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天下及其他…
听说中国现在大讲爱国主义，爱国为时尚风气，不讲中国如何伟大，中国人如何了不起不足于谈爱国。余蜇居德国十几年，怀乡之情不时涌起，被这爱国热情所感动，亦想投入这个爱国主义新浪潮。
然，感动归感动，深究起来，人家如今讲爱国主义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爱国必须爱政府，爱党。你虽然是黄皮肤，流着华夏人的血，但你既在狄夷之邦居住，你有资格谈论爱国主义吗？你只不过是我中华民族的败类。
想当年，那个将华夏文明定于一尊的孔老夫子，说仁、说克己、说复礼，还有礼义廉耻、诚心及天下都说了。就是没有说爱国主义，一点都不给我们现代中国人留面子，还告戒我们什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居然还做鲁国的“汉奸”，明明他是鲁国人，既不爱国，跑到其他国家去说三道四，提倡什么“克己复礼为仁”，搞出个天下文化来。这不是明摆着与我们现代爱国“愤青”过不去嘛？你是那家子“圣人”？根本就没有先见之明，早年你若发表一二篇爱国主义文章，就不会浪得虚名了，包你现在火红得不得了。文革时批你孔夫子是复辟狂，是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份子也怪不得我们了，你太不懂得“爱国”了嘛。
孔夫子何之不幸？他生不逢时，或说脑袋太过于僵化，为什么偏偏……？太不懂得与时俱进了。
那些后来的所谓鸿儒俊杰，包括那些曾子、子思、孟子、旬子什么的，大谈什么天下文化，就是不把爱国主义放在眼里，宋朝还有个范仲奄，提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副己人忧天的样子，真是气刹我了。你就不能谈谈爱我中国什么的，给我们后代留下点爱国主义遗产？
其实上，儒家文化是把“天下”放在首位的。《孟子》一书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大学》一书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君子的最高理想：“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魇”（《中庸。三重章》）。孔子虽为鲁国人，但其不仅不讲如何爱鲁国、爱乡爱党，还对此持批判的态度，他告戒人们乱邦不入，危邦不居，不要为无道的国君做事，要退隐其身；对乡愿，诉之为德之贼，对结党的人诉之为小人。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决不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传承五千年，其是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运作的。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而孔子说他“述而不作”，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个儒家文化可以肯定是从周文王创立的礼教文化而来。孔子继承、发扬光大了周朝时代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了解儒文化，当然得从《周易》入手。《周易》据说是周文王所作，表面上看它是一本算卜的书，但其《系辞传》（据说为孔子所作）既是讲人生对宇宙世界最一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讲的人生哲学观。儒家是如何看待这个宇宙世界的呢？以我的理解，儒家文化讲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天道”。《周易。系辞传》认为整个宇宙世界有一个天道存在，我们人类的生存，必须遵循天道而生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是不能违背天道而行的。《系辞传》认为，宇宙世界的形成从“乾元”开始（“大始乾元”），然后有“坤”，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形成一阴一阳，刚柔互相摩擦，形成八挂相荡，然后有风雨雷电交加，有四时运转，然后生出我们人类男女及万物，这个世界就这样形成了。故《系辞传》开章就说：“天尊地俾，乾坤定矣。俾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卜就是根据这个天道运转的规律而给人定凶吉的。所谓的“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系辞传上》）。故说儒家文化非常注重这个“天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可以说这个“天道”是我们人类来源的根本，没有它，就没有我们人类世界的一切。孔子说仁，孟子说君子深造之学问，及后来的《中庸》讲“率性之谓道”，说“诚”，又定出“亲亲杀”、“尊尊等”的人伦关系，都是根据《易》的天道而来。故后人说《易经》为群经之首是有道理的。所以儒家是讲“敬天、畏天”的天道文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语），人在做，天在看，中国民间说的“举头三尺有神灵”是也。
所以，儒家的天下文化，其实质上就是天道文化。即天道下的文化。其视天下苍生万物由天道而来，吾人对天下万物，特别是人类要有“恻隐之心”（孟子语），即孔子讲的仁义道德，仁人之心。故孔子讲“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诸求己”等自我修身哲学，都以“仁”为标准。儒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从自我修身做起，自我修为好了，才能以己达人，以己立人。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不好，别说治国平天下，敬养父母、妻女都有问题。故儒家讲的天下文化，最终还是落实到个人身上，即从自我做起。这个自我修为，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了党的事业，而是为了自己。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表明儒者是为了造就自我，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别人而活。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儒主张的就是“洁身自爱”。孟子亦说，“君子之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也。”（《孟子。离娄下》）“自得”是儒家的内核文化。这个“自得”，以得天道成圣为儒家最高理想。
