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我们这些放牛伢子，除了一条仅仅遮住下体的裤衩外，都光脚、赤膊。太阳把瘦瘦的我晒成非洲黑孩子，脚板踩在发烫的青石板路上，时间长了都失去了感觉。黄昏，太阳落山许久，牛们还不愿意归栏，死乞白脸地赖在小溪里、泥塘里，沉到水中后好些时候，牛才冒出头，鼻孔忽忽地往外喷水。人和牲口都很烦躁，只有晚饭后，我脱光衣服，躺倒门前浅浅的沟渠里，才觉得有一丝凉快和安宁。西边天地庵水库坝上的大马力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水，经过沟渠灌溉着一丘丘渴极了的禾苗。流动的水，是洁净的水，水渠中的我枕一块石头，头露在外面，水从脖子开始，顺着肚皮趟过，轻柔柔的，很是舒服，小鸡鸡处在十分自由放松的状态，在流水的抚摸下，悄悄地起了变化。仰看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看着我，耳边只有流水的声音以及蛙鸣，四野安静得很。偶尔有一声奇怪的呼唤，疑心在唤我，想起爷爷给我讲过的许多鬼故事，鬼勾小孩的魂，唤他的名字，如果一答应，魂儿马上就没了。于是无论怎样也不答应，哪怕真的有熟人喊我的名字。
山村的安静有一天被山外传来的恐慌打破了，听说北方很远的地方闹地震，死了很多人。我们那里的人只经历旱灾、水灾、山洪等等，没有谁见识过地震。于是这地震越传越可怕，好像就在你面前有一个魔鬼张开血盆大口。有老人说这是地底下的龙不安分了，龙一动身子山就倒下了，地开裂巨大的缝，房屋、牲畜、大人小孩，一下子就被这条龙吃了。我总觉得水库四周山里的大岩洞中间，藏着这样的龙，它要是生气了，就会吃人。
地震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连爸爸妈妈和大队书记都没去过那里，只有我二伯的三儿子运哥知道确切的位置，他刚刚复员回家不久。他在石家庄当兵，我从来没听说的地方。复员时回到家，我和一群孩子去围观，他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从一个黄帆布大包里，摸出冰糖，一人发两颗。回家后妈妈听说我和弟弟比别的孩子并没有得到优待，有些生气地说他当兵你爸爸给找了公社武装部长，不然哪去得成？也是两颗糖，真不知道好丑。后来有队上的人问他用的是什么枪，他憨实地说，部队几年，除了新兵连三个月摸过枪外，就一直在当炊事员，喂猪、做饭。去那么远的地方喂三年猪？有人说划不来，也有人说见见世面总是好事。不过对运哥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许多人家办喜事，找他去帮厨。
地震越来越说越玄乎，有人说天老爷要来收人了，也有人说干脆把猪宰了，好好地吃几餐肉，不然死了太不合算了。大队干部终于站出来了，开大会告诉社员们，地震并不可怕，而且地震的地方离我们很远。但不能麻痹大意，要学会预防。于是社员之间相互传授了许多地震的土知识：比如井水突然变浑了，畜牲晚上不安分等等，有些也是被填油加醋，弄得荒诞不经。
一天半夜，哨子尖利地吹，这是平时开工用的哨子，掌握在队长的手里。原来当队长的华阿叔，他家的母鸡半夜打鸣，他觉得是地震的前兆，把沉睡的村民全部唤醒。那夜爸爸在四里外的卫生院，哥哥在公社初中寄宿，听到哨声，姐姐自己爬起来了，我和弟弟被妈妈唤醒。我记得妈妈还沉稳地为兄弟俩穿上厚厚的衣服，后来她说听人讲地震后天会变得很冷，所以让我俩多穿衣服有备无患。
一家人从屋里出来，往东边的茅屋山走，听说地势高的地方安全一些，地震后龙口里喷出来的水淹不着。全村的人都往哪里聚集，大人喊小孩闹，乱成一团。我提着我家的煤油灯，走在前面。觉得后面真有个野兽来追我似的，跑得飞快，将妈妈、姐姐和弟弟抛在后面。当大家都坐在山腰的草坡上歇息时，我还不知疲倦地往山顶上冲，似乎只有山顶才安全。妈妈在后面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喊了好久才让我止住脚步。
当然是一场虚惊，天麻麻亮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埋怨队长的冒失，说白白地浪费了灯油，耽误了困眼闭（我家乡睡觉的说法），强烈要求队长歇工一天。
地震的恐慌刚过，又传来了一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死了。
那是一个的黄昏，天气还很热，西边是红红的火烧云。我们这些小孩还穿着小褂子、短裤在村口玩耍。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全叔叔回来了，穿一件红色的跨篮背心，挑一担水桶去村外的水井挑水，经过村口时，和村口臭椿树下纳凉的酉爷爷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
“你莫乱讲，这样的话能随便讲的！你想吃牢饭了？”酉爷爷一阵惊慌，说道。
