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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面临困境 中共正在撞笼 空前理论大折腾

 

贾庆林撰文要求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的防线

中新网1月1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

  文章写道,全国政协已经发展成为涵盖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别以及2000多名政协委员的政治组织。全国、省、市、县四级政协组织3161个,各级政协委员60余万。人民政协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文章说,当前,国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事业面临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要全面贯彻中共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把人民政协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人民政协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政治前提。

  文章说,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是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政协在实现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宏伟事业中真正有所作为的根本保证。要把这一原则贯穿于履行职能的各个方面,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关于人民政协的方针政策,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能、开展工作,使党的主张和重大决策部署成为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充分发挥政协党组在政协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

  文章还说,要精心组织各种会议和活动,广泛吸收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参与国事,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文章强调,要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人民政协各项建设的首位,加强委员学习培训工作,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进一步夯实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正确道路上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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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执政党应当义无反顾推进政改

 《南风窗》日前刊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的文章指出,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的今天,深层次问题日渐浮现,改革无法回避地进入了打攻坚战的阶段,执政党应当义无反顾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指出,在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叫做“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其基本症状是,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19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

  这种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满足于在过去僵化、封闭的思维模式中打转转,连战争年代的话语都不肯改一改,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拒绝吸收一切他们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更拒绝使用国外学者发明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排斥一切、拒绝任何变革的心理。

  政治体制改革真的不那么紧要了吗?文章认为“恰恰相反”:随着改革的深入,浮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都和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政治体制不改革,不但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还会继续积累下去,汇成危机。

  文章举例说,这些年来,中国对最本质的授权民主问题总是有意无意加以回避,仍然摆脱不了“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所必然带来的问题,拉票、贿选、做政治交易等现象愈演愈烈。 可以断言,不对干部制度进行更带根本性的改革,干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现象还会进一步加深,公众对执政者的信任度会进一步下降。

  另外,民主的前提就是认可各种利益诉求,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博弈提供平台,党和政府则站在公允的立场上进行协调。但是,由于权力划分不合理、权责界限不清晰的政治体制,一些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有发展和扩张之势。一些既得利益已经发展到了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地步。这种情况,任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文章据此得出结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应弱化,而且越来越从各个方面(而不是个别方面)和在更深的层次上(而不是表面上)证明着自己的极端迫切性。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不是一劳永逸,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另外,文章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在一些人观念里,一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过去的做法,向西方政治模式看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左,还是右,认识上都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只是在价值判断上相反而已。“左”者怕提政治体制改革,以为这会动摇党的地位;右者则一听政治体制改革便兴奋,似乎共产党终于开始思考放弃领导了。

  但是,决不能反过来,认为少说或不说,便说明不是那么紧要了,可以放一放了。应当摈弃一切犹豫。只要执政党还是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责任感的党,就应当义无返顾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不给那种误党误国的“麻木症”以任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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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中国信息中心记者 华子冈报道)在中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承诺如泥牛入海,无疾而终多年之后,新华社今天高调报道中国将于2050年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报道称,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17日在京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报告指出,中国将于2050年前后完成第一次文化现代化。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1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目标。第一阶段目标是:在2050年前,文化生活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水平,全面完成第一次文化现代化,全面进入第二次文化现代化。第二阶段目标是:在2100年前,文化生活现代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完成第二次文化现代化,全面实现文化现代化。

报告对文化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不能简单跟踪追赶先进国家,而是可以采用“运河路径”。何传启介绍,“运河路径”是综合现代化路径的一种形象表述,它相当于在工业文明与知识文明、工业社会与知识社会、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之间,发掘一条“现代化运河”,沿着这条运河前进,就意味着瞄准未来世界前沿,协调推进两次现代化,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报告指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是“运河路径”。基本思路是:在21世纪前50年,协调推进工业文化、网络文化、生态文化、创新文化、和谐文化、文化产业和文化遗产保护,加速发展知识文化,提高文化创造力和竞争力,达到文化生活现代化的世界中等发达水平,基本实现文化现代化;在21世纪后50年,全力推进第二次文化现代化,迎头赶上文化生活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全面实现文化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办智库之一。该中心成立以来曾多次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年的报告预言,中国平均大约在2020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2040年全国全部34个地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江苏将在2015年实现现代化。据悉,把中国文化现代化单独剥离出来进行勾勒预测还是首次。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后者自成立以来经常有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出现。如,钱学森院士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俗名《亩产万斤何以可能》),何祚庥院士的《纪念普朗克发现量子论100 周年》(俗名《量子论与三个代表》)均为传世之作。据传,最近导致千千万万乳婴罹患结石的“人造蛋白”技术也是中国科学院的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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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执政党寻找改革新动力

