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质中共》发表于1945年11月20日。 文章笔锋直指共产党，认为“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社评通过举例论证，将社会的混乱局面和内战责任归罪到中国共产党一方，质问道：“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竟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质 中 共
重庆《大公报》社评
如天之福，我们的抗战胜利了。现距日本宣布投降才三个多月，全国同胞于欣庆胜利狂欢胜利之后，人人的心头，又笼上一层深忧，又压上一块重铅。其震荡惶惑的心情，甚至超过抗战期中任何艰难危险时期。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人满拟从此得见太平且为光荣胜利的国民，但是现实的演荡，却是一片战乱凶险的气象。多少人焦急着胜利不得还乡，更多少人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复为乱世的鱼肉。明明胜利到来，升平得睹，纷纷战乱却又相逼而来，谁不为之震荡惶惑？
这局面怎么来的？在宣传的攻计中，政府说中共争城夺地，自由行动；中共说政府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总之，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我们忧国有心，与全国同胞同其苦闷。我们对这局面曾一再向政府与中共进言，以期有补于时局，今天拟特对中共讲几句话。
今天的局面演成，从文献上寻索，日本宣布请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是一个根源。那个命令，称为“延安总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得缴敌军之械，受敌军之降，编遣伪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这命令，显然与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对立，而以独特的统率，从事单独的进兵与受降。全国人看到朱总司令的命令，都为国家前途担着忧。幸喜蒋主席三电邀请，把毛泽东先生请到重庆，商讨国事，全国人的心情为之一松。毛先生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团结商谈连续举行，虽无大结果，而从一般空气上，从发表的《会谈纪要》上，确曾给予全国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希望。但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时，山西的争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战已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在这时，山西的长治被八路军攻占了，太原被围攻了。绥东的战事起来了，到现在战事已迫到了归绥与包头。在这时，豫西曾有动作，鄂北的枣阳被攻占，陕北的三边打起来，平津近郊，一日数惊。在这时，北方的铁路段段碎，路轨拆掉，枕木毁弃，桥梁折断，有的地方路基且被扒平。在这时，接收东北无消息，共产党的武力进入了大东北，山海关方面起了争战。这局面，已够乱了，而还在暖验扩大著。这局面，若说是政府进攻“解放区”，则范围之大，实不限于原来的所谓“解放区”。若说是为了争受降，则被攻的傅作义马占山等都是爱国军人，既不是敌人，更不是汉奸。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一个国家，于胜利之后，有两个系统的军队争降争地，已绝不应该；而争降争地复漫无止境，更如何得了？延安总部的命令说：“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部队及其指挥机关?…?”这个“附近”要“附近”到什么地方？遥远的大东北也在“附近”之中。陕北的三边，是在后方，并非敌区，为什么也打呢？看北方的战乱局面，很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凭它的力量，凭它的武力，做到《会谈纪要》中所要求的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样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谓“南北朝”的局面了，国家便被分裂成两半了。要做成那样的局面，则兵连祸结，要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财产遭殃，国家要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岂可不加顾念？纵使力征经营弄成那样的局面，国家真个划成两半了，请问全国人民是否心甘情愿？请问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愿？共产党应该是生长于人民之中的，要实现这个大意愿，也应该问问人民的意愿。毛泽东先生在重庆时，曾屡次声言国家应该统一，他也同意本报“要变不要乱”的主张。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国家弄成不统一，并导国家于大乱，那岂不也有违毛先生的本意吗？
