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君子”“解放”后的下场

“七君子”被捕

  说明： 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于1936年11月23日被国民党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图为中共外围组织“救国会”领袖在苏州狱中合影，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史良被押在女牢）。

同情中共被捕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国日益感到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斯大林遂改变了要求各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命令，转而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立即遵命，并在斯大林的亲自批准下，於莫斯科发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从未想到抗日这样一个救命圈”（张国焘语）的中共国内逃亡者们，在获悉了苏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组织发动一场“抗日救亡”运动。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遂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後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继续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没有镇压中共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更没有屠杀中共的学生和“群众”。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笼，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後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还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苏俄与中共的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虽然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甚至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竟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继续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实际上却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後来，国民政府虽在忍无可忍之下拘捕也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谓“七君子”，但不久便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释放了他们。这便是国民党反对派对中共运动上海文化界的“镇压”，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反击。此事若有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大陆，矗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将家破人亡。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全国50多个来自全中国的团体代表出席，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

当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而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孙中山的记念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

11月23日上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陆续被国民政府逮捕，由于7人都具有专业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多方营救
1937年国民党正式起诉“七君子”，并另外通缉在美国讲学的陶行知等7人，随后也在苏州开庭侦讯。当时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来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的宋庆龄甚至到苏州监狱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

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七君子于7月31日被保释出狱。

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七君子”被释放前在监狱里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解放后”“七君子”的下场

在民主人士当时极力奔走、营救下因为同情中共而入狱的“七君子”被国民政府释放了，但这七人在中共建立“新中国”之后，大多没有获得好下场。

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的邹韬奋：1944年7月24日死于上海。

民国31年10月，邹韬奋到苏北中共“解放区”参观考察。次年患癌症，秘密返沪治病。临死提出追认他为中共党员的请求。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工枪击身亡。

沈钧儒：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

王造时：被打为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狱中悲愤而死。

官至中共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粮食部部长的章乃器：1957年起被中共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曾经被打到体无完肤、奄奄一息。1975年被摘帽，1977年5月13日于北京医院悲惨死去。

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辞世，幸运逃过反右及文革。