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动乱到暴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内容提要】
这一章是6月1日至6月14日的日记。中共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冲突。6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对参加动乱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政策，但没有被接受。由于动乱分子的破坏，北京市公共交通陷入瘫痪状况，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粮食、蔬菜、煤气供应都发生困难，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外地来京学生和无业游民不断来京参与动乱，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在紧要危亡关头，戒严部队奉命于6月4日凌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遭到动乱分子的袭击。他们焚烧汽车和装甲车，用各种凶器和残忍手段打死打伤戒严部队官兵。戒严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在混乱中，互有伤亡。6月4日凌晨5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和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对最后被包围在广场的2000余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动乱的“头头”，都放了一条生路，允许他们和其他群众一起，和平撤出广场。因此，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也没有死一个人。后来国际反华舆论连篇累牍地报道，如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人数在2万人以上，纯属造谣。
6月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迟早会发生的，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对在暴乱中英勇牺牲和负伤的解放军、公安和武警官兵表示亲切的慰问。小平同志还郑重地宣布，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动乱和暴乱平息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妥善措施，消除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尽快地逐步恢复正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中国平息暴乱进行了无端的职责，并宣布对中国进行严厉制裁。
国务院座谈会
6月1日
上午，在国务院召开校长、教授、专家座谈会，讨论对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下午，继续开会，听取意见。他们对十条政策，有的主张更宽一点，有的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中央宽大学生，而是学生是否宽大政府的问题。看来发这个文件不是时机。
晚上，常委碰头，原则上同意清理天安门方案。用工纠队比动用军队要好。
上午，我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缪、吴文昌等同志。会上，由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首先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这十条政策是：
一、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学潮，同极少数利用学潮之机制造动乱，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青年学生是出于爱国热情，冬季和愿望是纯洁的、善良的。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是由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的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惩治“官倒”、清除腐败、反对官僚主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同党和政府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对党和政府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定要充分肯定和坚决保护。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批评建议，一定要认知听取，积极采纳。
三、在学潮中，未经法定程序就上街游行示威，乃至采取罢课、静坐、绝食等等行动，即使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也是缺乏法制观念的表现。党和政府也不赞成。这样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扩大，激化矛盾，影响学校以至社会的正常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形成无政府状态，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政治动乱以可乘之机，使事态的发展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
四、对于在学潮中有过一些过激甚至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党和政府是能够谅解的，不予追究。
五、在学潮中通过各种方式声援过学生行动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绝大多数人的动机和愿望也是好的，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党和政府是谅解的，绝不会事后加以追究。
六、对于患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蓄意利用学潮，策划、组织、煽动动乱的极少数首要分子，对于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极少数人，对于向非法组织友谊提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的极少数人，必须彻底揭露，坚决依法制裁。
七、对于在动乱中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动乱中滋扰生事的流氓政治团伙，必须依法严加惩处，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应当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在首都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对于继续聚众妨碍和干扰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屡经教育拒不改正的首要分子，应依照戒严令加以处置。
九、党和政府将继续同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广泛听取意见，交流看法，增进理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十、党和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平息动乱，维护安定团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认真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搞好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继续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改进和将强教育工作，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下午3时，继续开会，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国办做了记录，摘要如下：
北京农业大学裘维蕃（教授）：“十条”政策内容很好，很必要。极少数人能发动这么大的事，使人震惊。建议由全国人大委员会立紧急社会治安法，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法律。对官倒等不能按刑法那样慢腾腾地，对动乱问题，要尽快平息。
北京大学王楚（党员、无线电系主任、教授）：原则上同意“十条”。有几点意见：参加学潮和动乱的人，不是“广大学生”，只能说是“部分学生”，不能迎合那种“参加学潮才是爱国热情”的错误概念。领导应与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对话，而不只是因为脑学潮，才去对话。学生对“一小撮“、无什么顾忌，他们主要是想保护所谓的学生领袖。重典治乱世。一些人几下子就把事煽起来了，其中必有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陶大庸（民盟中央副主席）：“十条”基调可以。另写一篇社论，充分肯定学生动机是好的。第一条可以对学生多肯定一点。绝大多数不是闹事，少部分人是胡闹。第四、五条 “不追究”很重要，大家最怕的是“追究”。第六条提法要慎重，界限要划清，不要形成误解。因为有的组织者也往往是受挑唆，上当受骗的。“十条”中应对反腐败、反官倒提出几点措施，表明这次学运对政府有推动作用。
人民大学吴树青（党员、副校长、教授）：说这次动乱是背后有人挑动、指使，多数人能接受这一看法，认为动乱违背了学生的初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台。建议：第一条，对广大青年学生，不必区分“参加的”和“不参加的”。第五条，很多群众不了解，担心戒严是针对学生的，也不了解是中央内部有人支持煽动。第六条，那些背后煽动策划的人破环作用很大，对于参与动乱的人起来从内部揭发的人，应表示欢迎。
清华大学张维（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这次徐超一开始就闹得很凶，不久就形成社会动乱。5月9日上午李鹏总理与学生对话时讲到了，就是对政府冲破工作中的遇到的阻力有帮助，有推动，下决心把反腐败、反官倒进行到底。但有些现象，令人怀疑。如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学生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按说，提出这些事情，应该去找党中央，找总书记赵紫阳，可是学生一上来就把矛盾对着政府，还指明道姓要让李鹏总理出来接见，这就令人奇怪了。这次动乱难道能叫“爱国运动”？一些人不知爱的是什么国？
社科院刘大年（年代史所所长、党员、人大常委）：这个“十条”文件对平息动乱非常重要。这场动乱超过“文化大革命”，首都这么混乱，损失这么大，为什么？第一条要坦诚地讲，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对党风、工作存在不少失误，腐败现象未消除。这些问题只有李鹏同志讲最合适，因为，这不是今年的事，是多少年来的事。一些学生希望党好，忧国忧民。这是这些多人卷进去的原因。要专门有一条讲怎么惩治腐败，使大多数人觉得有希望。
社科院何新（九三学社成员、文学所副研究员）：这次的动乱，形势严峻，后果严重，还在发展。既有自发性，也有政治力量、海外势力的支持。
学潮已过去了三个阶段，自发学潮到动乱，“五﹒四”以后，本来群众劲头已经冷了下来，但政策开明了，又闹起来了，现在又搞绝食。三个阶段，都很有特色，搞自由女神像，实在搞政治挑衅。政策再开明，对学潮评价再高，都解决不了。他们不但想把政府搞倒，而且是不把中国搞得大乱是不罢休的。形势这样动乱下去，给了学生闹事的特权。霸占天安门广场是违法的，政府还要一再去劝说和解释，法失于宽，闹事的人反而会拿政府取笑。政府必须有一系列有力措施，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
北京大学徐光宪（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失误是赵紫阳造成的，政治思想乱了，学生在学校不念书，打麻将。学生们开始是对洋流问题、黄河电子厂问题有意见，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矛头是对赵紫阳的，党内的根子在赵紫阳那里。但后来闹起事来，却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令人奇怪。
北京外语学院许国璋（党员、教授）：李鹏同志作为国家总理一直以稳健著称。这一个半月以来，政府树立了一个克制典型，对使用武力可能造成的后果，早就估计到了。使用武力并不困难，解放军并不是不能进城，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大多数学生争取过来，办法是有的。如比，定个时间，如某月某日，作为 政府对学生第一次对话，使学生感到有希望。
北京工业大学王以铭（副校长、教授、无党派）：“十条”政策发表时机应在广大 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当前条件不成熟。惩治官倒和腐败，只能点到为止。这个文件主要是解除顾虑。建议把“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话加进去。对参加了学潮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受歧视，对一些过激言行不予追究等等，还要要求基层也不要 追究。
中国人民大学张大力（党员、教授、商品学系教授）：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平息动乱。不然，给什么样的定心丸也不起作 用。现在一些学生越陷越深。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诱导，人家煽动；我们劝说，人家去发动。不平息这次北京动 乱，还会出现新的大动乱。一旦形成全国性动乱，那就是犯罪。“十条”政策是我们的善良愿望，不进行揭露，动乱平息不了。似 乎只要一说要爱国，就什么坏事也可去干了。
北京理工大学秦有方（党员、教授）：“十条”有利于争取广大学生。当前学生犹 豫观望，三分之一复课，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在校外活动。多数学生有个拐弯的问题。共产党员没有战斗力，在第一线的人说 话腰不硬，都是带病战斗。宣传报道方面，正道消息慢，小道消息快。某些表面形式上的活动不要搞，郊区流行没有什么效果。
中央歌舞剧院陈爱莲（党员、政协委员）：光区分多数少数还不行，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少数人是谁。应把少数人干坏事的事实告诉大家。极 少数人到底干了什么，应有过硬材料。多数人是观望的，卷进去的人也不少，实际上都是盲从。学潮发生后，领导也是拖拖拉拉，上边什么精神也没有，下面无所适从。“十条”出来后，马上把具体事做好，措施应是有力的。
大学赵光武（党员、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十条”尽量不伤好人，应肯定。但该揭露的也要揭露，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并正确处理。学生动不动搞学潮，不造成，正当的表达方式，应该造成。发表“十条”时，要有揭露予以配合。对“极少数人”要揭露他们的实质目的。
北京师范学院储亚平（党员、教授）：很多一些学生已经变了，不是在反腐败、反官倒了，而是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要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像这些人还要一律不予追究？党政干部也去游行，还为闹事的人出谋划策，也说既往不咎，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人说什么不是政府算我们的帐，而是我们要算政府的账。现在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挑动闹事的畅通无阻，不能对他们手软。彭真讲话比较有理。找一些无职务的同志，出面揭露他们一下。
还有的与会者作了书面发言，就是就不一一摘引了。我在听取了各位专家、学者、校长的发言后，也讲了话，根据记录摘要如下：
少数人一再煽动、制造动乱，还蒙骗一些学生搞绝食、静坐、长时期霸占天安门广场。这些人的举动使当前情况非常复杂，非常紧急。主要有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一些腐败现象有意见；二是党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闹事学生的态度上，而主要是表现在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三是国外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插手中国内政，煽风点火，企图趁机使中国西化。三者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学潮反复了几次，如“4.26”前后；“5.4”前后。当前有的人又以反对戒严为借口发动少数学生绝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个新的大反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卷进去的人也更多。情况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也很大。
有的同志要求尽快平息动乱，这是有道理的。戒严十多天了，解放军还到不了天安门。这种情况也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可能出现。有人说，既然已克制了十好几天，再忍耐几天又有何不可？要避免流血。其实，决定戒严，目的就是要尽快平息动乱，避免发生更大冲突，避免使更多的人卷进去，避免流血。但是少数动乱骨干分子，不是这样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到，关键还是要靠党，党的团结一致，党必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党内不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社会上的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出现更大混乱。