凡是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则必然是强权专制，那是祸乱之源，绝对与民主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可能博得众人的同情，我们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争政。共产党也许要说有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但天下事，绝不可不择手段，手段错了，则一切全错；天下事也绝不可倭诸不得已，原谅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谅了。中共可以说，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实际是私兵。举国纷纷，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大乱。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就是只许国家有兵，不许人民有兵，也不许党有兵。我这话虽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也是对普天之下的政党而言，凡是政党，都不应该有兵。政争可问是非于人民，兵争则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杀害于争王霸或寇贼的争战中，谁还顾问什么民意？更有什么是非？事情闹到不论是非专斗武力的时候，那还不天下大乱吗？破坏铁路，陷民生于困敝，争城争地，而使血肉横飞。无论如何，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世界已进化到运用原子能的时代，我们还在以驱市人为战的方式打天下，也实在太落伍了。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我们希望共产党为国家人民争民主，争宪政。在这方面，应该一切不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气销为日月光？我们希望中共转此一念，那不但是国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诸公也将被全国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了！
（原刊1945年11月20日重庆《大公报》）
参看《简史》350～351页，《通史》（二）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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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质中共》发表的第二天，《新华日报》便以《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吹响了应战的号角。
与大公报论国是
《新华日报》社论
大公报昨天写了一篇社评《质中共》，内容说了三件事：第一，今天的内战责在十八集团军坚持解除敌伪军武装，没有像国民党军那样的联合敌伪军，而在受到国民党军与敌伪军的联合“清剿”以后，又实行了自卫的步骤，没有听候“剿除”；第二，战时实行了民主的解放区坚持要在战后继续实行民主，与国民党的夺政于民的方针不合，因此造成了“南北朝”，因此违反了“要变不要乱”的主张；第三，共产党应该把人民的军队私卖给国民党“销为日月光”，人民的军队光了，人民就可以“争自由，争宪政”，就可以“一切不让”。这些问题都是当今国是的根本问题，我们现在无需乎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只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大公报这次所说的有多少是真理？
八月十一日，当时日军尚未投降，一切盟国统帅都命令所部加紧对敌作战，我国蒋委员长也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惟独对于十八集团军则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这里前一个命令是实际上不生效的，因为其他集团军多在离前线很远的后方，而十八集团军则连年坚守前线，要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当然是利于敌伪的。甚至同时蒋委员长竟命令各地敌伪军“维持秩序”。就是在这种古今中外所没有见过的离奇条件之下，朱总司令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坚持进攻敌伪军。须知这些还未投降的敌伪军既然就在十八集团军的面前，则十八集团军只要不想等候敌伪军来缴自己的械，就不得不前去缴敌伪军的械，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蒋委员长说是要十八集团军“驻防待命”，虽然至今三个多月过去了，并未“待”到什么“命”，但是这个借敌伪之手消灭十八集团军的存心，现在却是完全证实了。十八集团军究竟何罪于国家，必须如此置之死地？敌伪究竟何功于国家，必须如此深仁厚泽？是的，十八集团军可恨可恶，因为他们八年中始终在最前线无援无靠地团结人民，硬拚苦拚死拚，因为他们的血肉染红了祖国锦绣的山河，他们就这样地抗击了百分之六十五的敌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没有像胡宗南之流多年没见过一个敌人，没有像汤恩伯之流日失一城，日蹩百里，因此在敌人投降的时候，十八集团军靠敌人最近，不象其他军队在老远的后方要等美国飞机美国轮船从天上水上运去！因此十八集团军就是“匪”，就活该没有受降的份，只有这些昔日的败兵残民之将今天才应该身据要津，向英勇血战的十八集团军大张挞伐！是的，不但这些败兵残民之将可喜可爱，而且我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寇敌军伪军也可喜可爱，因为他们都一样地忠实于反共剿共！但是任何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能够同意这些么？能够无视这些悖谬的事实，忍心害理地把十八集团军对敌伪的不妥协，轻轻指为应负内战的责任么？
中共对于敌伪军汉奸卖国贼是绝不妥协的，但是谁也不能说这就叫做内战，而且中共对于国内团结，却正是不惜再三妥协的。毛泽东同志不辞艰险，毅然来渝谈判，正是这一点的最好说明。中共力求和平，不但因为全国人民需要和平，而且也因为解放区人民需要和平。必须记着；自日本投降以来，中共再三表示竭力避免内战，自国共会谈纪要发表以来，中共再三要求忠实执行双方协议，而在抗战期间宣称主张政治解决的国民党当局，这时对于自己所允诺的政治解决却默不作古，对于自己所签字公布的会谈纪要却视同废纸，反而再三散布中国过去与现在只有“剿匪”而无内战的理论，以为挑战的根据。其实国民党当局也不是不需要和平，但是他们害怕和平，因为一旦和平．就不能不面对着他们所害怕的政治经济改革，而既不改革，就又不能不害怕与中共和平竞争的失败。因此他们宁可选择战争。大公报说：“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时，山西的争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已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在这里，大公报故意隐瞒了主要的事实。