“不是乱讲，乡里广播里广播了，我们老师也讲了。”
“毛主席真的去了吗？他去了，谁来管我们？”酉爷爷提出疑问。
“全老满，你肯定是乱讲，毛主席怎么能死的？他老人家是万岁，是长生不老的。”一位老奶奶死活不相信。
我们听说这话，也不敢相信。回去问妈妈。妈妈说：大概是真的，这样的话没人敢乱讲，除非他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
大队的大广播里面终于证实了，毛主席逝世了，最红最红的太阳落山了。在山村孩子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住在北京金銮殿的大救星，就是慈祥得像爷爷一样的毛爹爹，就是挂在堂屋正中间的那张像，下巴有一颗痣，村里的老人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好，是菩萨相。我们小孩最先认识的字就是生产队队部墙上用石灰写的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岁”，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我们村里一个地主婆，用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剪鞋样，被发现后，大队干部说她想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踩在脚底下。她被抓住游行，斗了个半死。
接下来，公社和大队都开始办丧事。大队的灵棚扎在小学校的操坪里，有大人从山上折下来的马尾松，有白花、黑幔和花圈，追悼会上有几个贫农代表声泪俱下地讲述毛主席的恩情，有一个老太太哭着哭着就晕过去了。
再接下来大队开始部署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放哨，对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严加看管。走亲戚基本停止了，如果因孩子降世确实需要外出的，必须凭大队部开具的路条。由于我爷爷所住的老屋走廊是交通要道，民兵在这里设卡盘问过路人。有一个挑担子的中年人被挡住，没有路条，不让他过，他讲自己的成分是贫农，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社员，叫什么名字，去哪里干什么。没人敢相信，先扣留，派一个后生跑到他所说的大队核实无误后，才开具已盘查的证明放行。
生产队保管员的二儿子，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叔叔，在每家堂屋门的上方，用白粉刷白，画一个长方形的黑框，框框里用墨写几个宋体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前些年我回老家，许多家门口这些字还在，也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
在那个要布票的年代，那一年黑纱的供应好像不受限制。根据家里的人口，除“四类分子”和没有上学的小孩外，其他人每人一个黑袖章，一朵白花。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所以不发给黑箍箍，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缠着妈妈要黑纱。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家里拿出黑布，给我们两人做了两个黑袖章，我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悲痛，只是觉得人家有我也得有，有了和上学孩子一样的待遇，便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那些日子有闹热可看。
上学的哥哥和姐姐回来后说，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最不习惯的是，每节课上课前，老师都要他们站立、低头，默哀三分钟，天天如此，厌烦了。妈妈告诫他们，此话只能在家里讲。
又是一个深夜，已是深秋，天气比夏夜凉多了。我们又被队长吹哨子吵醒，告诉有重要事情。妈妈起来点亮煤油灯，我也睡不着，非得跟着她出门看热闹。
这次不是闹地震这样的恐慌消息，而是一道大喜讯。队长带领几个人在我家屋后面，挨着生产队烤烟房空地上，敲锣打鼓，说是刚跟着大部干部，连夜从公社接来了宝像，让社员同志们请到家里，马上贴到墙上。
每家都是两张宝像，回家后在油灯下。一张宝像我认识，胖胖的头像，梳着大奔头，嘴下面有一颗痣，这是刚刚逝世的毛主席；另一张宝像，同样天庭饱满，同样双目炯炯，只是理了一个平头。看起来和毛主席长得差不多。
妈妈告诉我：这个人是华主席。
我问华主席是谁？