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广大群众支持，党和政府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各项政策和措施，如对于打击官倒，反对腐败等等，执行要有一个过程，对于个别腐败分子或案件，要坚决查办，但一定要依法办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随随便便抛出去，乱揭乱批，搞成某种运动形式，表面上很热闹，过后再搞平反。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
根据当前动乱情况和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有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场动乱的后面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是有人背地里秘密谋划的。 只有党内将矛盾彻底解决，这场动乱的实质和来龙去脉才会水落石出，让广大群众看清楚。所以，当前最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关于今天讨论的这个文件，大家发表了不少看法和意见。有的认为，对于参与学潮和动乱的一般学生和群众要宽一点，对学生多肯定一点；有的认为，要讲法治，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无法无天就无法治理好，所以，要考虑无边宽大的后遗症；有的同志讲到，提出这些政策，孤立地发表这些政策作用不大，还要有其他具体措施跟上才行。还有的同志认为，虽然这几条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地起到平息动乱的作用，但对动乱分子还是可以起到分化动摇的作用，对一般学生和群众可以起到安顿作用。对于个别骨干分子、死硬分子，即使不会有直接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是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也有作用。关键是使问题明朗化，突出暴露那些骨干分子、幕后支持者的真实面目。总之，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反映了社会上广大群众希望尽快平息动乱的愿望。
至于这几条政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拿出来，还要经党中央研究决定。现在在北京 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从失控情况看，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执行戒严的部队，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现在没有硬进长安街。但是，为了平息这场动乱，最终是要进去的。希望大家回去继续做好学生和群众工作，为尽快平息动乱发挥作用。
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人防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会议原则上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是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因此，会议确定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会议还讨论了我代表常委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稿。
与此同时，动乱分子也在作最后的挣扎。王军涛在北大主持“维宪会”会议，决定知识界要走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第一线，去鼓舞士气。他们安排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侯德建（台湾作曲家）、高新（北师大周报主编）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带头再度绝食，以重新挑起5月19日晚广场动乱者已宣布停止绝食活动。他们无非是故伎重演，企图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6 月2日
上午、胡启立同志来谈话。他认为自己在中央工作七年，说明他不够格，在关键时刻动摇。
下午、请江泽民同志来，共同审查了我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
江泽民同志和我一同听取汇报。王任重、丁关根与赵谈话，赵对所有问题都狡辩，连5月19日大会，都说没有人通知他。他自己不上班，不召开会议，能怪谁。
上午我请胡启立同志来谈话。他比较悲观，认为自己在中央工作七年，事实上说明他不够格，在关键时刻动摇。他说赵紫阳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对赵紫阳在胡耀邦出问题时的发言很气愤。当时赵紫阳对胡耀邦说，你如继续当总书记，我就辞去总理。胡启立希望在平息动乱后离开中央，到国务院一个专业部门去工作。
下午.我请江泽民同志来，共同审查了常委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晚上。江泽民同志和我一起听取丁关根同志的汇报。今天下午，王任重、丁关根约赵紫阳谈了话。赵紫阳几平是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狡辩，连5月19日首都大会，都说没有人通知他参加，所以，他没有出席。我们随即与启立同志核对。启立说，下午他亲自去请赵紫阳参加，赵推说头晕有病，拒绝参加了。
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提出戒严部队以隐蔽方式进人天安门的方案。截至2日凌晨3时，已有25000人进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北侧天安门与守门之间，在南面，北京东站也有先期从沙河到达的3000兵力，已形成四面对天安门包围之势。
北京市委宣传部以《认清动乱的实质和严重的必要性》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中央几大新闻单位已逐渐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昨天王军涛在他们的“维宪会”上说，“知识界要走到第一线去，鼓舞士气，推动声援活动”。今天刘晓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侯德建是台湾一位作曲家。
晚 10时55分，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中央电视台一辆吉普发生车祸，造成3人死亡，其中无一学生。天安门指挥部”马上广播造谣：“军车轧死学生”，并发动2000多人赶赴现场，围攻警察。
戒严部队被迫自卫
6月3日
情况急转直下，凌晨，戒严部队进城车辆被堵。
下午2时许，部队用催泪弹驱散在新华门前的暴徒，夺回了军车。4时，乔石□□，□□□参加。军方、北京市一致认为，不能再给□□者以喘息的机会。决定各□□队星夜兼程开进天安门广场。如果遇到武力阻拦，军队有权自卫。
整个晚上，我和乔石都在□□□。不断接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消息。部队遭到歹徒袭击。部队鸣枪自卫，各有伤亡。
罗干来报告，留在广场约有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和平撤退。我们允许他们和平撤退，至此天安门广场已被清理。
局势急转直下，戒严部队的隐蔽行动暴露。今天凌晨开始，戒严部队进城受到阻碍。歹徒们在通往始终的各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官兵，抢夺军用物资。在□□□店门前官兵被强行搜身。在永定门桥头，□□□□□□□□
建国门前，有的士兵衣服被扒光，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更为严重的是，早上7时，几辆军车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口被堵，一辆载有武器弹药的军车被暴徒包围。部队和暴徒一直相持不下，一直到下午2时，考虑到一旦武器被暴徒抢夺走，将造成严重危害。事态又发生在中南海大院之外，直接威胁到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被迫释放了催泪弹，驱散企图抢劫武器的暴徒，夺回了被暴徒围困10多小时的军车。
下午4时在勤政殿，由乔石着急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对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会议结束后，我把今晚清场的决定向江泽民、姚依林、宋平、万里等同志作了通报。他们都一致表示同意今天戒严会议关于今晚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的决定。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警察、武警部队密切协同，共同执行戒严任务。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号召学生和市民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疑惑暴徒冲进西单民航大楼工地，抢走大批钢筋、砖块等，准备巷战。
晚上6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的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保卫首都的安全。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到晚上10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又一次发布紧急通告：“当前北京的事态已十分严峻”，“暴徒随时可能制造更严重的暴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有违背者，一切后果自负。”这两份紧急通告，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6月3日整个晚上，我和乔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密切观察戒严部队和天安门广场的动态。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等则在人民大会堂，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我们部队接收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信息。沿途各路部队行动都严重受阻，特别是从西面来的部队，从复兴门到西单之间遭到暴徒以石块、砖头、钢筋袭击。有的暴徒还防火烧了军车，烧死、打死、打伤戒严部队的官兵。
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开进途中，有的官兵被歹徒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某部排长刘国庚在西单路口被暴徒打死，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尸体。某部士兵崔国政被暴徒从崇文门过街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悬挂在过街天桥上。武警士兵李国瑞被暴徒残骸后，尸体被悬挂在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某部班长王其富等十名士兵，被在歹徒将乘坐的军车翻倒，向车上扔石块、火把和燃烧瓶，六名战士被活活烧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戒严部队被迫开枪自卫还击。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6月4日
今天暴乱分子的反弹，都是零星小股，集中在复兴门到公主坟的军车上。
下午3时半，我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事已至此，必须顶下去。舆论很重要，决定加强宣传小组，由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参加；万里和阎明复抓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依林和纪云抓国务院各部委；决定北京市长发表电视讲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6月4日凌晨3时半左右，天安门清场准备工作完全就绪。4时左右，在大会堂的戒严指挥部，通过高音广播，向困守在广场的动乱分子宣布，戒严部队即将开始清场，勒令他们迅速离开天安门广场。这时，一批又一批的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逐步向四周散去。在5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金水桥以北的解放军一起出动，迅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把滞留在广场的动乱指挥部的头目和一批骨干分子、一批学生和市民压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
罗干同志从天安门指挥部来到中南海，向我、乔石和杨尚昆报告：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戒严指挥部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愿意和平撤退。我和乔石、尚昆同志考虑到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避免广场发生流血冲突，当机立断，同意广场学生和平撤退。罗干同志立即返回指挥部传达了我们的决定。5时半左右，最后滞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学生和动乱骨干分子，陆续从天安门东南角、正阳门东侧，撤出天安门广场，在撤退中没有死一人。至此，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毒瘤已被全部清除。我通知新华社立即发出消息，以通告全国和全世界。
早晨7时，中央电视台广播了解放军顺利结束天安门清场的消息。我因彻夜未眠，6时去睡了一会儿，睡到10时。有信息报来，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零星小股暴徒对解放军进行袭击。特别是在西路，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有一群暴徒对沿线的军车和装甲车大肆武力攻击，军队不得不自卫还击，继而有伤亡。
上午3时半，我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事态已从动乱发展到暴乱，中央必须坚决顶下去。现在争取舆论很重要，因为舆论一边倒，学校里不少学生和教师都对解放军开枪自卫还击一事感到不理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游行。政治局决定加强宣传小组，有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同志协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并决定由万里和明复同志将平息天安门暴乱的情况同志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姚依林和田纪云通报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长向市民发表电视讲话。
综合各方面报来的情况：从6月3日凌晨开始，当西线戒严部队向天安门进发时，从建国门到西单，暴徒设置路障，拦堵军车，殴打战士。凌晨1时许，12辆军车在燕京饭店前被围困。东线戒严部队在朝阳门被暴徒围困，乱搭乱砸。早7时，在六部口，暴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抢夺机枪和子弹。南线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陶然亭至虎坊路一带，21辆军车被围困。3日上午暴徒开始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下午5时在天安门的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头头向据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发了匕首、铁棍，命令他们“抓住军警就打死”，“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到6月3日22时起，戒严部队奉命东进，从翠微路到西单，有 12辆军车被砸被烧，歹徒用铁棍、砖头猛击战士。23时南面在虎坊桥，东北面在安定门，东南面在崇文门，东面在建国门，以及东面在煤炭工业学校前，有 400多辆军车被阻、被抢、被烧。6月4日凌晨前后焚烧军车情况愈演愈烈，开始战士只是鸣枪警告，歹徒却置之不理。在战士生命和军备物资受到更加严重威胁，已经发生大批指战员伤亡的时候，戒严部队不得不开枪自卫还击。一些歹徒还乘机抢劫商店，大搞打砸抢。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点燃了纪念堂松树墙，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门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6月3日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的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发都发生了伤亡。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