山西的争降，究竟是谁向谁争呢？北方的砍杀之战，究竟是谁向谁砍杀呢？声名狼藉的阎锡山，公开与敌伪军联合打进晋东南，为敌军解围，为伪军加官，在长子施放毒气，强占十八集团军所收复的潞城襄垣，更进而向十八集团军最老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直到这时，十八集团军忍无可忍，才起而自卫。而大公报对此事原委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地说“在这时山西的长治被八路军攻占了”。其他在绥远、河北、辽宁、河南、湖北、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也无不如此，这些因已迭见本报，读者自可复按，这里不便多占篇幅。傅作义、马占山等过去诚然曾经是爱国军人，但是这也决不能成为他们今天联合敌伪进攻更爱国的军人的护身符呀。当然，命令傅作义、马占山等进攻者，还别有人在。事实上，当毛泽东同志留在重庆时，《剿匪手本》已经满天飞了；及至毛泽东同志返回延安，“剿匪”密令已经到处发了。这些就是今天发动内战的无可抵赖的真凭实据。解放区军民既然成了“剿匪”的对象，既然受到攻击，为什么不许破路自卫呢？难道应该“开门揖盗”“束手待毙”吗？大公报隐瞒了这一切铁一般的事实，却单单把十八集团军自卫的还击罗列出来，甚至把三边外围国民党军的内部冲突也写到十八集团军的账上，这难道是大公无私的态度吗？
大公报说中共要求特殊化，要求南北朝，要乱不要变．我们承认中国今天确有这种人，不过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的七届。全国人民要求还政于民，国民党当局也曾在口头上说要还政于民，而解放区已经在实际上还政于民，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偏偏要夺政于民，还政于党，这不是闹特殊化是什么呢？中共赞成大公报十一月二日社评《中国政治之路》与十一月十二日社评《让人民讲话》的主张，要求全国各村镇各具市各省区直至中央的政权，一概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在华北与东北首先实行起来，并且愿意在各方代表监督之下重行选举一次。这时国民党当局却偏偏不愿意实行这个民主的办法，尤其不愿在它党化的南方实行民主选举，这不是闹南北朝是什么呢？全国人民要求变，变了才可以不乱，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偏偏不肯变，以至在西南，西南乱，到京沪，京沪乱，到平津，平津乱，治财经，财经乱，治教育，教育乱，治党务，党务乱，治军事，军事乱，治全国，全国无不乱，这不是要乱不要变是什么呢？今天的中国，走民主的路必定统一，必定不乱，但是走不走这条路，在于国民党当局的决策。现在大公报却把这个决定的权力推在中共的头上，岂不“张冠李戴”！？须知“把国家弄成不统一，并导国家于大乱”的，正是不赞成“一概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遍发《剿匪手本人并要限期“剿除”中共的国民党当局啊！
末了大公报劝我们不要讲人民的武力，说“这是值得一辩的”。我们劝大公报与孙中山先生一辩。孙先生在民国十三年十～月十日北上与段棋瑞谈判和平统一的时候，发表一个著名的宣言，里面说：“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天的十八集团军正是孙先生所说的“国民之武力”，因为它是真正与国民相结合并为国民所有的武力，没有这一点，它如何能在敌后坚待八年之久的抗战而为人民所拥护呢？孙先生不像大公报，认为同民之武力消灭了才能争民主宪政；相反的，他认为在有了国民之武力以后，在全国的武力都变了这种国民之武力以后，才真上没有私兵，没有党兵，国民革命才能告厥成功。军队国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军队不化于民主的国家，难道还该化于国民党的“党国”吗？还核化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现在大公报也承认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民主化，那么这时要十八集团军和其他人民的军队化到那个“国家”去呢？若是说，现在封建独裁之“党国”的军队还太少了，应该“剿除”民主的军队以加强这个封建独裁的“党国”，然后就可以“争民主，争宪政”，就可以“一切不让”，请问为什么？为什么有了民主的军队就不可以争民主争宪政一定要像今天的希□西班牙一样才可以争民主争宪政？中国人民争民主争宪政这多年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只有解放区争到了民主，而在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统治下，虽大公报也不能不承认还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国的反民主派可以让大公报空谈其民王，惟独对于解放区及其支持者的民主的军队却要动员飞机大炮敌军伪军来实行联合攻击？由此可见，反民王派所反的，所怕的，只是真正的民主的事实，而不是任何民主的空谈，而民主的军队。正是民主的事实与民主的空谈的分水岭啊！
大公报在抹煞受降办法不合理的事实，隐瞒国民党发动。剿匪，，的事实，并把国民党当局要乱不要变的事实转嫁给共产党以 后，配合著今夭国民党军敌军伪军乃至美军向解放区的大举猛烈进攻，跑到火线上来要求共产党强迫人民的军队放下武器，向反动派无条件投降，说是这样“就会被全国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说客呀！但是夭下一切大公无私的人们请判决吧！大公报在这里是大公呢？还是大私？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昨天的社评当然不是例外。
（原刊１９45的年11月２１日重庆《新华日报》）
参看《简史》３５０～３５１页，《通史》（二）１０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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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发表于4月16日的重庆《大公报》和17日上海《大公报》。这篇社评首先点明“复杂的东北问题，半在外交，半在内政”，指出在苏军撤退之际，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发展，令人心情起落不宁，“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
