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和孙延军讨论：中国大陆社会心态恶化

记者：“《光明日报》12月14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利益诉求不畅，导致社会心态恶化”，谈到中国现在全社会的心态不太健康。他提出来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第二个原因是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第三个原因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互联网。程先生先给我们讲一下，您觉得中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吗？所谓心态恶化和利益诉求不畅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程晓农：“我觉得首先这两个说法都有问题。所谓心态不畅这个话的潜在的含义是说中国人本身的问题，说他的心态不太端正。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民众有大量的社会不满。我相信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很显然这就是社会原因造成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利益诉求不畅，那么这个话的潜台词也是错的。潜台词是说似乎利益诉求是可以畅通的。但问题是在专制国家里，像在中国或者前苏联利益诉求什么时候畅通过？实际上没有利益诉求管道。唯一的管道就是所谓的信访。后来中国因为这个社会冲突太多，信访大量增加，最后变成上访成了政府强力打压的对象。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政府把利益诉求最后那一点点小小的可能性给关死了。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上访不是利益诉求能够正常得到表达的管道，那是个单方面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的含义是说诉求表达方和诉求听取方本身存在着一种双方的互动关系。现在中国甚至达到了我连听都不愿意听，连看到不愿意看见任何上访者出现。到这个时候利益诉求根本就不存在。”

记者：“程先生指出正因为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恐怕不是个体的一个情绪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孙教授，你觉得是这样吗？”

孙延军：“对，我认为这个概括十分准确。一方面是制度问题，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很好的一种表达。解决的渠道它没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一种政教合一的这样一种制度。那本来一个社会的调节方式是社会制度方式、利益分配的方式。另外一个方面它还有一个超验的方式或是超越性的这么一个调节方式，就是人的信仰，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包括伦理道德的这个秩序等等。另外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被摧毁了，所以说造成了现在整个社会的这样一种心态失衡这么一种普遍现象。”

记者：“《光明日报》这篇文章也号称是一个专家写的，他可能也意识到两位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对政府提出了四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要健全完善制度生成机制，说要用合理的政策设计来调节社会心态；第二个是政府要转变工作作风；第三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党心赢得民心；第四，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程先生，你看这四个建议有它的合法性吗？”

程晓农：“我先说它后三条，这个后三条每一年在每一次党代会的文件里都能找到。大概从第七大开始有了。几乎每一条都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等，我们已经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如果这些讲了四十年的措施能够奏效的话，那今天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只剩下第一条，所谓第一条里面有价值的字眼是两个字，所谓‘生成’，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个生成健全机制的体制。这个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说现在的这个制度不能够产生健全的体制。而希望有一个能够从内部生出来健全体制的体制。这个话讲得很含蓄、很委婉。但是它基本的意思是说希望共产党这种专制的制度理念能够自动生出来一种否定专制、走向社会进步的那么一种制度。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抜着头发离开地球，因为在现在这个制度下，我不认为它能够自动生成一个具有良好因素的体制来。”

记者：“那孙教授，您觉得除了政府方面，他们的这些努力，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方式可以调节一下心态呢？”

孙延军：“我认为如果不根本地转变这个社会制度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他还是可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第一是坚守自己的信仰、坚守民族传统的这些道德信念体系，回归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把这个社会风气变过来；第二就是说要结成一定的组织，全力以赴去保护自己的利益。无所畏惧也不怕牺牲。因为现在中国民众他也没什么可以牺牲的啦。另外我还有这样一种看法，他说民众心态和政府不合拍这样一种心态他认为是不健康的。我认为有很多地方不应该归到不健康的心态中去。”

记者：“您刚刚提到的给中国民众说的这些建议可能在这位专家和在很多官僚来看正好是他们认为的心态恶化的表现。程先生，您现在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吗？”

程晓农：“确实我觉得中国民众的社会不满有很多的深层次的因素。我们刚才谈到的社会压力一个外在的压力。但从内心深处来讲，我想中国的很多老百姓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地受着共产党的洗脑宣传，所以已经形成了很多固定在脑子里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导致了他们精神会越来越压抑。如果这个国家的民众光等着人家送一个民主过来，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办法完善的。”

记者：“就是民众也不能以纯粹被动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体制。”

程晓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