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以后，西方舆论大肆造谣说，中国戒严部队用坦克碾压学生、用机枪扫射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至少2万人，尔后，军队又把尸体送走，毁尸灭迹。柴玲本人也是被允许和平撤出广场的，她却对记者说，部队用坦克轧死了在帐篷里的200多名学生，又烧上汽油焚烧尸体。这些谣言流传很广，蒙骗了很多人。其实，那2000多名和平撤退的学生和市民，如果有良知，敢于对历史负责的话，都可以出来作证。6月4日凌晨4时左右，受广场学生委托，去与人民大会堂戒严指挥部谈判的两位代表，一名是从台湾逃亡到大陆的作曲家侯德健，另一名是北京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他们是向广场的学生传达部队允许和平撤退的人。以后，侯德健于6月12日写出了《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自经过》，公开证实天安门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没有死一个人。刘晓波后来也回忆说：“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
我们原来以为中外记者和电视摄影记者在清场时都不在广场，没有留下历史的见证。但是在时隔四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并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竟被西方某国电视台束之高阁，隐瞒四年之久。实在不能令人明白，西方所宣扬的新闻自由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不埋怨西班牙莱斯特先生领导的摄影组，也许他是被电视台主管禁止播放的。相反，我们还要非常感谢莱斯特先生等人，他们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见证。我们还要感谢日本NHK电视台，他们在 1993年6月3日，有加藤先生主持，播放了这部电视片并加以客观的评论。加藤说，从西班牙电视纪录片和侯德健先生现场的声音表现了惊人的一致，说明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是和平方式撤离的，没有死一个人。
上海、四川、新疆、内蒙古四省（区）党委和政府分别致电中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迅速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
北京一些高校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向人群送黑纱，煽动学生和市民，以佩戴黑纱表示抗议。各地高校谣言四起，一些学生情绪激动。上海有3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在交通要道设置50多处路障，致使交通瘫痪。在兰州1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卧轨阻拦火车，使铁路一度中断。
上海未动用军队
6月5日
今天主要是在天安门以外地区陆续发生打砸抢事件。李锡铭要求成立区指挥部，实行区自卫战，由解放军配合。
社会上谣言甚多，主要是不明真相。老百姓看热闹的也有伤亡，有的是持枪暴徒所为
电视台只是在节目结尾时以不引人注目的位置播送了残害军队的镜头。
目前担心的是驻守在天安门部队的士气。凌晨一时，我和王震到人大会堂看望战士。
全国各地都有打砸抢，成都发生严重的打砸抢，上海断了交通。江泽民认为北京暴乱已控制，主张上海用工人纠察队来制止动乱，维持秩序。
今天，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反弹，学生回校后就再没有出来。但是，在北京市区，特别是郊区连续发生歹徒制造的打砸抢事件。李锡铭情绪十分紧张，要求成立北京市区级戒严指挥部，实行区自为战，保卫广大居民和机关的安全。办法是以区委和政府为主，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戒严部队，加以配合。我同意李锡铭的意见，并通知戒严指挥部研究他提出的方案。今天，社会上谣言甚多，主要原因是不明真相。在局部地区与暴乱分子发生枪战时，有些无视戒严指挥部的通告，擅自上街围观的群众中也有伤亡者，帐都算到解放军头上。我们也从电视摄影纪录中发现，有些因围观而无辜伤亡者，竟是被持枪暴徒开枪乱射所造成的。
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只在电视节目结尾时，用不引人注目画面的位置，播送了歹徒残害解放军的镜头
目前我最担心的是驻守天安门广场部队的给养和住宿条件。他们执勤任务重，风吹雨淋，只能吃压缩饼干。凌晨一时，我和王震同志到人民大会堂看望部队。发动在京机关为部队送主食，战士食宿虽已有安排，但没有蔬菜吃。几万官兵都挤在大会堂各大厅内地板上睡，特别是厕所不够，大小便困难，室内空气污浊，如不迅速解决，部队难以为继。
天安门广场已全部清理干净，但通往天安门各主要交通干道线仍被暴徒阻拦。因此，目前至关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门各方的交通干线，保证部队给养畅通。
目前暴徒仍有可能在北京市区内制造大的停电、停水、停止交通的破坏行为，给市民制造更大的困难，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骚乱。成都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了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店。上海市暴徒纵火烧毁一列火车，市内交通一度中断。暴徒开始全面出动，形势也相当紧张。
江泽民同志认为北京暴乱已基本控制住，对全国动乱分子起到巨大威慑作用，因此，他主张在上海不再动用军队，而用工人纠察队来制止动乱，恢复和稳定社会正常秩序。我同意泽民同志的意见。上海市长朱镕基才从国外访问回来。吴邦国和黄菊同志一直主持上海制止动乱的工作，甚为得力。泽民同志当晚打电话给朱镕基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上海不动用军队，而依靠工人纠察队的决定。
“高自联”头目郭海峰已被抓获，但其他重要头目，如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仍下落不明。
在北京，暴徒破坏活动仍在继续，当日焚烧军车41辆，烧砸其他各种车辆389辆。一伙暴徒在和平街北口公关汽车站焚烧28辆公交车，叫嚣“要让北京市交通瘫痪”。
告全国人民书
6月6日
9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参加戒严工作会议，做出一些决定：
（一）北京各区成立分指挥部，与驻军联防。
（二）天安门军队向东西方向疏散，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接待。
（三）为了改善中央电视台状况，中央准备派代表指导工作。
（四）市区实行宵禁。
（五）全力打通全市交通线，保卫公共设施。
戒严部队调一半兵力撤出天安门，在长安街东西交通线防守。
我于今晚7时半，动员国务院所属24个单位腾房。
由于电视台播放了暴乱的录像片，许多人观点发生了变化。
布什表态很坏，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决定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往，停止军事人员互访，鼓励赴美留学生留在美国等等。
今天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指出一个多月来，少数人在首都制造的动乱已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果断地平息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插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这份文件是泽民同志主持起草，经过我和其他常委同志同意发出的，现摘要如下：
目前，首都北京形势严峻，一个多月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6月3日凌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了种种暴行。他们进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公然喊出 “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号，公然叫嚣“要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党徒”。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总之，他们是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
众所周知，一个多月来，政府对至少数人蒙蔽群众制造的动乱一再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但是极少数人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变本加厉进行活动，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暴乱。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措施，坚决平息这场暴乱。在平息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面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包括解放军和武警战士。这事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这样做，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因此，果断地平息这场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我们已经取得了平息暴乱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乱还未完全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是绝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制造种种事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务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相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要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乱。共产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干部群众职工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保障供给，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正常秩序。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强正面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为稳定局势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同心同德把建设和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上午，我参加了戒严指挥部的会议，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一些决定：
（一）北京各区成立戒严分指挥部，并与驻军联防，并先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海淀和朝阳六个区实施。
（二）集中在天安门的军队逐步撤离，进驻城区各主要交通要道和据点，由中央出面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腾出房子接待军队。
（三）为了改善中央电视台宣传工作不得力状况，准备派中央代表去指导工作。广电部部长艾知生同志要求先不派人，由广电部自行派得力人员加强领导，故中央改派联络员。
（四）市区继续实行交通管制。
（五）全力打通市区内各交通干线，并大力保卫电、水、气等公共设施的安全。
会后，戒严指挥部命令从天安门调出一半兵力，约2.5万人，驻守在东西长安街一线，负责打通交通干线。
今晚7时半，我在中南海开会，向国务院所属24个单位作了动员，要求沿东西长安街各国家党政机关腾房接待解放军，得到与会同志全力支持。我在会上的讲话要点是：
从6月3日开始在北京发生的这一场反革命暴乱，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是关系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存亡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同志们在接受戒严部队安排住宿任务的时候，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6月3日，解放军奉命进程，在进程过程中，解放军的军车被堵截、被烧毁、战士遭到殴打。当时解放军是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但是同志们可以看看，歹徒们是多么残暴的对待我们的解放军！电视和报纸将把这些情况一幕一幕地展示在大家面前。在部队行动过程中，一方面是歹徒袭击解放军，另一方面是解放军进行自卫还击。现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和解放军是有对立情绪的。但是，作为我们多年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从国家和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大前提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国家交给他们？如果不愿意，只有一条路，就是支持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
现在北京市面临的是人民的安全问题。因为这些歹徒抢走了不少的枪支，他们不仅袭击解放军，而且到处为非作歹。昨天发生了焚烧公共汽车的事件，造成全城的交通断绝。他们还扬言要破环电厂、水源、煤气等公共设施。打砸商店也不断发生。这就表明暴乱分子要在破坏生产和人民生活上下手，把北京搞瘫痪。
现在，解放军已经固守在天安门一带，那里是安全的。天安门是共和国的象征，是不会再被这些歹徒夺回去的！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打通东西长安街两条交通干线，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当然，我也知道，机关里有一些同志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这就要靠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保证戒严部队顺利执行任务，沿东西长安街的国务院和中直的二十多个单位要接受解放军进驻你们大院的任务。解放军不会干涉你们的正常业务，你们只是给解放军提供一个驻地，便于他们执行戒严。你们应该以非常欢迎的态度来迎接解放军。有什么困难也必须克服。我想，这是对我们国务院各部门在这场动乱中的一个考验。解放军并不要求太好的房子，有住的地方，有水喝，有饭吃，有一份热菜热汤就行。解放军首先把这个交通要道打通，然后巩固局势，平息这样暴乱就有了保证。
在我讲完话后，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说，下面我们就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接待戒严部队的任务。
由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暴徒在暴乱现场残害解放军的录像，许多人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开始理解和同情解放军。
6月 7日
下午5时，在尚昆同志处开会，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一天内打通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一线。戒严指挥部撤出人民大会堂。2时半，沈阳部队 115师包围了外交公寓，因为有人从那里射击，打死一名战士，打伤三名。为避免国际争端，我直接给迟浩田打电话，要部队撤出，3时半解围。宣布“高自联”、“工自联”非法，对头头要求投案自首。
电视播放了总政一组纪录片，记录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袁木谈话后，效果不错。
6 月5日，方励之已透过美国大使馆，要求保护，其洋奴嘴脸已暴露无遗。
法国表现最坏，罗卡尔宣布和中国中止一切级别上的关系。瑞典也拒绝李先念主席的访问。国际上对我施加压力。
在天安门广场平息暴乱以后，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向中国施压。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停止中美军事合作，取消对中国国防部长的邀请，停止对华出口武器。延长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纽约市单方面终止与北京的姊妹城市关系。美国洛费曼公司撤退40名在华专家，该公司正在执行中美间最大的军事合作项目，即歼8-2歼击机性能的改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发表谈话，强烈谴责中共政府。法国表现也很坏，总理罗卡尔宣布中止和中国一切级别上的官方往来。瑞典政府公开表示，拒绝李先念主席的访问。国际上联合起来对我国施加压力。西方领导人亲自出马为动乱分子打气，说“这是以此为了自由而进行的运动”，是“一场争取博爱的战斗”，“表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在香港和澳门也发生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昨天下午，袁木在中南海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发生暴乱的事实真相。袁木说，在这场暴乱中，军队和地方死亡人数加起来是 300人，其中包括戒严部队的官兵，包括一些罪有应得的歹徒（多数是刑满释放分子、地痞、流氓、外来进京不明身份的人），也有一些学生和误伤的群众。至今还有400多名部队官兵失踪，生死不明。对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制裁，一是我们不怕，二是外国政治家应有一点长远观点，中国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