可耻的长春之战！
--上海《大公报》社评
复杂的东北问题，半在外交，半在内政。现在苏军已保证于本月按以前撤尽了，且正在撤退之中。外交一面，可谓业已顺绪。但在苏军纷纷撤退之际，在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的进展，且已在许多地方纷纷的打起来了。内外消长，令人心情起落不宁。
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这两天，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初报苏军于十四日午前撤离长春，嗣报长春防守司令就职，紧接着就报告共军三万众分路进攻长春。我们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报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伊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这是八年抗战胜利后应该有的现象吗？长春是什么地方？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强割我领土傀儡“满洲国”的都城，是苏军参战后进入我东北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所在地。这地方，曾为日伪窃据了十四年，曾被苏军统治了二百多天。现在抗战胜利了，日问崩溃，伪满烟消，中国的东北，应该归回中国，苏军也根据中苏盟好条约纷纷撤离东北。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应该光复了，却灾难愈深，那里的人民都是中国的儿女，现在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却在斫斫杀杀，流的都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虽然，东北的事还并未绝望。三人会议曾有调处东北冲突的协议，执行小组已经进入东北，三人小组代表秦德纯等也已经飞到沈阳，马歇尔特使正在返华途中。这都在说明东北的和平有希望。但天下最难缠的事，是：一切皆过程，永远无结论。我们的事情，恰恰如此。当停战令下的时候，谁不眉飞色舞，以为中国从此赢得胜利后的和平了。但是，停战令尽管下了，而大大小小的战事仍是此起彼落，打个不停。顶到执行小组赶到各地去调解，调解了这儿，那儿又闹起来，扑灭了此处，那边又燃起来。请屈指算算，停战令下了四个多月，可曾真个停了战？停战令明明是一个结论，谁知却只是一段过程。又如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五大协议之时，谁不衷心喜慰，以为国事真已获得解决而民主团结在望了。但是，协议尽管协议，墨沈未乾，就又吵吵嚷嚷起来。非但一条协议也未实行，感情反倒更恶劣了。政协的协议明明是一个结论，谁知却只是一段过程。东北的事，也是如此。三人会议的协议，本已甚为脆弱；到东北的执行小组工作尚无从着手，而在苏军撤退之际，军事冲突的范围更在扩大。说起来真是令人伤心。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世界水准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东北是国家的，东北应该由国家在抗战胜利中收回，以恢复国家的完整。这一点，苏联盟邦受盟约拘束，法理与事实，苏军俱必须把东北交由国民政府接收，共产党何以必要争夺？若说民主，则必不可割裂国家；再说民主也必不可以军队争夺，以军队争得的，那必然不是民主。谁都承认英美是民主国家，而英美的民主都不是以兵争得来。英王查理一世之判死刑，不是兵争；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国家统一，是走的妥协协商的路。停战令，政协协议，整军方案，实在是和平理智之路，应该是解决当前国事的结论，而不可把它当做一种风云变幻的过程。在东北，我们尤其祈祷先停战，先实施整军方案。我们谨为国家祈福，谨为生民乞命，请快停手吧！敌人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由长春起，整个停止东北之乱；更由东北起，放出全国和平统一的光明。
（原刊1946年4月16日上海版《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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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可耻的长春之战》发表两天以后，《新华日报》就在社评标题里直接将《大公报》的名字再次挂上，并在首段将其定性为：“可耻的社论”。
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新华日报》社论
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前昨两天，登载了题目叫做《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这是大公报一篇可耻的社论。我们读了，实为大公报惜。
这篇社论，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承认东北的内战令人伤心，承认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没有实行。但是谁不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谁破坏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国人民，中外人士，都知道这就是由于马歇尔将军所说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作祟。大众报不但不敢说出这种浅显的真理，反而借长春战争为题，含沙射影，归罪于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样来替顽固派开脱罪名，并替顽固派帮凶，真是可耻极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至少也有七个月了，在东北进行内战，也有五个多月了，拿了美国的枪炮，屠杀自己的同胞，今年一月以来，攻营口、攻建昌、攻阜新、攻盘山、攻辽中、攻台安、攻抚顺、攻辽阳、攻铁岭、攻海城、攻鞍山、攻大石桥、攻开原、攻法库、攻昌图、攻本溪湖、攻盖平、攻四平街，攻了那末多地方，破坏了一月十三日与三月二十七日两次停战协议，却一直没有听见大公报对这些罪行说过一句“可耻”，到现在“长春之战”，大公报忽然说这一战是“可耻”的了。对于大公报的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残害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
