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 700万市民度过一个伤痛而难忘的晚间之后，我们是否能从这个惨剧中获得什么启示或教训？首先，我们应否满意香港特区政府的表现？是否以下半旗、特首镜头前的伤情以及事后派出包机、人员前往马尼拉协助为满足？还是，我们会想到获救人质梁太的一句话：这一切都已太迟了。
在漫长的 11个小时里，特区政府难道除了开会，除了打电话给菲律宾驻港领事和中国驻菲大使馆，除了向菲当局表达必须以拯救人质为第一优先（这是儍人也会说的话）之外，就什么事都不能做？真的一切都必须交由菲警局去处理？这不是纯属菲律宾内政的事务，它牵涉 21名香港居民的生命。正如索马里海盗绑架各国船员并不纯属索马里内政，因此包括中国军舰也要介入拯救一样，港府在拯救人质中必须在第一时间向菲政府要求担当一个角色。
从关切香港人生命的角度，菲政府绝无理由对此要求予以拒绝，可以商议的只是怎么样的角色。在尊重菲国主权的原则下，港府直接派出飞虎队员参与军事营救行动也许不适当，但至少派出没有实弹武器却配有钢盔、防毒面具、避弹衣、手套、对讲机等等装备的反恐人员参与营救，并没有侵犯菲国主权，而菲国也不能不予接受及相互配合。港府还需要派出谈判专家，与菲国警方的谈判专家一起商议必要的技巧，包括提供被胁持人质的家庭、健康资料（比如人质家有老人、孩子要照顾，或个人健康不稳定等等）给枪手，以打动枪手的同情心而放人。在胁持人质期间，菲国警方一口拒绝枪手要求，并拘捕枪手弟弟，使处于进退维谷极易狂躁的枪手情绪失控，而造成悲剧。
为什么菲警方不把枪手的老父、妻子、儿子找出来，先说服他们，通过他们对枪手动之以情呢？这既是我们所不解的，其实也是香港的谈判专家可以对菲警方谈判人员提供建议之处。考虑到在旅游巴上的人质，那种坐困愁城孤立无援的悲惨处境，特区政府至少可以从香港派些人员过去，以 “大声公”或透过车上有安装的电视频道，向车上的港人喊话，表示政府已全力参与救援，使人质安心。
另外，也向枪手喊话，表示香港与菲律宾关系友好密切，香港有十多万菲国人，在香港的菲国人与 700万香港人都极为关注这架旅游巴，他的善意会得到港府与港人从精神到物质的感谢。这些喊话未必起不到作用。所有这些派出人员，都应在胁持事件发生三小时内抵达现场，这叫剑及履及。但港府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高层不停地开些无实质行动的会议。胁持旅游巴人质，属恐怖主义行为。反对恐怖主义，有地区联合参与的义务。因此港府应第一时间通报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反恐专家，与菲国反恐部队一起立即召开联席视像会议，商讨拯救方案，其结果必然较目前由菲国独揽处理有效。
不错，枪手初期的态度友善，也许使港府以至大多数香港市民掉以轻心，相信事件会和平收场。但事实上枪手除了放人及弃械之外，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生存之道。他过去的良好纪录和高级督察身份，使人相信他会尊重生命。然而，我们忽略了枪手在胁持人质期间，自身正陷于一个生死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情绪很容易不受理性支配。当想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会由此而痛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于是“我反正要死了，你们也要陪我丧命”的思维就油然而生。
这种心理，香港人或许不懂，大陆人就十分清楚。杨佳在上海杀警，朱军在湖南法院杀法官，连环出现杀幼儿园孩子事件，周日本报头版报道一个结石宝宝的爸爸说：“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情，我肯定要出去杀几个人”……。都是遇到极不公平对待时的情绪反应。
《孟子》引《汤誓》语：“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太阳你什么时候灭亡？我和你一起灭亡吧）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暴君夏桀自比太阳，老百姓就恨不得与太阳同归于尽。这是门多萨惨剧给香港、给中国大陆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