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暴乱真相》、《血与火的考验》等专题新闻片。广大群众从电视中逐步了解这场动乱和暴乱的事实真相，更加拥护采取果断措施，认为一举平息这场动乱和暴乱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播放电视片和记者招待会均收到较好的效果。
上午，吕培俭同志报告，经他亲自核查，赵二军在海南确实X官倒，利用关系拿到批件，从南韩购买1600多辆小汽车，从中谋取暴利。另接到报告，赵二军已于5 月25日办好香港定居证，可能已经出境。
军委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一天内打通天安门东西安街的交通线，戒严指挥部撤出人民大会堂。大约在 2时半左右，我的秘书急急忙忙向我报告，沈阳军区部队 115师包围了建国门外交公寓，要向公寓射击。原因是有人从公寓内打黑枪，向正在行进的部队开枪射击，打死战士一名，打伤三名，因而激起战士愤怒，要求举枪还击。我当即与迟浩田总长通了电话，在国际社会多个国家已对我国采取孤立政策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引发国际事端，我要求部队忍辱负重，撤出对外交公寓的包围。迟总长同意照办。我还不放心，又亲自打电话给外交部，派一位司长到现场，直接向115师传达我的指示，要他们撤离。3时半，去现场的外交部杨鹤雄副司长向我报告，115师已撤离，外交公寓已解围。因为这件事处理得当，没有扩大事端，未给西方找到攻击中国更多的借口。我向尚昆同志建议，遇到这类突发事件，军委应有个规定，下面部队才好执行。总参立即作了十二条规定，明确规定部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自卫还击。公安部宣布，组织动乱和暴乱的“高自联”、 “工自联”为非法组织，这两个组织的头目要限期投案自首。
6月5日，北大教授、自由化分子，动乱的幕后指挥着方励之和李淑娴已逃到美国大使馆，要求保护，其洋奴嘴脸已暴露无遗。美驻华使馆已将他们收留，进行庇护。
6月8日
今天北京的形势又比昨天好一些。
下午，通过邓办，把三天以来的情况和目前采取的措施都详细报告了邓。
上午10时，去人民大会堂，看望解放军。同时登上楼顶了解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今天交通开发的实况。看来，是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的。
今天电视，又放了一些揭露暴徒的镜头，效果较好。
今天的形势又比昨天好一些。军民一起消除长安街路障和垃圾，天安门广场很快就可以恢复通行。
今天是端午节，饭桌上端上粽子，朱琳听不得有人说解放军的任何不是。昨晚部队在外交公寓遭枪击，她十分气愤，认为解放军有权还击。在整个动乱过程中，朱琳始终伴随着我，日夜不离，同甘共苦，给我鼓励和力量，真是患难与共。
上午10时，我去人民大会堂，看望驻守在那里的解放军。同时登上大会堂楼顶，俯视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今天交通开放后的实况，看到车辆来往已恢复正常，心中感到甚为欣慰。暴徒大势已去，反扑已不可能，北京已不会发生大的反复了。
今天晚间中央电视台又播放了一些揭露暴徒的镜头，对争取人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我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紧急约见美驻华大使李洁明，就美国驻华大使馆给予方励之和李淑娴所谓“保护”事，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这一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也是违反中国有关法律的。对此，中方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的抗议。
后来，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法教授阿尔弗雷德۰鲁宾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李淑娴是干涉中国内政，违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文章说：
布什总统在6月8日记者招待会上断言，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及其妻李淑娴是合法的，因为方先生的生命收到威胁。显然，这种解释是谬误的。一些人如为了逃避暴徒或其他非法行动，受到外交庇护是合乎人道主义原则的。此原则对方励之案件并不适合。世界法庭1956年的决定，秘鲁的阿亚۰德拉拖雷在政变失败后逃到哥伦比亚驻秘鲁大使馆避难，因而形成了对那个国家权限内事务的一种干涉。结果，哥伦比亚败诉了。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刊登《方励之进美国大使馆记详》一文。该文是根据美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林培瑞提高的资料写成的。内容如下：
戒严令颁布后，方氏一家就感到他们处境危险。6月4日午前，林培瑞驱车去方家。林培瑞问他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李淑娴说如真的需要，她会打电话说“请孩子们过来玩”。到了下午5点钟，李淑娴打电话来，说“请孩子们过来玩”，于是林培瑞又到了方家。他们找了车，开到香格里拉饭店。林用自己的名字租了个房间，给房家三个人住。第二天早上，林培瑞找了他自己雇的车和司机，开车去美使馆。使馆问方，为什么要住进来？方回答说，朋友告诉他，在黑名单中，他与李淑娴被列在第一、二位。他说能不能在使馆住几天，等气氛缓和一点再出去。美使馆官员说，政治避难是给一些到了美国本土的人的保护，在使馆内不能有这种保护，但有一种类别的保护，叫“临时难民”，是可以考虑提供的。方提出美国使馆能不能给他们绿卡，这样离开中国可能容易些。使馆人员说，使馆没有权发给绿卡，但可以发给签证。于是，方家三人就办了去美国的签证。到了晚上，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方励之去了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在这之前，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这一消息。
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
6月9日
下午3时，小平同志接见解放军参加戒严的军以上的干部。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和老同志都参加了。这一亮相使许多谣言不攻自破，如邓已死、李打伤、杨逃跑等。邓讲，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今后要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十三大精神不变，改革开放要更快更好。
5 时，常委碰头，同意对方励之实行通缉，目的是迫使方滞留在美国使馆；同意以李、乔、姚三人名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
晚上，我按小平同志的讲话修改报告稿。
在整个动乱过程中，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平息暴乱之后，“美国之音”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报道，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印象。亚行会议之后，许多西方记者乘机滞留在北京继续采访。当时由于中共政府自顾不暇，无力管理这些外国记者，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大批西方记者发布了大量煽动和支持动乱的报道。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共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下午3时，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解放军参加戒严部队军以上的干部。常委中我和乔石、姚依林，老同志中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同志和军委委员都参加了接见并合影留念。在接见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历史性讲话。他深刻分析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是极少数人先搞动乱，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说军（几个字不清，猜测是“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国家的钢铁长城。他还说，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早来要比晚来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江泽民同志因为还没有正式担任总书记，根据他本人意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中共领导人集体亮相，使香港报刊报道的许多谣言，如他们造谣说邓小平已经去世。李鹏被自己的警卫打伤、杨尚昆已经逃跑等等，不攻自破。小平 同志特别强调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的坚持，失误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小平同志充满信心的预言，我们的事业前进的步伐将迈的更稳更好，甚至更快。现将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摘要如下：
同志们辛苦了！（热烈鼓掌）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 的风波多，懂得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主要是定了性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 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动乱”这两个字厉害，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 两个字，要修改的也就是这两个字。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 乱，也是必然的。主要的难点在于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于出手。一些同志只看成是单纯对人民的问题，不了解对方不是人民，是一些反动的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
他们的根本口号：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打倒社会主义，还有打倒邓小平。他们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共和国。他们提出反腐败的口号，这是他们的陪衬。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死伤很多人，武器也被抢去了。这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我们考试及格。如果是用坦克从人群中轧过去，就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导员。尽管损失令人心痛，但可以赢得人民，分化是非不明的人，使他们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血染北京的是解放军还是别人，流血的是谁。以后在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取了，应该采取坚决手段。该开枪自卫的就开枪，否则就不像人民解放军了。我么的指战员被打倒在地，那点路障能够挡住吗！这表明，不管受到多么大的损失，我们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这次事件暴发出来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
回想过去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是不是因为发生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第一个翻番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番时间是12年。再往后五十年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考虑，因为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点儿就够了。我想我们没有作出一种 “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它是失败的。而且，在今后61年当中，在15亿左右人口的国家，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能够做到的。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有了艰苦创业精神，腐败现象也可以消除很多，这是我们的传统。我对外国人讲，10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人民当中的教育，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但1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否则我们没有前途，取得这个成绩是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必然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是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打击经济犯罪。但回头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我们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句话要坚持，不能改。在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多一点计划性，在另一个时期多一点市场调节，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请常委们研究。这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
总结过去 10 年，我们的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都是对的。要说改革，就是改得不够。我们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权鼎立。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七十年代闹学潮，派了一师去占领。他们的办法比我们高明，一出现就马上压下去，不使他们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照样干。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下午5点，召开常委碰头会，会议确定6月1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月20日左右召开中央全会，并一致同意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人联名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决定由公安部对方励之发布通缉令，一迫使方励之暂时滞留在美国驻华使馆，不采取强制逮捕的措施。
晚上，我听取尉健行部长到广东查案的汇报。已查明赵的长子和佛山无线电公司勾结，共同倒卖彩电获利1600万元。批件是赵紫阳亲自批的，再由进口办办理，发放了许可证的，尉健行还向我展示了赵紫阳的原批文。
深夜，按小平同志今天讲话的精神，我再次修改了在扩大会议的报告稿。
6月10日
北京情况，日趋好转。交通和供应开始恢复正常。当前首要的是揭发检举坏人，继续做好舆论宣传，使广大群众真正转到党的立场一般来。
今天晨6时起床，继续修改报告稿，直到下午4时，全部改了一遍。
北京社会秩序进一步好转，交通和供应开始恢复正常，粮食已克服脱销现象，副食品供应充足，145条公共汽车线已开通，但商店一般开门晚，关门早，居民仍有恐惧感。当前首要的是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坏人，收缴失散的枪支，以保障社会的安全。同时继续做好舆论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都能够转到党中央这一边来。
我今天早晨6时起床，继续修改报告稿，直到下午4时，全部改了一遍。然后我又批阅了许多文件。
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高校一位青年教师，作为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者发表谈话，严厉驳斥“美国之音” 关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打死3000多人的可耻造谣。他说，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中未向群众开枪。凌晨4时左右，候德健等四人与部队进行接触，部队同意他们和平撤出。侯德健回到广场，学生就是否撤离问题，以喊话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撤离的声音明显大于坚持。最后，学生打着旗帜从广场东南角缓缓撤出。
北京市对这次暴乱中所有丧生者都作了妥善的处理。据北京市民政、公安和卫生部门反复核查，在这次暴乱中，死亡人数共计313人。其中大学生42人，部队官兵 23人，还有少量工人，干部和居民；不明身份者多达114人之多，看来，这些人多是外地的无业游民，也有一部分是刑满释放人员。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清理天安门纪实》中，那个大连星海铝厂的业务员肖兵曾在6月5日造谣说，“在广场上，我看见了用坦克车轧，轧成肉浆，还用枪打。”他还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说：死了2万多。“此人回到大连，很快就被当地群众举报，被依法逮捕了。这说明人民群众觉悟是高的，是拥护党和政府一举平息暴乱的。