妈妈说毛主席死了，华主席来接脚的。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叫“接脚”？
妈妈有些恼怒地说：原来毛主席当家，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就让华主席当家，接着毛主席来管我们。
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似懂非懂。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和华主席，他们怎么能管我呢？又不像我妈那样能每天早晨拿着搅拌猪食的木棍，站在床前催我起来去放牛。
宝像回家不过夜，妈妈把堂屋正面原来贴祖宗神位的地方，用扫帚扫干净，熬一小锅稻米糊糊，恭恭敬敬把两张宝像贴上去。从此每天经过堂屋，就看到两个人眼睛盯着我，似乎在问我，今天做没做坏事？
过了些日子，哥哥和姐姐放学回家，高兴地说，这几天又不用上课了，去学校演戏，游行。那些日子，每逢大事，学校就停课参加政治宣传活动。
听上初中的哥哥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四个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简称王张江姚。什么叫粉碎？哥哥说用铁锤敲一个土坷垃，一敲就碎。什么叫“一举”？哥哥说就是举起拳头。华主席一个人伸出拳头，就把四个人打得粉碎，好厉害哟？那段时间，华主席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是什么领导人，而是武林高手。
有热闹看，我当然不会放过。在家我还埋怨那一年妈妈为什么不送我上学？本来秋季开学时我缠着她要去报名，后来小学里的老师说，五岁，太小了，再等一年。
哥哥已去公社的初中，姐姐还在小学校。小学校离我家两里地，姐姐哥哥们带弟弟妹妹上小学校，是当时很正常的场景。小学校刚修建后，哥哥在这里读了五年级，那时还没有课桌，一块木板用砖头架起来，每人从家里搬来小凳子，高高低低地坐在一起。
等到打倒四人帮时，学校已经有了统一制作的桌椅。我家山区多树木，大队又有好些木匠，就地取材没什么难的。老实说，直到我前些年做记者去西部某些省区采访时，看到一些乡村学校还不如我记忆中家乡的小学校。
学生们在操场上先是开会，然后呼口号，什么“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害人精，人民得翻身”之类。开完会就游行，游行打着红旗，绕七个生产队的居民点转一圈，一路上小学生呼口号，背毛主席语录，什么“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之类。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高年级学生，举着标语和画像，那画像是学校老师画的王、张、江、姚的头像，有的是大板牙，有的是秃头，有的像老巫婆。
我记得很清楚一幕，游行队伍到了一个村庄，一个老头指着江青的漫画像说：真是怪事，长得这样丑的女人，毛主席也不嫌弃，娶了做婆娘。给我我都不要。
游行庆祝完了以后，学校开始排戏。每个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帮，那些不听话的调皮捣蛋鬼，被老师说成是四人帮一类的人物，演戏时站到讲台前面，面对全体同学，分别饰演王、张、江、姚，弓着背，下面的学生装革命群众，控诉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打倒四人帮的戏演完后，学校老师排演《园丁之歌》，说的是一个后进生不听话，贪玩，后来在老师的教导下发奋学习的故事。这个戏有情节，难度比较大，非小学生能信任的，学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亲自涂抹油彩上场。大队书记的儿子，我叫斌叔叔的，刚代课半年，长着一张娃娃脸，他饰演那个不听话的刺头学生，拆了算盘珠子，做玩具火车的轮子，我的亲婶娘，嫁给我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好几年了，也是民办教师，演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师。
那两年，孩子们跳橡皮筋的歌谣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开门，一举打倒王洪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举打倒姚文元。”我当时疑惑非常，为什么捡到一分钱，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歌谣究竟是何人编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