情，那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
大公报社论作者说，“东北是国家的”。很好，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国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么？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国家？在前一种“国家”之下，接收人员“五子登科”，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特务暴行层出不穷，那里发生所谓“胜利灾”，饥民数目超过欧洲三倍，民族工业关门大吉，人民啃着树皮草根，汉口十个妇女中有一个妓女，广州人肉市场“便宜”到只值一支香烟。“东北是国家的”，东北难道是这种“国家”的么？全国人民受尽了这种“国家”之苦，难道东北人民受了十四年亡国惨痛以后，还应该服服贴贴来受这种“国家”之苦么？中国可以有个好国家，其雏型已见于各解放区，如果政协决议实现，全国就可以慢慢照此雏型，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新国家，真正人民有主权的国家。不说别的，解放区里至少没有“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没有官僚资本，没有特务暴行，没有饿死的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难道东北人民和长春人民，一定不许没有这几件一党专政的“国家”的“宝贝”，一定不许得到自己的解放，否则就算不“是国家的”了么？
大公报社论最无耻的，就是居然写得出这样一段：“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堆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好的，我们也请问，大公报社论作者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你说“进攻的战术”，含沙射影，当然指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长春的战术而言。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用这样的战术？拆穿了说，除了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特务机关那里以外，除了从国民党的“素有经验的特工同志”办的报上抄来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战术。大公报为要污蔑东北人民的民主联军，不惜写出这种话来，把自己降低到一个特务报纸的地位。你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大公报为什么忽然登出这样的社论来？大家记得，当二月里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策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公”的大公报，首先在社论上大肆反苏，做法西斯进行最残暴无耻的特务暴行之先锋。事后，许多被这个反动的报纸欺骗了的青年学生，才觉悟其中的鬼把戏，大呼“上了大公报的当”！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怅，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点恩惠，舐一点喝剩的血，嚼一点吃剩的骨头。大公报社论作者暴露其原形，不止一次。这一次，大公报社论作者又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了！人民必须严重警惕！
（原刊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重庆《新华日报》）
参看《简史》３５０～３引页，《通史》（二）10１６～１０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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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
1948年10月王芸生得到由《大公报》地下共产党员转给他的毛泽东口头邀请，通知他尽早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再转道海路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再三考虑，王芸生与11月5日，从上海转道台湾到达香港，亲自主持香港版笔政。1949年1月与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马寅初、黄炎培等抵达北平，5月27日随军南下至上海，为保全《大公报》继续发行，于6月17日在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检讨近五十年《大公报》办报历程，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直至1966年9月北京版停刊。此外还担任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反右运动后受到批判，却未被划为右派。此后很少过问《大公报》社务，致力于文史著述，写成《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等(晚年表示其中许多为迫于时局违心所写成)。
文革中遭到批斗，家庭受到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