6 月11日
下午4时半至7时看了常委碰头会，北京和全国形势都趋于稳定。决定星期二召开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部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星期二召开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部长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工作，以国务院全体会议名义公开发表会议内容。
晚上，批完文件，并对报告第二稿作了修改，发给常委和老同志，征求意见。
我今天一直睡到上午11点，是40多年来睡的最长最热的一次。下午4时半至7时，我召开了常委碰头会。会议认为北京和全国都趋于稳定，会议决定星期二召开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当前的工作的部署，以国务院全体会议名义公开发表这次会议内容。
晚上，我批阅积压的文件，并对常委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第二稿作了修改，当晚发到江泽民同志、各位常委和老同志处，征求他们对报告的意见。
各省市区党委和政府，各中央和国家部委都已致电或写报告给中央，对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动乱和暴乱，表示坚决拥护。
6月12日
上午，批阅文件。下午，分别找周南、齐怀远、黄毅诚、胡平、曾宪林、朱良和倪志福同志谈话，通报情况，为明天会议作准备。
晚上，由我向秘书口授了明天的发言提纲。
上午，我继续批阅国办和中央送来的文件。
下午，我分别找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外办主任齐怀远、能源部部长黄毅成、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商业部部长胡平、轻工部
部长曾宪林、中联部部长朱良和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同志来谈话，了解有关机关干部的思想情况，以及各单位的业务工作，
为明天会议做一些准备。晚上我向秘书口授了明天的发言提纲。
今天，乔石、姚依林、宋平、田纪云。温家宝等同志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戒严部队和武警受伤的官兵。宋任穷同志和部分
中顾委常委也到天安门慰问戒严部队。
6月13日
上午9时，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传达小平同志讲话。我讲了话。
晚上，开碰头会，尚昆同志传达小平同志意见。一、中央明确调江泽民和李瑞环到中央工作。二、扩大会议只由李鹏同志一人做报告。（缺一行）
我又开了工作班子碰头会，等各方工作转入正常会议后，不再碰头了。
上午9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部、委、办部长级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小平同志6月9日的讲话。我在讲话中强调要大家消除模糊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上来。我要求当前要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是关系到我们的党、我们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一场严重的斗争。事态不断地发展，由学潮发展到动乱，有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5 月中旬以后，北京实际上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且动乱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蔓延到全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不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就不可能平息这场可能蔓延全国的反革命暴乱。
6月4日，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对天安门广场实行了清场，结束了天安门广场被占领40多天的混乱状况。平息反革命暴乱第二阶段工作已经顺利展开，北京市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也开始得到恢复。由于当地省、常委和政府及时组织的工人纠察队，配合了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使动乱得以一举平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党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是服从指挥的；中共政府也是稳定的，能够有效的履行政府的职责。
对今后的工作，要求各部门要继续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部署，坚守工作岗位，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努力完成今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当前，特别要做好以下六项工作：
第一，要继续稳定物价。今年稳定物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物价已趋于稳定和有所回落。控制物价的任务相当艰巨，不能松动。
第二，要争取今年的农业生产有个好的收成。夏粮可能取得好收成，达到1865亿斤。今年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农副产品收购的贷款。要克服打白条子的现象，使夏粮征购能够顺利进行。
第三，要继续做好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工作。今后不仅要调整基本建设结构，还要进一步调整生产结构；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来扶持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关系的骨干企业，用于生产市场上供应紧俏产品的企业。号召工人阶级发扬在主人翁精神，搞好生产，把由于动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在平息暴乱之后，我们要切切实实采取措施克服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进一步整顿公司，惩治官倒，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政风建设，克服官僚主义，让广大人民真正感觉到我们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第四，我借此机会，向我们的舆论界，宣传界提出一点要求。在这次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首都的舆论界还是配合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的。
但是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这场动乱中对新闻界进行了错误的导向，使一些新闻单位一时失去了方向。这也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舆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内外的敌人给我们造了大量的谣言，蒙蔽了事实真相。所以，在今天的会议 上，我想向我们的舆论界、新闻界提出，要迅速地站到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来，把思想统一到小平同志的讲话 精神上，积极投入到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上来。
第五，我们的外加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好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不会因为发生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而有所改变。现在外交工作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在国际 上掀起了一股反华的热潮，西方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应该严正地告诉他们 ，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的。对外来的压力，我们一定要顶住。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六十年代我们就遇到过一次。这一次的规模不会太大，时间也不会太长。
最后一点，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坚持“三 步走”的发展战略，坚持十三大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次从动乱到暴乱，教训是很深刻的。其中很 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个时期放松了“四个坚持”，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面前，希望大家都能够经受住考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彻底平息这场暴乱，为顺利达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作出贡献。
姚依林同志也讲了话：
小平同志在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必须用这个讲话来统一我们全党的思想。小平同志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为什么要采取戒严措施；二是讲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对这个讲话 要进行一次认真学习，务必把这个讲话学好，把认识统一到讲话上来，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
在学习中可能会有若干问题提出来。比如，学生要求我们 承认他们是民主爱国运动，承认他们的组织是合法的，我们退一步行不行呢？如果退一步，中国的反对党就公开出现了。妄图推翻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这不是打算一 个步骤完成的，而是分几个步骤。我们如果退一步，承认他们的组织，就是承认他们在一些地方的夺权，搞垮了一部分党组织，中国就开始有公开的合法的反对派 了。如果再退一步，就走上了波兰的道路。所以，这一步退不退，是我们党、我们国家不变颜色的关键。当然并不是退一步，我们国家就立刻垮台，而是向资产阶级 共和国的方向走了一步。我们有一些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想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他们得逞了，能不能建立成一个同 英美等并驾齐驱的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我看，那只是幻想。最后中国只能是变成一个依附于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国家存在于 世界。所以，我们坚决不能退，就是关键的一步。这些问题，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引导党员共同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一手抓工作，一手抓学习，两手抓，就 从现在做起来。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同意调江泽民和李瑞环到中央工作，这次政 治局扩大会议由李鹏同志作报告。原先确定由姚依林同志谈经济问题，根据小平同志意见，决定取消了，理由是集中谈动乱，避免由于经济问题上发生争论，影响会 议主题。近来，有些老同志认为，赵紫阳不但政治上犯有自由化错误，经济上也在搞私有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陈云同志在“报告”送审稿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 思。他批示：“对于经济工作的失误，赵紫阳同志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在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上已有重大突破。老同志们经过反复协商已达成一致意见。邓小 平和陈云同志已同意李瑞环和宋平同志同时进入常委。聂荣臻元帅至今小平同声明，对在这次暴乱中搞打砸抢的社会残渣余孽，要进行彻底清理，不要手软。
今 天，北京日报刊登北大一名学生的来信说，王丹在北大办“民主沙龙”已坚持一年多了。主要是介绍方励之、李淑娴的观点，还请英国驻华大使洛德夫妇来讲演。来 信说，“4月18日凌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请愿，已很累了，很想回校，王丹两次打电话，回来传达李淑娴的指示：‘要坚持，北大队伍马上就到。’4月 26日，我们都被《社论》惊呆了，王丹从李淑娴那里回来说，我们要改变斗争策略，动员群众和政府干。5月13日，绝食开始后，15日王丹到广场，样子一点 也不疲倦，听说还不断进餐，在蓟门饭店包了单间。王丹说这次绝食最低目标是承认'高治联'，为方励之平反；最高目标是建立‘多元化政体’。”从这封来信反 映了方励之、李淑娴是怎样通过王丹等制造动乱的。
(缺页)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党的十三 大总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也是不会变的。在这里我还想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多年来形 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不会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还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确实有思 想转弯子的问题。因为这场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开始是学潮，后来是动乱，以后发展到反革命暴乱。暴乱真相正在被逐步显露出来。
我 们曾在动乱的那个阶级，级民主党派的同志们通过气，说问题出在党内。从动乱发展到暴乱后，就不能完全这么讲了。党内是一个因素，由于总书记赵紫阳的错误指 导思想，对动乱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有几次党和政府本来能够把动乱消除在萌芽状态的，但是没有做到。“四二六”社论出来后，尽管已经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动 乱，但仍然可以阻止事态的发展。坦率地讲，那时候中央统战部向民主党个别同志传递的信息，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我觉得，在认识问题，思想上确实有一个“转弯 子”的问题。希望通过学习能转到与学中央保持一致。这场动乱、暴乱已经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制 度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这场动乱的原因，有国际背景，叫国际大气侯；也有国内原因，叫国内小气侯。大家都很清楚，在这次动乱，暴乱中有西 方插手，有些是西方政府，有些是西方舆论。
现在暴乱是基本平息了。 这场暴乱波及到一些城市。上海采用工作纠察队、公安干警、武警部队统一行动的办法，平息了动乱。有人问，北京是否也能用工人纠察队的办法来平息动乱呢？这是不可能的，试过了，根本不行。 而上海可以这么做，也是戒严部队平息了北京暴乱这个背景下才做到的。
现在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国际有一股反华浪潮，西方媒体造了大 量的谣言，蛊惑人心，说什么中国军队镇压群众，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有些华侨在明白事实真相后，主动给海外亲属写信，告诉他们事实真相，这就是做工作 嘛。各民主党派在社会有自己的影响，可以做基层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去做所联系的群众的工作。
我们像过去一样，共同携手做工作，取得 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前一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彻底，这次要进行一次反对自由化思想的教育。参加过流行示威的学生只是一个受教育的问题。但是有的 学生一旦参加了打砸抢烧，他就触犯了法律，就要承担责任。但如果仅仅是参加流行、罢课、绝食、有过激言行，都可以不予追究。
在这次 学潮中，甚至在动乱期间，民主党派的同志都向党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如加快民主进程，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等，党和政府下决心要和大家一道，切切实实 地采取措施，消除这些群众不满的现象。我们是人民政府，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党，不会因为平息了动乱就一风吹。该办的事要继续办，坚决办。
（缺一行）大会议报告中加上他的名字，这样，将以李、乔、胡、姚 四人的名义向局扩大会议作报告，这就显示常委的绝大多数人意见是一致的，有利于会议的顺利召开。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胡启立同志表现是良好的。
李先念、彭真、王震等老同志写信给中央，要对煽动和制造动乱的严家其、包遵信等“三会一所”的核心骨干分子，依法拘审，不能让他们都跑掉，否则兵器 无穷。
