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在线
导言：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国际噪音还没有完全消失，有关"中国危机论"又开始蔓延起来。伴随宏观调控策略的调整和加强，海内外关于中国今后一二十年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较剧烈的危机的言论正在引起高层关注。前不久，北京大学硏究机构，就２０１０年前中国可能面临的危机问题，组织海内外上百家机构和著名专家，进行了规模的多控性调查分析。现将此次调查分析形成的专题报吿，摘要编发如下。
一、关于此次活动说明：
１．方法。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眞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２０１０年前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２．参与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９８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敎授、硏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硏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硏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硏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例如，２００２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敎授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ｓｋｉ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硏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新硏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２０１０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硏究和讨论。
３．参与专家。境内专家８１位，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１７位。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硏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硏究和敎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硏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硏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硏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硏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硏究院、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硏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硏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靑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硏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硏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硏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４５位，环境领域４位，社会领域１６位，国际关系领域６位，卫生领域２位，公共政策领域６位，其它领域１７位。
４．提醒注意。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硏究中的一种尝试，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特别是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因此，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必定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２０１０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２０１０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２０１０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２０１０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５．此次硏究的目标因素：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敎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２０１０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形势图，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２０１０年前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６．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由于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最多，占专家人数２６．３９％，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
７．专家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危机意味着动荡，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于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８．危机和冲击意味着遭受损害。"虽然我国有特殊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问题积累的严重，不可低估。浮夸、浮躁以及不眞实越来越多"。"环境污染意味着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敎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敎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偏差，过于注重高等敎育，而轻视基础敎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敎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连旱连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ＧＤＰ达到７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于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７０００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
９．危机意味着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信心危机意味着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危机"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它危机"。"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危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着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１０．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对抗。"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指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受差距过大影响导致政局不稳"。
１１．危机意味着无力抵御风险。"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値。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１２．危机意味着冲突。"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的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治理危机处理不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对于社会危机的低估导致政府忽视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二、中国２０１０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及发生的领域
１３．对于中国在２０１０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７７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５１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２６位认为不会，分别占６６．２３％和３３．７７％，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１４．专家们认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１５．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虽然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値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将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敎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敎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１６．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硏究，ＳＡＲＳ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２０００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吿都提出了未来１０年到１５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１７．专家们列举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危机”（占总数的２１．２５％），“金融危机” （占总数的１８．７５％），“经济危机”（占总数的１２．５０％），“就业危机” （占总数的１０．００％）。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出现频次最多的是“经济危机” （占总数的１２．８２％）。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１２．１６％）。
１８．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４１．２５％），其次为经济领域（３５％），第三为政治领域（７．５％）。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领域产生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１９．根据调整数据综合分析，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２０１０年前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２０．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９０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ＧＤＰ以每年近１０％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７０—８０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１０年中影响中国每年ＧＤＰ增长的０．３－０．８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２００６年，中国将全面履行ＷＴＯ规则，入世后仅考虑３％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１０００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２００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数量在１．５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１．９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１０００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到２０１０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敎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２１．“‘三农’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但是，对于“三农”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７％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敎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事件。这些事件大多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２２．虽然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眞正意义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缺乏对资本运行的规范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８０％的总信贷资金，吸收７５％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３０％的工业总产値。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直接或变相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２５％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例应当控制在５％才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１９９７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０．３％，伴随每年股市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ＧＤＰ将降低０．５－１．０％”。
２３．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敎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２０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将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１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它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样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被社会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２４．生态与资源危机不容忽视，以石油为例，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在２０２０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近二年经历过的ＳＡＲＳ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値的１４％。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Ｍｉｃｈｅｌ Ｃ．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受美国太平洋政策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委托，领导的“未来中国硏究小组”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値３０００美元来说，它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２０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値得深入硏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种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２５．台湾危机问题。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的降低，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号，事实上它应当被看作为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在对台关系问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台独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台独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２００４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结果对于中国２０１０年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当选，陈水扁如果继续当选，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针，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能。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２６．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１９９７年与２０００年预测报吿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们１９９７年的预料，换句话说，２０００年的状况表明，１９９７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２７．“——中国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过去２０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１０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
２８．“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对ＷＴＯ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它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它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它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２９．未来眞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国内治理危机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这是课题组在调查涉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是一个自壩示恚??颐鞘褂玫挠镅圆煌??榻崞鹄词钦庋?恍┮蛩兀?颐墙?涔榻嵛?卫砦；?侍狻Ｕ飧鑫侍庑枰??懦x究，详细可见《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问题硏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它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値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造成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値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的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为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３０．除了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也是专家们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値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３１．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和兰德公司２００３年以来相继发表报吿，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提出警吿，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在１０年以前的处境相同。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１０００万人，可能会高达３０００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世界银行的报吿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靑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他们的敎育问题当作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人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由于艾滋病的扩散，南非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２０％－３０％，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七种情景分析，包括艾滋病成本的估计、艾滋病患者的生产效率估计、以及人均资本产出分析等等。最底线的估计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１０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１７０－２７０万人，由此造成的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每年的ＧＤＰ减少１．８－２．２％”。“对于未来的ＨＩＶ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ＨＩＶ感染者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者数量到２０１０年有可能达到１０００万”。与发生在２００３年春夏之交的ＳＡＲＳ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ＳＡＲＳ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３２．２０１０年前几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十几年内的发展趋势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判定。《２０１５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２０１５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治体系不变会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保持经济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３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ｏｌｆ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１０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它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它周边关系紧张等）。”事实上，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经历了这些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所以评估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需要确定：这些因素是否会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产生影响？为什么会产生影响？它们如何才会产生影响？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３４．未来十多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预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反，在第二种情景中，经济增长会加剧社会分化、混乱和冲突；第三种情景中，可能会激发社会冲突和动荡。这三种可能性的最终结论是：
——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严重受到影响，国家旣定的发展目标的预期实现将面临巨大困难。
——在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这是实现持续、全面和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
——国际因素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内矛盾的解决程度，解决国内矛盾是中国２０１０年前的关键。（对原文已作大量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