至以这个爱国主义遗产，发源于何时？大概可以追溯到当年楚国的屈原，楚王不用他，感到怀才不遇，唱了很多热爱楚国的悲歌，他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祖师爷。不过屈原爱的楚国只是周王朝的一个小国，未免太狭隘了。以今爱国主义者来看，屈原不仅称不上爱国诗人的颔头，还有阻碍中国统一之嫌。到了明王朝末期后，那些明朝的遗老，声称不做亡国奴，要反清复明。到了清末，此议越演越烈，不过不是反清复明，而是西方列强，那个民国初的“五四运动”，不仅要打倒卖国贼，连孔家店也拔了（编按：1919年的五四运动本身只是一个“外抗强敌、内惩国贼”的自发学生爱国运动，“打倒孔家店”则是自1915年始的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内容。其间，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份子，因为它加进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后来又有心地将两者扯到一起，来作为苏共篡立中共的历史政治思想背景，再加上后来中共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才终于产生了这样的误解。）。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现代知识份子，把爱天下转变为爱国，实乃精神文化的悖落，也是对儒文化的莫大讽刺。
清人王夫之说，“亡国乃朝廷之更迭；亡天下乃礼教之消亡”。他还说，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则是士大夫的责任了。换句话来说，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个国家兴亡的责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兴亡就不同了，它关系到文化礼教能否传承的事，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这个责任，要由知识份子（士大夫）来担当。我虽不才，自认也读过两三本书，虽不敢自称为知识份子，但亦不会将自己贬为“匹夫”。我很不理解，国内一些自称为“知识份子”的人，那些官员士大夫们，口口声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乐此不疲，实是有违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导。他们不问天下兴亡之事，任凭礼教之消亡，打着匹夫的旗帜，高喊着爱国，中国将何在耳？况且以今当权者对国家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工具”来看，这个国家有何可爱之处？形而下之器而已，离形而上之道远矣。这个国有儒文化的存在吗？有君临天下的气度吗？清末学者王国维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杀，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见中国天下之亡也久矣！
在国外，我时常看到不少一些匪夷所思的爱国主义事例：在香港97回归前几天，一帮在英国居住的香港人对着凤凰卫视说，“香港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回去参加庆祝，香港被英国霸占一百多年，今天终于回归祖国，我们太高兴了。”天呀，这是什么爱国主义？这个事我能做，他能做，就是你不能做。为什么？你那么爱国，何不搬回香港住，还赖在人家英国干嘛？而且还要庆祝这块土地离开这个国家呢。这就如吃人家、拿人家、还要掴人家一巴掌，这是我们儒家的“三纲五常”中能找到的伦理吗？于常伦不符呀。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两帮爱国和反爱国华人，在街头游行冲突打起来，这些“爱国英雄”和汉奸卖国贼，都到国外来表演了。实际上，你英雄，回国去效劳吧；他卖国，他在国外，能把中国卖了吗？一切都如唐·诘呵德战风车一样荒唐。最近还听说国内拒买日本货，还火烧日本汽车。这种爱国行为，真能打倒日本鬼子了吗？阿拉伯中东某些国家的蒙面人，拿着自动步枪在街上朝天乱放，烧掉美国国旗，跺了几脚，这样就打倒美帝国主义了。我们别笑人家，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爱国、爱乡并非坏事。但上升到一个图腾，一个政治图腾，人活得真够累了。你不能活得自在点，轻松点吗？据说有一个中国旅游团在瑞士一家酒店住，店的服务员为了好安排，问导游明天几点用早餐，导游应承8点，第二天该团有些人起得早，不到8点就要进餐厅，服务员不让进。那些爱国志士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歧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给那些黄毛白脸人进去，就是不给我们中国人进？打，一拳就过去……
说实在的，如今的爱国主义者真不敢恭维，除了讲我拳头硬了，钱多了，还有什么呢？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假话连篇，道德败坏。孔孟讲的天下之礼教还残存多少呢？一个让人崇敬、钦服的大国，不是说我有几条大炮，有几个钱就可以称为强国的。我们自称是孔孟的后代，既已丢失了“礼、义、廉、耻”的精神文明，代之而起的，只是那个龙腾式的爱国主义了。儒家文化是不讲爱国主义的，治国也只是儒家做人的一环。《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要在修好自身，养活家人的情况下才能讲治国，而治国，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儒家来讲，平天下才是君子的抱负。
想当年民国有一个叫蒋介石的人，为了搞独裁极权，将国民党和国家捆梆在一起，党国不分，爱党即爱国。但国越治越烂，最后败退到台湾岛。其不闭门思过，还搞 “白色恐怖”，将《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寇上“共匪”的冒子抓起来，把爱党爱国运动推向新高潮。殷海光教授忍无可忍，站出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官方据以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国家利益”，“基本国策”，“非常时期”，“紧急事态”，“非国即共”。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沈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政府”，而“政府即国家”，不幸之至（编按：历史不能似是而非……。中国现代历史之澄清的艰难，特别是“还原蒋介石”之艰难，对学养如此深厚的学者尚且如此，由此便可见一般了。）。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一个国家以内，只可有一个政党的说法，是现在独裁极权统治的说法，在现代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以内，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几个政党，但是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政府。所以，除非我们承认独裁极权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政府便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台湾民主运动40年《李筱峰著，自立晚报出版，58页）殷海光教授乃大名鼎鼎李敖（编按：请参见辛灏年墨尔本即席答问：“五胎说李敖”）的老师，其说“国家是永久的”不敢苟同外，其言可说是一针见血，此仅供爱国专业户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