王任重、方毅等代表全国政协，到医院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和伤员。
在崇文门过街天桥残害战士崔国政的暴徒赵跃堂、杨世增、李卫东已经被抓获。赵是湖北荆州地区流窜到京的农民，杨是北京某医院工人，李是北京无业人 员，曾被公安机关扣留过。
第五章
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的诞生
（1989年6月15日至24 日）
【内容提要】
第五章记述了从6月15日至6月24日的情况。在这一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这场动乱和暴乱作出政治结论。
6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我作了关于赵紫阳在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赞同。赵紫阳也作了自我辩解性发言，遭到与会者 的反对。
6月23日，有历史意义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暴乱的报告，会议通过对赵紫阳等犯错误的同志组 织处理的决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增补李瑞环、宋平为政治局常委。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代新的领导集体正式诞生。
6 月15日
上午10时，李瑞环同志来谈。我向他透露，他抓意识形态。
下午3时半，我去尚昆同志处，谈了对阎明复问题的反映。杨说，今天先念同志已提出，邓同意阎退出中央。
4时，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新班子会议，定于19日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三天。23日、24日召开中央全会，解决新的问题。
上午10时，李瑞环同志由天津来，首先到我办公室。我向他说，中央要调他到中央来工作，提名进常委，分工抓意识形态。他表示有点为难。他说，以本人 的常识和能力很难胜任这一工作。再说中央派一个木匠出身的人抓文化思想工作，恐怕影响不好。我想，这是他谦虚的话。小平同志对我说过，瑞环读了许多古书， 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所以，我鼓励他勇挑重担。
李先念同志已向中央提出要处理阎明复同志的问题，小平同志表示赞同阎明复退出中央书记处。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俄文翻译。他是东 北军地下党阎宝航民志的儿子，与刘澜波同志也很熟。他的姐姐阎明光是原电力部副部长黄宇齐同志的妻子。黄宇齐在动乱初期，支持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钦本立， 表现也不够好。我和阎明复一家人也较熟悉。我真无法理解，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出来的人，在关键时刻立场不稳，竟站到支持动乱一边去了。同时我也 实在为他感到惋惜。
下午4时，由江泽民同志主持，举行常委新班子非正式会议。会议确定，于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期三天，22日休会，23日、24日召开中央全 会，从组织上解决赵紫阳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1987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 免职和产生。所以，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这一段时间，我从出发，也不退嫌，更不敢有所怠慢，继续夜以继日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我也注意随 时向江泽民同志通气，请他参加了每一次的常委碰头会。
习仲勋等15位人大副委员长到人大会堂东门外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并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部队伤员。这是一件秀重要的举动，说明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旦弄 清了事实真相，就立刻站到党的一边来了。
为悼念武警战士李国瑞烈士，自发前来阜成门立交桥的群众成千上万，络绎不绝，表示对烈士深切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
残害李国瑞烈士的暴徒孟多已被抓获归案。阵多是北京无业人员，因扒窃被劳教三年。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攻击解放军、搞打砸抢的歹徒，主要是那些以前 有过犯罪行为，（此处三字不清晰，录入者）恨国家和政府的人。
建立第三代领导核心
6月16日
上午10时，去邓处，有11人，即：江、李、乔、姚、宋、李、杨、万。共谈1小时15分钟。
邓说，今天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中央集体领导。在延安以前没有一个成熟的集体领导。第一代是毛主席为首的。第二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以我 （邓）为首的。第三代以江为核心。今后，只要新的班子建立起新的秩序后，我（邓）即不再过问大家的事。邓说当前一是彻底平息动乱，二是防止经济滑坡，12 年再翻一番。二是做几件人民最满意的事，如开放、治理腐败。
下午，我对袁木起草的报告修改稿（第三稿）作了修改。晚上8时半，新常委进行了讨论，基本通过。
上午10时，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等都参加了，会议共进行1小时15分钟。小平同志 说，今天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中央集体领导。在中央到达延安以前，党中央没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由毛、周、刘、朱、任（后来是陈云）组成。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指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实际上是以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比过来比过去，在现有人选中，还是江泽民同志最合适。今后，在新的班子 建立起正常工作秩序以后，我即不再过问中央的事。对当前抓的工作，邓小平要求，一是彻底平息动乱，防止经济滑坡，做到12年经济再翻一番。二是做几件人民 最满意的事，如加大开放力度和治理腐败。在经济问题上，小平同志要求两年内不争论。他还宣布，以后他不再会见外宾。
下午，我对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第三稿又做了修改，晚上8时半，新的班子对报告稿进行了讨论，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报告得到 新班子原则通过。
今天，钱学森，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咋中国科协举办的座 谈会上表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深刻指明了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实质，表达了全国九百万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愿。他们在发言中还谴责了方励之的卖国行径。
6 月17日
上午 10时，我约王任重和 丁关根同志来，请他们与紫阳谈话。下午4时，他们谈了。赵表示，开会时听完批评后，准备发言。他只对定性和材料事实表示意见，中央全会他可能不参加。
下午，我约王炳乾和李贵鲜来谈财政与金融。李估计到六月底，可回笼20亿元，比去年多。王说，财政收大于支，尚有100亿税款未 收回。
晚上，我约顾林方和贾春旺来谈话，目前查处动乱头头还没有大的进 展。
上午 10时，我约王任重和丁关根同志来，请他们与赵紫阳谈话，通知 赵紫阳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希望赵紫阳能端正态度，回到中央正确的立场上来。下午4时，王任重、丁关根与赵紫阳谈了话。赵紫阳表示要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会 上听完批评后，他准备要发言，并对报告内容提出申辩。他希望对他的问题的定性不要有文字的表述，写实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赵紫阳的政治经验丰富，想为日后 的翻案留下伏笔。
下午，我约王炳乾和李贵鲜来谈财政与金融问题。李贵鲜 估计，到6月底尚可回笼货币20亿元，比去年多回笼100亿元，金融情况是好的。王炳乾说，1至5月份财政收大于支20亿，尚有100亿税款未收回。财政 情况也比预想的要好一些。
今天，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民主党派 负责人座谈会。与会人员一致表示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同时希望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少数暴乱分子和幕后策划者要严惩不贷，对广大不明真相的学 生，要多做深入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乔石同志代表中央讲了话，对大家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我认为，这次动乱不同程度卷进去这样多的人有学生、干部 和市民，大多数属于不明真相、受蒙蔽的人。所以要团结大多数。
6月18日
上午，江 开常委会。杨说，李先念和薄一波提出，对赵要一抹到底。常委认为，已定了，不再变。下午，王震也来说，要取消赵的中委资格。我提议对赵继续审查，这可能缓 解老同志不满。
目前西方国家普遍对我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想在开放 上有更大的作为，不太切合实际。万里说，人大常委取消了对公司整顿的议题，会议决定由北京市长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
下午，我把报告稿又修改一遍，使事实都能站的住，同时避免使用过激的言词。
上午，新班子开常委会，由江泽民同志主持，讨论李先念和薄一波同志提出的建议，对赵紫阳的职务一抹到底，中央委员也不保留。王震 同志也提出取消赵紫阳中委的意见。大家商量，保留赵紫阳的中委方案已定，不宜再变。我说，全会可决定对赵紫阳继续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再作进一步处理。我 的建议可能缓和老同志对保留赵紫阳中委的情绪。对赵的两个儿子搞投机倒把的材料，常委多数同志认为不上大会，担心成为爆炸性新闻，转移讨论赵紫阳政治错误 的大方向。
目前西方国家普遍对我国施加压力，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小 平同志想在开放上立即有更大的作为，可能难以办到，万里在会上说，人大常委会上取消了整顿公司的议题，但（看不清2字）由北京市长就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和 暴乱作报告的议题。
下午，我把报告稿又修改一遍，要使报告中的事实都能 站的住脚，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避免使用过激的言词。
政治 局扩大会议
6 月19日
今天开始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乔石主持，我代表乔、胡、姚共4人联合发言。然后，李锡铭、秦基伟同志作了发言。
下午，会见三位烈士的亲属。晚上，会见金日成的特使许錟，向他通报了北京的暴乱，只说到赵不能再当总书记了。
晚8时半，江主持新班子碰头，仍然决定赵保留中委，胡保留政治局委员。
上午，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乔石同志主持，我代表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四位常委作《关于赵紫阳在反党反 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下午，由我和乔石，姚依林同志在紫光 阁会见在平暴中英勇牺牲的三位烈士的亲属。三位烈士是刘国庚、崔国政和李国瑞。我对烈士亲属讲，这些烈士在平暴中立了功，党和人民感谢他们。我又说，在近 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央一直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在世界上还找不出这样的国家。只是在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戒严部队才进行了自卫。中央已制定了明确政策，认定 被卷入这场动乱的大多数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对那些搞了严重打砸抢的，残害解放军的才坚决予以打击。
晚6时，我在中南海会见朝鲜金日成的特殊、朝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许錟。金日成对北京发生的暴乱十分关心。我想许錟通报了动乱和 平暴的详细情况，说中央正在开会，总结这一事件。我向许通报，赵紫阳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再当总书记了。许錟询问胡启立的情况，我说胡启立也有缺点和错误， 但未定怎样处理。
晚8时半，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新班子碰头会，仍然确定 对赵紫阳保留中委，对胡启立保留政治局委员。
6月20日
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口 头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有宋任穷、王震、邓颖超、徐向前、万里等同志。紫阳讲了40分钟，没有丝毫检查的意思。赵说，他不同意报告对他的错误的定性“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要求把他的发言在中央全会上散发。
会上，对打电报叫万里回来一事，又有新的内容。阎明复发言说，赵在5月21日曾找他到家里，要人大开会缓解矛盾。吴学谦发言说，赵给他打电话，同意发表电报，让万里终止访问回国。彭冲说，启力到我家，拿来电报稿，稿上新加“经紫阳同志批准。”
围绕发电报叫万里回来一事，大有文章。5月19日人大党组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当日，我就批，“外事不变动为好”。此件经姚、乔同意，中办立即同时彭冲。
晚上，常委研究对赵、胡的处分。鉴于赵的态度恶劣，大家同意撤销其中委。杨提出胡也不宜再党政治局委员。
晚上，我找胡启立来，讲了常委的意思，问他今天发言为何不接触电报事，胡解释，没有反应过来。
今天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除昨天发言的李锡铭，秦基伟同时外，今天发言的有宋任穷、王震、邓颖超、徐向前、吴学谦、万里、田纪云、彭冲、陈作霖、余秋里、胡启立、江泽民、阎明复、李瑞环、杨汝岱、胡乔木。他们都一致支持中央对平息动乱和暴乱所采取的措施，对赵紫阳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最后，赵紫阳也发了言，讲了40分钟，没有丝毫检查的意思。他讲，他所采取的做法，其目的是缓解党与学生的矛盾，但小平同志讲暴乱迟早会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拿我采取缓和的做法都是白费劲了，也许是一厢情愿。他表示不同意报告中对他的错误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定性。赵紫阳仍寄希望于中央全会，要求把他今天的发言稿在中央全会上散发。
最意想不到的是，赵紫阳批准打电报让万里同志中止访美一事，在会上又揭出新的内容。阎明复在下午的全会上发言，说，赵在5月21日曾找他到家里，要他专稿尚昆，以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的方法来缓解当前中央与学生的矛盾。赵紫阳还告诉阎明复，不要对杨尚昆讲这是他的意思，随后，吴学谦同志发言说，5月21日赵紫阳给他打电话，同意签发电报，让万里中止对美国的访问回国。吴学谦当即打了电话专稿彭冲同志，说这是赵紫阳的意思，要彭冲给赵紫阳打电话问清楚。吴学谦的发言，使彭冲坐不住了。彭立即在会上发言申辩说，吴学谦是通知过我，赵紫阳同意万里中止访问，提前回国，但不是我主动把电报稿送给赵紫阳的，我也没有给赵紫阳打过电话。彭冲接着说，胡启立当前秦记到我家里，拿来赵紫阳批准的电报稿子。这份电文是我以人大常委会名义拟定的，并由赵紫阳亲笔签发的，但我并没有要求赵紫阳批示和签发。在会上，就发电报让万里回国一事，吴学谦、彭冲、赵紫阳三人互相推卸责任，但胡启立对彭冲、赵紫阳揭发他的事，一时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未作任何结局。会上群众大哗，本来学多老同志对保留胡启立在政治局就有争论，现在这一看法更加强烈了。看来，胡启立是难以保住了。
晚上我找胡启立来，问他发电报究竟是怎么回事。胡启立说，5月20日彭冲打电话问我，人大拟定的要万里回国的电报，中央批发了没有，我回答说让我查一下。然后胡启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赵紫阳口头表示同意让万里中止访问美国，第二天，胡启立便要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发这份电报，文嘉伯看了电报稿之后，就对胡启立说，这个电报中办不能发，胡启立才去找赵紫阳签发的。
看来围绕发电报一事，大有文章。中午，我查阅了有关来往文件。事情是这样的，5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写了报告，是彭冲签发的，要万里中止访问美国回国。当日我接到报告后就批示，“外事不变动为好”。并请常委乔石、姚依林同志阅示。文件传到乔石和依林同志处，他们都圈阅，表示同意我的意见。21日文件传送完毕。返回中办，中办就将我们三人批示内容同志了彭冲，这时由赵紫阳批准的以人大名义给万里的电报已经由外交部发出。万里同志在加拿大同时收到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两份不同内容的电报，人大常委会叫他回来，中央叫他继续去美国访问。万里在这一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听了中央的，继续由加拿大赴美国访问。万里临出国前曾经告诉我，5月12日赵紫阳亲自登门到他家，说中央意见分歧，在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求助于人大常委解决问题。所以，请万里早日回国，主持定于6月20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以人大常委反对中央制止动乱的决策，是蓄谋已久的，是赵紫阳一手策划的，只是到这次会议，才被彻底揭发出来。彭冲为了保证及，抛出了胡启立。在这一事件中，玩家报同志决绝发挥赵紫阳批准的电报，做得是对的。