社会转型时期,中共执政面临的困境, 不仅体现在党内权力运行制度化改革不顺、组织力减弱的层面上,与社会独立力量之间产生的分离,则是另一个需要化解的主要矛盾。而这一方面问题的生成,则在于相对于执政党必须与社会一起现代化的要求,改革仍然缓慢,并有错位。

  一位历史研究者说,以党内政治学习为例,现在很多党组织还都继续一人读报或者读文件、其他人围听的习惯,是僵化的日常体现。从前革命战争时代,因为党员文盲范围较高,很多党组织形成了一人读报、其他人围听的传统。到了现在,中共党员个个是文墨好手,政治学习的套路却一直没有变化。

  整体上,中共执政至今,长期依据结束战争、初建和平时期的理论,认为自己依据过去的形式,或者对旧的政党组织模式的局部修正,就可以代表全部国民,但事实上,如果执政党自己不向现代化转型,社会上利益纷繁复杂的群体,只能自己发展成独立的力量。如果具体部门排斥这些社会力量,中共全党与这些社会力量之间产生鸿沟般距离就难以弥合。执政党长期把太多精力放在了投资、人事等等具体的经济性和行政性事务上,忽略了顺应利益表达所要求的自我集结趋势。

  2007年底,北京市市委成立了社会工委,与市建设办合署办公,其中一项职能是负责社会组织建设和服务协调。与排斥其他独立的社会组织力量的态度相比,积极介入各种社会组织和独立力量的发展,与之建立紧密关系,对执政党而言是更具可行性的执政方式,而北京市的力度有多大、效果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和北京市相比,中国其他各地执政党和社会独立力量之间的鸿沟问题可能更明显。而对于中共,过去有过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中,竞争和培育党员的成功经历,今天需要再次经历团结中国最广大范围群体和精英的道路。而这一道路,不仅仅在中共和独立的社会力量之间,也在中共与过去的国有单位体系消解后产生的各种经济组织之间,更包括中共一定要珍视的自己传统上依托的受雇佣劳动者和农民团体。僵化体制思路下,所有这些社会团体和力量都会自然依附于执政党之下,但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独立利益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求执政党应该用现代化的制度,竞争党内党外民心,加强执政的民意基础。

  在经济动荡、经济增长提供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变弱时,执政党从各个层面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制度化改革,是国家度过经济危机,实现更长远发展的条件。具体的方面很多,比如执政党的宣传机构在既定职能之外还能成为党的公共事务和公众关系窗口机构等。在当前的特殊时期,这些工作如果能够着手规划和推进,都会是开启更长远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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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论公有制 人大教授:中国决不能私有化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9日在第七版“理论”专版推出本周话题:“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的文章《我国决不能搞私有化》,文章称,中国不搞私有化,应以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作用和绩效为前提,以搞好搞活公有制经济为前提,也就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文章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可分为私有制与公有制。私有制与公有制又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就私有制来说,经历了奴隶制私有制、封建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三大类型。此外,还有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个体私有制。个体私有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只能从属于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不同的私有制类型在发展中又会选择不同的实现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就经历了由自有自营的业主制发展到合伙制、又发展到股份制、再发展到跨国公司制等过程。同样,公有制也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有原始氏族社会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具体类型或存在形式。同时,公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如国有国营、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

  马克思主义评价所有制的标准有两条,首先是生产力标准,其次是价值标准。奴隶制私有制取代原始氏族社会的公有制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它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封建主义私有制取代奴隶制私有制又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同样都是历史进步。但是,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两方面来判断,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出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对抗性矛盾,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剥削现象,出现阶级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的激化,表明原有社会经济制度的局限性,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和最后阶段。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及其经济与政治的诉求中,洞察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生产社会化与公有制的统一,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一种新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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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专家:民主还是中国的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撰文提出“中国式民主”,称不能从形式、概念上定义民主,应以客观事实来认识和回答中国的民主问题。文章称,中国政治核心受全民族委托,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带来的内耗,使国家整体利益超越各种利益群体的个别利益,实现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文章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承认。但谈到中国政治发展时,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由于中国不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制、多党制等民主形式,一些人还断定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经济成功总有政治上的原因。那么,中国经济社会成功发展的政治原因是什么?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涉及民主的标准问题。长久以来,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问题,关于民主有数不清的定义。在人们无法就民主的概念与定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观地观察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2005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里不是从形式上、概念上去定义民主,而是提出了一个衡量民主的客观标准。那么,就根据客观事实来认识和回答中国的民主问题。

 

责任编辑: 郑浩中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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