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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血民主” 横幅：“浴血民主”。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举民主旗帜，星夜赶往天安门广场，参加次日的悼念胡耀邦集会和请愿活动。1989-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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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学生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警察组成一道人墙，防止学生冲击。那晚军警武力驱散学生，出现流血场面，激起之后更加高涨的学生示威活动。1989-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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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筹委会”组织的第一次游行 “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组织的第一次游行，抗议昨夜军警在新华门的暴行。1989-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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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悼胡 占领广场的首都大学生参加悼胡，然后提出“请愿七条”。图为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宪法第35条和胡耀邦画像下参加追悼会的场面。198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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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大哥哥大姐姐 小学生也上街游行支持大哥哥大姐姐的正义行动。他们打出“打倒官倒”的牌子。1989-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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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我们的共同理想” “民主----我们的共同理想”。学生拉起附上俄文的横幅游行，欢迎提倡公开化和新思维的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来访。1989-5-15 |
重返红尘 僧人重返“红尘”支持绝食学生。198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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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呼吁救救学生 横幅：“法官呼吁救救学生”。绝食抗争牵动广大民众的心，法官也走上街头，只为“救救学生”。1989-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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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官支持学生 警官大学的军警也上街支持学生运动。1989-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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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民众声援北京 在中国西南四川成都的市中心巨大的毛像下面，民众集会声援北京学生。一个横幅上写道：“为自由而战”。1989-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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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学生来北京 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的沈阳工业学院的学生乘车来到北京参加学运。1989-5-25 |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22]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23]
[编辑]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24][25]
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向。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复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4月27日，北京约5万名学生上街示威，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26]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27]。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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