晚上，江泽民同志主持新的班子开会，研究对赵紫阳、胡启立的处理问题。鉴于赵的态度恶劣，大家意见应撤销他的中委职务。查看了党章第40条，撤中委职务须经中委全合三份额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胡启立也不能再任政治局委员了。这时邓小平同志传话来，同意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职务，对胡启立怎样处理，完全由新班子来决定。陈云同志也传话来。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和启立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李先念，薄一波同志也都传话，坚持要把赵紫阳，胡启立撤下来。
开完会后，我找胡启立来，说了常委的意思。我问他，你今天下午发言，为何不主动就电报一事，揭发赵紫阳，作些自我批评，胡启立说，当彭冲发言后，他一时不能听懂，没有反应过来。看来，胡启立仍不肯说明赵紫阳企图利用人大反对中央的事实真相，辜负了江泽明同志和我对他的希望。
从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利机构。必须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手里，才能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不然对国家是十分危险的。
布什今天指示美国政府禁止与中共政府所有官员里的高层接触。美国还将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禁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
支持动乱，分裂党
6月 21日
今天结束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波、彭真、先念、小平都讲了话。陈云、荣臻作了书面发言，会议通过全部决议。在通过报告的时候，紫阳反对，他不同意“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结论。小平讲话说紫阳犯了耀邦同样的错误，对他的处理，我赞成，我是参与了的。
下午5时，我在中南海会见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胡马云汉，向他介绍了动乱到暴乱的情况。
晚上，听取国家教委汇报。今年暂少招生，少招收研究生，对一些与我不友好的国家，访问学者也可少派。
今天结束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彭真、李先念、邓小平同志先后都讲了话，陈云、聂荣臻和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列席人员都作了书面发言。会议通过全部决议。在通过报告的时候，赵紫阳再次声明，他不同意决议中对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结论。小平同志说，赵紫阳犯了和胡耀邦同样的错误。对赵紫阳的处理我是赞成的，我是参与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的，我是了解情况的。小平同志又说，我一再说不要强调我个人的作用，不能把国家的安慰压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很危险，这是一个制度的改革问题。今天会议一致同意我所作的报告，决定6 月23日、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建议撤销赵紫阳总书记及其他职务，对中央常委和书籍处进行调整。
下午5时，我在中南海会见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胡马云汉，向他介绍了动乱到暴乱的情况。我说，中国的前途是乐观的，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和落后。他转达了贝·布托总理对我的问候，希望我按期访巴。这是北京风波之后我会见的第一个重要外宾。
晚上，我听取国家教委汇报。在动乱过程中，不少学生卷进去了。受自由化思潮影响，大学里政治倾向不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工作应照常进行。教委提出，今年大 学还要继续招生，但可以少招一点。对在动乱中表现不好的重点大学，可以停课半年，进行整顿。我原则上同意教委的意见，当然，还要提交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6 月 22 日
上午10时，常委碰头，研究全会程序上有关问题。下午4时，我向辽、吉、黑、冀、晋、内蒙古六省区同志通报了人事情况。他们对赵的处分，感到并不过分。
晚8时，召开参加四中全会中委、顾委和纪委小组召集人会议，我讲了人事安排和会议安排。
上午10时，新班子由泽民同志主持开碰头会，研究中央全会的程序。终于决定：就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大家分头向已到京准备参加四中全会的中委、候补中委和各 省市、各部委负责人征求意见，充分酝酿讨论。
下午4时，根据碰头会分工，我向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内蒙古六省区同志通报了中央人事安排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对赵紫阳的处分是正确的，表示 拥护。
晚 8时，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由中委、顾委和纪委小组召集人会议，我讲了中央的人 事安排和全会的日程，并把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所作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印发给全会讨论。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 理。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 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 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群众冲击中南海新华 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和块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并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 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 他那是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自制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 的是：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这种要求相呼应，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座谈会上， 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防自由化“翻案”。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 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高被动了。5月3日他在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本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却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4月23日出访朝鲜到5月4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 发表讲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展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开始趋向缓和的势 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中央常委于4月24日晚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有的上街讲演，派人到 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 摆在我们面前。4月25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 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赵紫阳同志回电中央：“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 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4月27日游行中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 “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
此后，中央和北京市委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5月4日 游行后，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5月1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4月24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 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着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5月4日下午，他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 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 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 三，事实说明是利用学潮搞运动，他还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极具 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后到5月17日中央常委采取果断措施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 引向邓小平同志。
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 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活动，使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5月6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 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 “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提 出要求，一是彻底否认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 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全国各大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 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与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的反对动乱，制止动乱。 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退让。他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又一个手腕，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在处理最重大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后，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广场传出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放起了鞭炮。“拥护赵紫 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口号充斥广场。
第四，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赵紫阳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公开同党闹分裂。
在5月17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 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口头上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进行了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学生。他说，“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起了鼓励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 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既表明了他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5 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拒绝出席大会。这样，就把他同党闹分裂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5月20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被国内外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处串联，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大肆宣传惟有赵紫阳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的，进一步煽起了“保卫紫阳”的鼓噪。
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的斗争策略，就是逼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作出撤销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就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未与常委商量，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
赵紫阳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障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的部署，终于导致6月3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乱。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撤销中央委员，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常委和书记处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的发挥出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的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产生严重影响，决不可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思潮。邓小平同志1979年初就旗帜鲜明的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后，他又明确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没有受到遏制，相反的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支持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自由化的方针，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10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1978年1月赵紫阳在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出现了明显通货膨胀。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绝不是偶然的
。
