港的新闻扑面而来。伴随其中的，是对“反华势力”的抨击，是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的口诛笔伐。
说来奇怪，作为一个华人占总人口九成以上的城市，香港有什么理由反华?反华不就等于反自己?而解放军的武装就在城中，中共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与自己不同的声音?总之在6.22公投以前，在回归17周年前夕，北京从官方到民间，要用一些列动作，表明自己的立场，白皮书只是官方动作的一部份。特区政府里应外合，包括让梁国雄议员入狱等，都是对反对派发出的讯号。
详细阅读长达2万3千多字的“白皮书”，是什么感觉?如果你看过北韩领导人关于他们的“主体思想”的著作，或许会有类似感受，那就是：文中每个字都认识，放在一起却不知所云。比如花了几百字解释“一国两制”，无非是想强调，祖国主体是社会主义，只是考虑香港情况特殊，才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面对早已转型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陆，我们怎能不凌乱?
白皮书不断强调治港者必须爱国，并说：“爱国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像‘有法律依据’这种话，和香港某些建制派警告‘占中违法’一样，都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思维。‘法制’就是以法管制，当权者制订一条法律，任人鱼肉的民众就要执行。”“法治”恰恰不是这样，首先要问法律本身是否合法。如果法律本身没有民意基础，那么法律就不值得遵守。说白了，《基本法》的制订，完全由中英双方权贵话事，有悖于现代法治精神，其本身是否合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处处以“违法”来警告，少来这套。
再者，白皮书强调“一国两制”是“科学构想”，于是就不禁令人想问：究竟什么是科学呢?所谓科学，就是可以验证的，而且不仅可以证实的，也可以证伪的。如果一套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不失为科学。相反，任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理论，都只能说是伪科学。倘使用“一国两制”的失败来证明其科学性，以全人类观之，难道不也是很值得的吗?让香港回到出发的地方，重新思考她的前途，对香港人来说，难道不也是很有好处的吗?
大约十多年前，台湾作家柏杨游历香江，写了一篇名为《我终于又到了香港》的文章。文末，他这样写道：“今天香港所呈现以及我所感受到的气氛，似乎一国两制已发挥它奇异的功能。如果是这样，一国两制是中国人最高的政治智慧，可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将来如果发现它只是一个电脑作业上的虚拟实景，那后果可是中国人一种无法承担的重。”柏杨先生已驾鹤西去，然而他的话一语成谶。全世界华人的眼睛都盯着香港，看这场实验的结果。
香港人在“一国两制”的梦幻中沉睡了快17年，不愿面对和中共撕破脸皮的那天。但是再不情愿，这天也会到来。另一位台湾作家李敖2011年在香港书展演讲时，不无揶揄地说：“英国人不给香港人训练，香港人第一次搞民主就碰到共产党。”细细品味这句话，似乎有指摘香港人的意味：英国人绅士，他们在的时候香港人不知道争取民主，现在才来跟土匪出身的共产党争取，真是笨死了!但是香港人已经笨了第一次，不能笨第二次。留给这座城市的时间，没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