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作物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于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对此，中央准备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先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我们要依法惩处犯罪分子，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动乱中吸取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切实加以纠正。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要在近期内作出成绩，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的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再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四中全会召开
6月23 日
上午，开碰头会，讨论公报。然后又讨论江泽民同志讲话，打击认为他应多讲一点，有助于大家对他的了解。
下午，我参加东北组的讨论。王任重讲了两句话，值得深思。他说赵政治上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赵出席北京组会议，有五位同志发言对他进行批评，很尖锐。有不少同志认为，赵的经济思想与其自由化思想一脉相承，不清算恐怕难以拨乱反正。看啦全会应集中批赵在动乱中的错误，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上午，新班子召开碰头会，讨论四中全会公报后，讨论江泽民同志在全会上的讲话。大家认为江泽民同志应多讲一点，这有助于增加大家对他的了解。
下午全会召开小组会，我参加东北组的讨论，王任重同志在会上有两句话值得深思。他说，赵紫阳政治上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二者密不可分。不少中央委员在发言中认为，赵紫阳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清算，难以拨乱反正。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全会应集中批赵在动乱中的错误，但对批判他的经济思想，也不要拖得太久。这显然与小平同志讲的，经济问题两年不争论的观点，是不相符的。我认为，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治理整顿”的困难时期，不宜把大家的精力引导到理论性的争论上去。
赵紫阳出席华北组的回忆，有五位同志发言，对他批评得很尖锐。这完全出乎赵紫阳的预料。下午，赵紫阳就没有再去参加四中全会小组会了。会议秘书反映，各小组都对赵紫阳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情况与华北组相似。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6 月24日
上午各小组开会，想不到赵跑出来的发言稿倒成为众矢之的。中央委员们认为我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与他们想的差不了许多，而赵辩解的，与大家的认识大相径庭。
今天下午，四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顺利完成所有议程。
从4月15日耀邦同志去世起，到6月24日四中全会结束，江泽民当选总书记，新的领导集体产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从学潮到动乱，再到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一段日记，留下了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
上午，会议印发了赵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稿。没有想到，赵的发言竟成为众矢之的。中委发言中一致认为，我们常委私人的联合报告是实事求是的，与中委们看法一致。而赵的发言与中委们想法和掌握的事实大相径庭。
今天下午，四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顺利完成会议所有议程。晚上，发表了四中全会的公报。全会通过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增补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赵紫阳一切职务，对他的错误继续进行审查，免去胡启立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江泽民同志在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推选我担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现在全会已经作出决定，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
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小平同志几次讲话都表示了对新的中央领导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依靠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同时又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灯下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减灾，遇到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哈市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
这次全会开得很成功，不仅正确处理了赵紫阳同志的问题，而且初步中介了教训，讨论和研究了不少重要问题。
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四中全会的报告的第三部分对于当前的工作，已经做了初步的部署，我完全同意。
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当前地位政治任务。回想起这场反革命暴乱，我们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对策划、组织、智慧动乱和暴乱的阴谋分子，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务必坚决打击，依法惩处。决不能心慈手软。对于不同程度卷入动乱和拨乱的人，要多做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对于不明真相有过某些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要帮助他们总结及教训，提高认识。
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确定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经济发展中，要十分重视发挥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间的竞争，说大地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严厉，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当前，经济工作的迫切任务，是遵循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继续抓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国务院已经制定和将要制定的各项错误，各级党委都要坚决支持和保证贯彻执行。全党同志都要为挽回动乱和暴乱造成的损失，贡献全部力量。
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面貌，为中国社会主义事务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要继续更有效地进行改革开放，把这个工作搞的更快更好。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地“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赵紫阳同志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几年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一切向前看”，追求高消费，放弃远大理想，不顾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等四项倾向滋长了。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小平同志指出的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问题，并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宣传工作在批评“两个凡是”、促进思想解放方面，在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后来几年中，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纷至沓来，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赵紫阳同志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腐朽思想和丑化现象的同志，保护、信用、提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由来已久，一些舆论阵地已经不在党和人民手里。有关部门一定要采取坚决措施进行整顿。
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工作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但是，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全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它们在中国的破产，这次动乱也充分说明，想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这次学潮的事实还表明，一些青年学生和群众对民主缺乏正确认识，法制观念相当淡薄。他们所主张的极端民主化，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但是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 这次动乱中所以有那么多人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腐败现象。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再经过一定时间努力，制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使党风有根本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这次全会，将以党的胜利载入史册。但是必须看到，要挽回赵紫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保证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民族独立不致丧失，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完满实现，任重而道远。我们决心排除任何干扰，克服一切困难，以百倍的努力进行工作。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现将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机会、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做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员；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这次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满怀信心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从4月 15日耀邦同志去世起，到6月24日四中全会结束，从学潮到动乱，再到反革命暴乱，到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新领导集体。这标志着，在中国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开始。在中国当代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页。
后记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动乱，至今已经过去快15年了。这15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国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有了全面的进步；西方国家的对华 “封锁”和“制裁”早已被打破；中国与世界上众多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今天的中国，充满生机与活力，是被世界上公认的令人羡慕的国家。然后，这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莫不与中国长期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有着72年历史、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坚决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若不是经受住那场动乱的锻炼和考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中国已经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多数中国人信仰这一理论，相信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富强，给中国的前途带来光明，并愿意为此努力奋斗。这与上个世界晚期存在的“信仰危机”截然不同了。
15年过去了，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团结，特别是领导集体的团结，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在国家出现突发事件或遇到危难时刻，领导集体的团结尤为重要。
其次，对那场动乱的结论，中央早已作出决定，决不允许翻案。 15年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利用不同的机会，进行翻案活动。他们企图从中共领导人中寻找裂痕，进行分裂活动，为翻案大造声势，伺机发动发功。但这些都是徒劳的。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最近西方一些人，通过拼凑编造，跑出了所谓《天安门文件》一书。西方敌对势力的目的，就是通过炒作这一事件，从我们内部打开缺口，制造混乱，来达到他们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说：“如果没有对那场政治风波果断正确处理，就不可能有今天稳定繁荣的局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只要还存在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翻案之风就不会停止，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警惕，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在中国是否还可能发生动乱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是因为产生动乱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仍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有了变化而已。在国际上，西方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日益强大，更不愿看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成功。他们将坚持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方针，来阻碍中国的复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立场上，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使之不致激化，不为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利用。
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建设政治文明已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提到重要日程。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但行使这些权利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果出现任何可能导致动乱的苗头，必须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重温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目的在于希望各级领导同志以史为鉴，尽可能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或将其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我谨向本书提供资料和图片，进行编审、出版和发行工作，以及所有给予本书帮助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鹏
2004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